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羅潔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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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京都大雨，夜裡仍然延綿不斷。天氣預報顯示，“100%豪降雨”。我住在左京區的大文字山腳下，一個傳統的木房子，背後是櫻花季時最爛漫的哲學之道。雨夜靜寂，日本鄰居一如既往的悄然無聲。
孩子們都睡了，我在沙發上寫郵件。突然，手機長時間地響起了刺耳的警鳴，從高音階直接切入，持續高亢，屏幕顯示“Emergency Alert 避難準備”。來不及細看，怕孩子被吵醒，手忙腳亂地按屏幕，想把警報消除。可是，它既不是短信息，也不是某個App的通知，不知道是從哪冒出來的怪東西。我亂按各種按鈕，終於消失了。後來，想再細看，都不知道它消失在哪裡。
我趕緊打開手機上的APP“Yahoo Japan 防災速報”，看到京都市發出了一連串的“避難指示發令”，覆蓋的地點暫時沒有我所在的區域。我走到窗前，聽著雨聲，覺得並不像暴雨，哲學之道的小河不至於洪水氾濫。當時，沒想到暴雨很可能導致山體滑坡。雨水連綿，溶化了漆黑的夜色，警報反覆響起，劃破寂靜。它讓人神經緊張，我就把手機調到靜音。
夜裡11：55分，警報又來了，屏幕又顯示“Emergency Alert ”，餘下文字只是日語，混雜著很多繁體中文。我能猜出大意。“避難準備，高齡者等避難開始發令（修正版）”，鴨川.高野川水位升高，23：55分，北區紫竹學區等地方準備避難，水害指定緊急避難場所是紫竹小學校等5所小學。我在上面找不到女兒所在的小學名稱，就認為暫時和我沒關係。我想繼續關注警報，又擔心把家人吵醒，就懷著僥倖的念頭，把手機關掉了。
次日清晨，醒來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打開手機，Line上面有未讀信息。這是日本的社交軟件，好友都是我在日本認識的新朋友。一位叫智子的日本媽媽在7點25分給我用英語留言，我們的女兒是同班同學。她很關切地問，是否理解在暴雨天氣時的學校規則？日本的自然災害頻發，對於非常時期，學校有一套上學規則。開學第一天，學校就把書面的文件發給每個家長。可是，看上去很複雜，我讀了幾次，還是記不住。7月5日傍晚，我女兒所在的日本學校找了一位會說中文的老師打電話給我，特意解釋，一般的雨天不會停課，如果政府發出警報，就要實施非常時期的規則。如果警報在早晨7點前解除，就要去上學；如果上午7點到11點之間解除，就要等到下午才恢復上課；如果11點之後才解除，就全天停課。我回復智子說，我大概能理解的。她說，“天氣預報雨量會增加，估計學校會停課了。希望大文字山不會發生滑坡，幾年前曾經掉落了很多土砂。我聽說他們採取了一些防止措施，但你應該小心。”讀完後，心裡陡然一驚。政府的警報全是日語，沒有英語，日語的漢字又不能準確地匹配中文。我趕緊問她，警報裡的“土砂災害”是不是指landslide？我應該怎麼做？
她解釋說，“是的， 土砂災害就是landslide。如果有官方的避難指示，就說明非常危險，要儘快離開家去安全的地方。目前，你和我所在的Sakyouku Jyouraku Gallup 還沒有指示避難勸告。” 那串日語，以及”避難指示”和“避難勸告”讓我很抓狂，就問她，能否用“漢字”給我寫出來。她問我，什麼叫“漢字”。我只好解釋說，“Chinese character. ” 她說，“很抱歉，手機沒有中文輸入法”。後來，她用日語發來“淨楽學區”。那明明就是中文漢字呀。她擔心我不能理解警報的內容，又善解人意地發來信息，“避難勸告—evacuation advisroy; 避難指示—official order to ecacuate”.
