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爆發，舉國同仇敵愾。越是在國難當頭、風雨飄搖之時，越能看出堅守的可貴。抗戰八年戰火紛飛，中國旅行社不計成本、不圖盈利、為國為民、共渡難關，其事蹟足以載入史冊，輝照後人。
由於大戰爆發，旅遊業務已基本陷入停頓，而運輸成為國家的當務之急，一方面是人的輾轉，一方面是物的流動。中國旅行社在這一領域恰有自身優勢和經營特長，無論是國寶南運、承運貨物，還是輸送民眾、營救精英，中國旅行社都一馬當先、義不容辭，體現出對國家、對民眾的拳拳赤子之心。
“歲寒知松柏，患難見真情；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國寶南運
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已成日本囊中之物，而敵人覬覦華北之心，路人皆知。故宮文物危如累卵，為防止國之重器落入敵手，國民政府制定了文物南遷計劃。
於是，這些國之重器走出深宮，被篩選、打包、裝箱，分批次運走。1933年2月5日晚，逾萬箱文物從神武門出發，由幾十輛板車輪流運往火車站，開始顛沛流離之旅。軍隊全程護送，沿途軍警林立，誰也沒有想到，這批寶物從此會在外流離近十六年。
待運送的國寶
1933年2月至5月間，先後共有5批文物南遷，包括近9000幅書畫作品，2.7萬餘件瓷器，以及《四庫全書》和各種善本刻本。它們先是被運到上海，隨後於1936年運抵南京搶建的文物庫房。不料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文物再次分3批西遷。
中國旅行社曾受南京政府委託，承接國寶秘密南運事宜。數萬公里的國寶南遷路，走得極不平靜。戰火紛飛、時局紛亂，面對日機轟炸、土匪攔截、山高水急、大火蔓延，國寶竟然屢屢化險為夷，沒有丟失被毀，這背後也有中旅社同仁的一份力量。
在國寶南運過程中，中國旅行社相關人員調配車船、保障鐵路水路暢通，冒著生命危險參與承運押送工作。他們並沒有留下自己的名字，然而英雄無名，那些免於戰火劫掠的文物，一直在訴說著他們的歷史功績。
兵工廠轉移
1937年春，抗戰還未全面爆發，中國旅行社已經與南京政府兵工署訂立了合同，承運與國防有關的兵工器材。在西安事變後，南京政府開始進行一些抵禦外敵的準備工作。而將如此重要的貨運業務交給中旅社，也可看出中旅社當時已經信譽卓著，贏得了全社會的信任。
南京金陵兵工廠為中國四大兵工廠之一，聲名遠揚。抗日戰火初起，金陵兵工廠即遭敵機轟炸，廠房被毀。1937年11月16日，隨著戰局變化，金陵兵工廠接到西遷命令，機器設備拆卸完畢，全廠物資緊急裝箱，多路齊發，分頭西運。由於時間緊迫，工人家屬不及隨行，這不免影響到內遷工人的情緒和生活。為解決這個問題，中國旅行社上海分社受有關部門秘託，將工人家屬秘密送往後方。
於是，上海分社派人到南京一帶，將幾百名家屬分批送往上海，並將其安置在上海分社四樓的空房間。白天家屬們不準出房門，膳食全部由旅行社派人送去。入夜，旅行社的招待員們三三兩兩率領他們登上開往越南海防的輪船。船票和護照事先都由中國旅行社準備妥當，上船後發給他們。到達越南海防後，家屬們再坐火車北上。此事十分機密，即使本社職工，如果不是直接相關人員也未必知曉。大戰之中，漢奸日諜環伺，環境險惡，不容有失。
金陵兵工廠的順利西遷，意義重大，也是抗戰時期民族工業西遷大潮中的一個縮影。正是由於工業實力得以保存，才確保了後方的穩固，也是抗日戰爭得以堅持下去並最終取勝的基礎。
赤膽忠心
隨著淪陷區面積的不斷擴大，中國旅行社原有的那些分支社所陸續收縮。在那些風雨飄搖的日子裡，留下看守的中旅社員工們也留下了許多感人的事蹟。
自七七事變之後，北方不甘做亡國奴的民眾，紛紛取道天津，坐船南下。他們一般都是先在中國旅行社北平分社訂購外輪船票，然後前往天津登輪。當時日軍尚未明令禁止，中旅社便以此為南下人士服務。到了1939年8月8日，日本憲兵隊忽傳旅行社經理李墨林、襄理蔡維堯到司令部，要求交出購買過船票的旅客名單。負責此事的蔡維堯拒絕交出，表示名單已經陸續寄給輪船公司，面對暴力與威逼，始終沒有改口。最後，敵人要求發現有旅客購買南下船票立即向憲兵隊報告，蔡維堯假裝答應，始獲釋放。獲釋後，旅行社馬上派人前往天津，請輪船公司停止委託中國旅行社北平分社代理售票。此事得以解決，北平分社也由此“壽終正寢”。
隨著日軍開進上海租界，中國旅行社上海分社也停止營業，原址租給一家銀行，但仍留有少數人員看守倉庫。他們忠於職守，使旅客寄存的行李在上海淪陷期間始終未受損失。著名學者盛成曾在戰爭開始時寄存過幾件行李，十年之後，他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委託中旅社查詢，結果行李完璧歸趙、一件未少，令他讚不絕口。
《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
