（斯诺登揭发“棱镜”事件后，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块反监控的大型标语牌竖立在国会大厦前，以抗议美国政府的监控行为。图片来源：新华社）
一些人总是推崇西方媒体所宣扬的新闻自由观，认为西方媒体在新闻报道方面要“更公正，更客观，事实更准确”。事实上，尽管西方媒体长期以来都在鼓吹“新闻自由”，但在具体报道中却常常无视职业规范，摒弃社会责任，滥用“新闻自由”，损害广大受众权益。
西方的“新闻自由”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它们表面强调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但实际上它们却常常有意抛开客观报道原则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尤其是对中国的报道，它们向来戴着“有色眼镜”。比如，2008年4月，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时由于受到“藏独”分子的干扰而改变传递方式，部分西方传媒却强行加入自身的政治倾向对中国进行报道，如法国媒体报道说“圣火被迫熄灭”。2017年，荷兰新鹿特丹商报驻华记者盖诚澈（Oscar Garschagen）的中方助理张超群曾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题为“我炒了写假新闻的外媒记者”的文章，揭发其老板长期新闻造假，详细罗列其有违新闻职业操守的事实。再如，同是面对恐袭，西方媒体对巴黎事件表现出无比的人道主义关怀，齐声强烈谴责ISIS的反人道行径；而同样性质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昆明时，部分西方媒体报道时的声调就显得有些异样——CNN将“恐怖分子”一词加上了引号，体现了其典型的政治诱导做派。
西方媒体始终服从国家利益。一些西方国家“倡导”新闻自由，但在涉及国家利益时又常常对新闻报道实施管制。如，“9·11”事件后，美国媒体几乎是清一色、“一面倒”的“反恐”报道，“美国之音”仅仅因播出了4分钟采访拉登和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的节目，台长便被免职，政府还削减了其几百万美元的经费，以示惩罚。再如，在持续发酵的斯诺登事件中，因为美国官方定调斯诺登的“泄密”行为损害了“国家安全”，所以美国媒体的报道都显得很克制，使人们对西方新闻自由观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据美联社早前报道，美国政府在“反恐”“国家利益”“军事机密”的名目下，曾大肆采取秘密行动直接监控媒体和记者，几乎将干预压迫新闻自由的行径公开化、合法化。在欧洲也是如此。2008年，一位华人女记者因发表所谓“亲华言论”而被“德国之声”电台停职。
此外，西方新闻媒体被资本裹挟，滥用“新闻自由”的事件也屡屡发生。如，2011年7月4日，英国《卫报》头条报道，2002年3月一位名叫米莉·道勒的13岁女孩被绑架，《世界新闻报》曾雇佣私人侦探姆凯尔，在案发后入侵道勒的手机语音信箱，窃听留言，还在信箱已满的情况下删除了部分留言。这一做法让警方和家属以为女孩还活着，但道勒实际上已遭撕票，耽误了警方的搜救活动。《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暴露了西方国家一些新闻媒体已经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附庸，而不是西方所自我标榜的公众利益代言人，以牺牲他人自由为代价来体现自己所谓的“新闻自由”。
总之，西方国家在宣扬它们的新闻自由观时，极力采取“对内一套，对外一套”的两面做法。在向外输送新闻自由价值时强调绝对性，不容外国政府对新闻自由有些许控制；但对内管理时则寻求国家安全借口下的“相对合理主义”,大肆公然侵犯和践踏自己所标榜的新闻自由。因此，对于西方所标榜的“新闻自由”，我们在内心中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参见：《西方“新闻自由”：谁的自由？——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新闻造假的驻华外媒休想甩锅》等）
閱讀更多 參考活頁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