用漢字、日語和英語很費勁地反覆溝通後，我對眼前的災害終於有了清晰的概念。放下手機，走到門口院子裡，我用手機拍下不遠處的大文字山，陰雲灰濛，雨水仍然一串串地滴在眼前的綠葉上。一輛直升機飛得很低，正在我頭頂的上空盤旋，有節奏地發出噪音，讓我精神頓時進入“戰備狀態”。家裡只有我和1歲多的兒子和6歲的女兒。周圍靜悄悄的，巷子裡都關門閉戶，不知道日本鄰居們是已經去了避難所，還是在家裡看電視。
7月6日，京都暴雨，北白川小學的大門敞開，接收避難者
7月6日，京都市政府向所有在地的智能手機上頻頻發出避難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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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檢查避難物品，並且告訴女兒，我們很可能要去避難所了。6月18日清晨，京都經歷了5級地震。當天下午，我騎車去超市購置了兩個地震包，裡面有飲用水，巧克力棒，手電筒，充電寶，孩子們的衣服，紙尿褲，野外防水墊子，護照以及家裡全部的日元也全部放進去。
收拾好後，我抓緊時間洗澡。剛用手捧著水把臉弄溼，正擠著洗面奶，手機警報突然又高分貝地拉響。手機屏幕終於出現了“ 避難指示（緊急）発令 左京區淨楽學區”的字眼。我跳躍式地閱讀警報，越過不懂的片假名，最後梳理出來的信息是“土砂災害發生危險極高，淨楽學區，指定緊急避難場所，最頑強的建築物內避難。指定緊急避難場所，北白川小學校，修學院小學校”。離家最近的是北白川小學校。
我扔下洗面奶，大聲喊女兒“馬上出發，去避難所”。她在日本小學接受過地震避難的訓練，非常乾脆地停止了遊戲，穿上平時準備好的便鞋，披上雨衣，第一時間走到院子裡。我揹著地震包，看到嬰兒推車全是積水，就一隻手抱著兒子，一隻手撐著雨傘，快步前行。
走了十幾米，突然發現身上還是裙子，在避難所會不方便。趕緊衝回家換褲子。女兒很嚴肅地責備我，緊急避難，需要以最快的速度離開，不能花時間在衣服上。
走出小巷子，就是銀閣寺前的商業街，兩側的商鋪都開著門。遊客仍然在逛街，只是人數比平常少了。迎面而來，一家三口說著中文和我插肩而過。我扭頭問他們，是不是從中國來的，是否知道日本政府的緊急警報，這個區域面臨著山體滑坡的風險。那位婦女說，“知道，我也收到警報了。”她身邊的男人只是問我，“銀閣寺還開門嗎？”我隨便回覆了一句，就繼續往前走了。女兒問，“媽媽，他們還在這裡逛街呢？他們覺得不危險嗎？”我說，“每個人對危險的態度不一樣。你要相信自己的判斷，堅持自己的決定，就算身邊的人和你有不一樣的看法。”其實，我也擔心自己的行為特別傻。可是，身在外國，對這個國家應對災害的措施並不瞭解，選擇信任，應該是成本最低，風險最小的。
我撐著傘，拖兒帶女地走在雨裡，把兒子從左手換到右手，又從右手換到左手，都難以緩解手臂的痠痛。沿著哲學之道走到大馬路上，臨時的交通標誌顯示，因暴雨洪水，不完全通行。大概11點半，我走進一條巷子，是通往北白川小學的坡道。路邊是操場的圍欄，大門敞開著。看到敞開的大門，我心裡突然一陣感動，是一種被保護、被容納的喜悅。操場很寬敞，雨水在泥沙地裡形成縱橫交錯的小溪。在操場的最裡面有一排平房，是小學的體育館，那是政府指定的避難所。
日本的避難所，絕大部分都是學校的體育館。在地震，颱風，洪水等災害時期，被指定為避難所的小學和中學的大門都要向民眾敞開。在最危險的時候，學校是最安全的。這是我女兒在日本課堂學到的常識。
我把雨傘放在體育館門口的架子上，換上避難所提供的室內鞋。館內非常寬敞，木地板上已經整齊地鋪著泡沫綠色墊子，是單人床的尺寸，上面有摺疊整齊的咖啡色毯子，每個墊子旁邊有一張長木凳。有大約10個家庭已經在墊子上休息了，在看書，看手機或者在凳子上用電腦。穿著橙色制服的工作人員在忙碌，衣服背後統一印著“北白川避難所運營本部”，看上去都是55歲以上的老人。我第一次接觸避難所，覺得很新鮮。孩子們迫不及待地要跑進去，我放下兒子，心情也是如釋重負。在中國，我沒有接受過災害避難訓練，所以，我想要和日本人呆在一起，他們有經驗。在門口的桌子上需要簽到，在表格上填了一家人的名字、居住地址和電話。桌上擺著瓶裝的礦泉水和大麥茶，可以自由領取。