抗戰前中旅社創辦的南京首都飯店堪稱業界標杆，南京淪陷後飯店由經理劉懷德等五人看守。為安全起見，他們都參加了歐美僑民組織的國際救濟會，劉懷德任該會的組長。因為替英國記者田伯烈秘密保存他寫的《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原稿，劉懷德被混入救濟會的敗類告密，遭到逮捕。幸得救濟會的外籍主持人士力保，始免於難。他出獄不久，就離開南京前往大後方。後來田伯烈的著作得以出版，並翻譯成中文，引起轟動，書後所列協助過他的人中，就有劉懷德的名字。
星光閃耀大後方
抗戰期間，中國旅行社在淪陷區的分支機構不斷收縮，而在大後方西南各省，作為中旅社標誌的五角星，傳遍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
位於西安、蘭州間和寶雞、成都間的公路，是西北公路運輸管理局管轄下的兩條大動脈。抗戰開始後，蘇聯援華物資不斷通過新疆運入甘陝，公路上出現前所未有的繁忙景象。在沿線建設食宿站，成為發展公路客貨運輸的當務之急。公路局把建設食宿站的責任交給中旅社，西北公路沿線貧瘠、條件艱苦，中旅社員工以苦為榮，堅守崗位，不斷奮鬥。後來，這項工作又由西南西北擴大到了川滇、滇緬，中國旅行社的足跡佈滿整個大後方，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服務網絡。
繁忙的西北交通線
著名作家茅盾曾這樣歌頌六盤山華家嶺招待所的職工，“凡是在西北公路上旅行過的人們，應該不忘記在高山荒野的華家嶺上，有這樣一群無名英雄直接與旅客服務，間接為抗戰效力，在四時如冬，在寂寞荒涼的環境中堅守著他們的崗位。”華家嶺招待所由中旅社在六盤山高處設立，那裡氣候多變、條件艱苦，但中旅社員工始終堅守崗位，服務大眾，“間接為抗戰效力”。
在公路沿線招待所，中旅社還加派了通曉外語的職員，一方面便於接待盟軍人士，一方面協助地方機關辦理涉外事宜。在陝西潼關和四川敘永兩次協助地方人員營救失事的盟國空軍，使他們安然返回基地，讓盟國友人對中國旅行社留下了深刻印象。
日軍席捲廣西的時候，難民雲集獨山。鐵路局、公路局委託辦的賓館、招待所和獨山中旅支社門庭若市。難民們經過多日流離，有的妻離子散，有的兩手空空，吃飯成了大問題。面對這種情況，中國旅行社挺身而出，開辦了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難民食堂。用廉價伙食解決了難民們的飢餓問題。而且設施周到，秩序井然，一直維持到獨山陷落為止。
營救文化精英
1941年12月8日，戰爭的烽火燒到香港。不到一個月，日軍佔領香港，滯留在港的愛國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面臨極大的風險。香港影院甚至打出幻燈字幕，點名要求文化名流到日本司令部所在地“會面”。看過電影《明月幾時有》的小夥伴們，相信對當年的情境有更直觀的感受。
中共中央、南方局對這些文化精英和愛國人士的處境極為關心。周恩來曾指示，不惜任何代價，將他們安全轉移到大後方。共產黨領導下的東江抗日遊擊隊臨危受命，其中包括由香港子弟組成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
當時抗日遊擊隊開闢了多條線路，主要的有兩條，一為西線，一為東線。就東線而言，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旅行社已先在廣州灣設立分社，並加強玉林支社和撥款設立玉林招待所。每天，一艘名叫白銀丸的輪船從香港駛抵廣州灣的時候，中旅社的接待人員便會出現在乘客面前，為脫險的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以及其他同胞解決在廣州灣的食宿，和從廣州灣到玉林沿途的轎子挑夫。中旅社人員陪同旅客隊伍一起出發，直到玉林支社派人在玉林迎接為止。旅客們在中旅招待所休息數天，便可在玉林支社的協助下，前往柳州，再轉往各地。
由於廣州灣有日諜，知名人士滯留該地的時間越短越好。中旅社按照這種原則，辦事幹淨利索，備受讚譽。還有一些香港同胞和進步人士由東江一帶輾轉內進，到了設在韶關互勵社的中旅支社後，中旅社人員以家人般的熱情迎接遊子，並給予一切可能的協助。
部分文化人在香港合影
於是，在100多天中，800多名滯留香港的抗日文化名人、愛國民主人士以及家屬沿著這些線路，神奇地從香港這個孤島“消失”，沒有一人被捕，其中包括何香凝、柳亞子、茅盾、鄒韜奮、夏衍等等，每個名字都具有沉甸甸的分量。中國旅行社在這場文化精英大營救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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