我在第一排的墊子安頓下來，不確定避難的人會增加多少，就不敢佔用兩張墊子。旁邊是一位年輕的日本媽媽，帶著一對幼小的女兒。我以前就見過她幾次，在社區的兒童活動中。不過，她好像認不出來，或者就算認得出來，語言不通，也不會主動搭訕。她也帶了一個揹包，是各種孩子的用品。來避難的人，大多數是拖兒帶女的家庭，也有一對結伴前來的銀髮婦女。大孩子們在玩電腦遊戲，小孩子們就在不同的床墊之間來回跑。
大概12點鐘，避難所還沒供應食物。女兒靠在舞臺邊上，站在一群男孩子身後，看他們玩電腦遊戲，被迷住了。我想節省自己的精力，決定抱著兒子去超市買食物，讓女兒在避難所等。走之前，我問那位年輕的日本媽媽，是否需要給她們一家帶點午餐回來。她謝絕了。
走了十幾分鐘的路，找到日本最常見的24小時超市FRESCO。在便當區，全是油炸的天婦羅和牛肉土豆餅，都不是我愛吃的。避難的時候，我想讓自己和家人的心情都好一點。我繼續往前走，找到女兒最愛吃的類似吉野家的牛肉飯，打包了兩盒牛肉飯。又買了三個牛肉果，兩包零食，想到避難所的兩個老人，還多準備了一盒壽司。購置完畢，我花了幾百日元打車回去，其實是很短的路程，可是我實在覺得寸步難行了。
回到避難所，女兒已經在吃黑乎乎的甜甜圈了，說是免費領的，是旁邊的日本阿姨帶她去領的。因我曾主動示好，那位日本媽媽開始和我說話了，用不太流暢的英語和手勢，提醒我也去取免費的麵包。我鋪上帶來的防水墊，把牛肉飯打開，兩個孩子開始狼吞虎嚥了。我把壽司送給那兩位老人，她們謝絕了。我不熟悉日本的文化和習慣，不確定這麼做是否太唐突。不過出於善意的唐突，應該被原諒，我也就不再細想了。
避難所的工作人員
避難所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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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過後，避難的人數增加，孩子和老人也越來越多，30個床墊都坐滿了。工作人員開始搬運更多的新的墊子和毯子進來，放在門口備用，把垃圾分類的袋子掛在桌子旁邊。一個70多歲的婦女，穿著橙色制服，負責避難所的衛生工作。她個子不高，臉部瘦削，滿頭銀髮，站在廁所門口，提示每個從廁所出來的人要用消毒水噴手。
下午兩點多，大人和小孩都進入了倦怠和無聊的狀態。北白川兒童館的工作人員搬來兩箱漫畫書。日本的小學通常都對應著一個兒童館，孩子放學之後，就去兒童館寫作業或者玩耍，兩者距離很近。北白川兒童館和小學是相鄰的，就在操場的邊上。
避難所的工作人員也拿來兩箱玩具，一箱是樂高，另一箱是摺紙和畫紙畫筆。這些東西都擺在體育館盡頭的舞臺上。一位60多歲的工作人員從舞臺下面找出日本的木劍，和男孩子們玩。一下子，所有的孩子都被吸引到舞臺上了，在上面蹦蹦跳跳的。大人們聚在一起聊天，那是結伴而來的家庭之間，陌生人之間，始終是沒有交談的。一個3歲多的小女生帶著她的小夥伴來到我的墊子上，用很可愛的童聲對我說日語。我聽語氣是她在提問，但是不會用日語回答她們。她的媽媽緊張地走過來，低頭彎腰地對我道歉，大概是說打擾了，孩子不應該越界。我說無所謂，很歡迎她和我的兒子玩。小女孩抱著一隻像鸚鵡學舌一樣的毛絨熊貓，告訴我，那叫“PANDA 桑”。 她很友好，開始牽著我兒子的手，在體育館裡面跑來跑去。寂寞無聊的氣氛，因為孩子的童真，稍微有了點生氣。
到了下午三點多，大人們已經陷入了疲憊，警報一來，大部分人的手機都同時長鳴，大家的精神好像會清醒一點。幾個年輕人在打牌，其他的年輕人在讀書，看手機，有些戴著眼罩和口罩的中年人準備睡覺。那個管衛生的老奶奶很緊張地跑到舞臺邊上， 用日語對孩子說了一些話。然後，她又跑到“PANDA桑”的小女孩旁邊，對她的媽媽說了一大串的話。我擔心會有什麼緊急的通知，就走過去用英語問那個媽媽，老奶奶說啥了。她用英語回答說，是要孩子安靜，但是剩下的意思她沒辦法用英語繼續表達。我把手機的谷歌翻譯打開，請她對著說話，屏幕顯示，“They just can not help.”
孩子繼續在舞臺玩，跑上去，跑下來。每當樂高碎片散亂，總會有日本的媽媽在旁邊提醒孩子們收拾整齊。我太累了，很想在坐墊上躺一會，潛意識裡想依賴那些在舞臺邊上的日本父母。1歲多的兒子興奮過度，一直在舞臺上，不肯下來。有幾次，他走到舞臺邊沿，都會有旁邊的日本父母護著他。他們雖然不愛主動和陌生人搭訕，但是對於孩子，都體現了保護的道義。
時光繼續百無聊賴。旁邊來了兩個初中的女生，其中一個很高挑，穿著短褲T恤，像籃球運動員，另一個瘦小一點。她們坐在我旁邊的墊子上，勉強能說一兩句英語。我覺得有點奇怪，為什麼她們獨自來，沒和家人一起。高挑的女生說，班上有中國的孩子，所以她會說”謝謝，很可愛，我愛你”。她的父母在山腳下的家裡睡覺，她自己覺得不安，學校停課後就和朋友來了避難所。我和她們坐在一起，聊天打發無聊。她們領了免費的麵包吃，我拿出壽司招呼。她們接受了，很客氣地道謝。半個小時後，瘦小姑娘的電話響了，父母問她在哪裡，讓她儘快回家，不要再呆在避難所了。我和她們道別，記憶裡有了那兩個很青春的輪廓。
她們走了以後，避難所裡仍然安靜得沉悶，人和人之間都保持著距離，只有孩子們帶來的生機。我想把電腦充上電，趕緊工作。整個體院館，只有一個電源，工作人員準備了一個插板，可以提供幾個人同時充電。有個高高瘦瘦的日本男生一直蹲在電源旁邊給手機充電。電源旁邊，是一個立式風扇，為室內空氣流通做一點貢獻。我的兒子走過去，太好奇地想把手伸進去。等我跑步衝過去的時候，那個男生已經把他攔住了。我有點感激，用英語問他，是否需要移動WIFI。他很坦誠地說需要，我幫他輸入了賬號密碼。從那以後，我算是在避難所認識了一個新朋友。他說自己是大學生，在一個佛學院學日本佛教，名字叫“蓮”。我很無知地問他，是否可以結婚，是否可以吃肉。對我來說，愛和肉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兩件事。他回答”Yes”，我心裡對佛學學生的憐憫才少了些。
傍晚6點鐘的時候，一個工作人員跑過來對我狂說了一堆日語。我懵了，趕緊去找蓮翻譯，後來才弄明白避難所在6點半提供便當晚餐。事實上，晚餐在7點鐘才開始。我的位置右側有一箇中年婦女帶著四個男孩，她和妹妹兩家過來避難。她們的孩子都在10歲左右，戴著耳機在玩遊戲。那位婦女在木凳子上用電腦工作，可能發覺我是外國人，她很和善地過來用英語告訴我，一會兒去領免費晚飯，是要先保證對孩子的提供，然後成年人才能領剩下的便當。我排隊領了一份雞排飯，因為午餐還剩下一點牛肉飯。看到我們一家三口在分著一個便當，她走過來，提醒我可以去領更多的便當，如果需要的話。
晚上八點多，吃完晚飯後，部分人離開了。我旁邊的那位婦女特意過來說，她要回家洗澡，也會離開一會兒，如果我需要翻譯，可以找她妹妹幫忙。女兒也吵著說要回家洗澡，避難所只有廁所，沒有浴室。儘管體育館並不髒，可是在地板上呆了一天，還是很想用流動的水把身上那種停滯的感覺沖走。我不敢在家過夜，怕半夜山體滑坡，8點半回家，9點多又回來了避難所。
避難所裡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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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點半，工作人員把體育館裡面的一側燈都關掉。10點以後，另一側的燈也關了，大家在黑暗裡躺著。不知道為什麼日本的孩子都沒有哭鬧，而我兒子會突然驚醒，然後大哭。擔心吵醒其他人，我就抱著他，過了很久才敢放下。
這樣，我才終於享受到一天裡最放鬆的時光。我聯繫了在廣東番禺的閨蜜，約了和她通電話。我躡手躡腳地走到舞臺的背後，才發現布簾背後裡藏了好幾個人，有少年，有我看不清楚年齡的其他人。在深夜裡，我們成了心照不宣的新群體。大家都戴著耳機，沒發出一絲的噪音。我坐在舞臺背後的木板上，在電話裡向朋友傾訴心事。12點左右，突然聽到小孩的哭聲，馬上掛了電話衝出去，果然是我的兒子。我很緊張地安撫他，希望他趕緊停止哭鬧。
旁邊墊子的男主人正鼾聲雷動。他的墊子就在我旁邊，相隔40公分，如果我躺上去，感覺有點像和他睡在一起。這種體育館的避難所，是完全沒有隱私的空間。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美國和歐洲的難民，無法想象那種艱難和不堪。他的鼾聲很有節奏，每次呼吸都像在拉動手風琴。我一直坐著，抱著兒子，不敢睡。工作人員都沒有睡覺，安安靜靜地面向我們坐著。
過了一會兒，一個工作人員走過來，又用日語對我說了一堆話。我聽不懂，只是很客氣地用日語反覆回應“謝謝”。估計這樣的反應讓對方也很抓狂，又一個日本工作人員過來，他作出手勢，讓我跟著他走。我看了手錶，已經是凌晨1點多。他和另一人走出體育館，我抱著兒子跟著他們。他們上樓梯，我也上樓梯。他們打開一個會議室的門，幫我打開室內的窗口和走廊的窗口，讓空氣流通，然後把睡墊放在會議室的地板上，用手勢解釋，我可以睡在上面。
我把兒子放在睡墊上，打算下去把女兒接上來，跑步下樓梯，看到一個高大的男人正橫抱著我女兒走過來。女兒已經醒了，但是沒哭鬧。我有點吃驚。隨後，工作人員把我的電腦、揹包、毯子一口氣搬上二樓的會議室。我問女兒，為什麼願意讓一個陌生人抱上來。她說，“我是大孩子了，可以理解正在發生什麼事情。”
終於可以呆在獨立的空間裡，再也不用為兒子的哭鬧而擔驚受怕。凌晨兩點多，我和兩個孩子橫躺在一個90釐米寬的墊子上睡著了。早晨七點多，有工作人員跑上來，用他手機的翻譯軟件問我吃什麼早餐，樓下有面包。我也用翻譯軟件回覆他，我一會兒自己下樓，不勞煩他。5分鐘之後，他用一個塑料袋裝著兩瓶果汁和四個麵包上來。
7日早晨9點多，我帶著孩子下樓，重新回去體育館，孩子們已經開始玩了。中午，避難所仍然提供麵包，人們陸續離開了，只剩下三分之一。我很想弄明白這個避難所是如何運作的，於是列了一個英文的提綱，想採訪工作人員。我找到蓮，請他幫忙翻譯。結果，他的英語不足夠應付，我只能瞭解到那位工作人員是從事少年輔導工作的人員，退休返聘，自稱是“Professional volunteer.”
下午2點左右，只剩下我一家和蓮，每個人都自覺處理好垃圾，避難所幹淨整齊得像沒人來過似的。我問工作人員，如果此刻回家是否安全，畢竟淨楽學區的警報還沒有解除。那個人很認真地在紙上用鉛筆畫地圖，讓我把地址標註出來，然後用日語對我說“請放心。”這次我聽懂了，決定回家。
蓮還不想走，他在山腳下租的房子，房東說危險，不讓他回去。我把剩下的牛油果送給他，並且互留了電郵地址。我可能以後會寫信，有點好奇，以後他學了日本佛教以後，會有什麼樣的人生。
我走到操場時，一個日本家庭向我打招呼。那是一對父母和一個10歲左右的孩子。他們來看看避難所的生活條件，擔心如果大雨不停，也想來避難所。我們寒暄了幾句，他們問我在日本生活的體會。我說90%還是不錯的，10%的機會曾遇到對中國人不友好的日本人。那個男人說，每個社會都有很瘋狂的人，不過，希望我理解，日本人很靦腆拘謹，如果別人主動接近，他們也會表現出歡迎的熱情。
我揹著東西，懷抱著兒子，牽著女兒，在細雨裡離開，結束了一天一夜的避難生活。7月8日，京都市政府逐步解除了警報。7月13日，京都各大報紙的頭條寫著，“西日本豪雨，一週間，7000人避難，死者200，不明60人超。京都死者5人”。
人群離去後的避難所，十分乾淨整潔
7月13日的京都當地報紙
—— 完 ——
題圖：避難所的下午
本文圖片均由羅潔琪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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