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大基因董事長真的「反對打宮頸癌疫苗」嗎?

华大基因董事长真的“反对打宫颈癌疫苗”吗?

上週,華大基因董事長汪建“反對打宮頸癌疫苗”的言論,在網絡上引起眾怒,許多醫生在微博中反對他的觀點,科普作家方舟子更是怒懟:要害死人。

宮頸癌是目前唯一一個病因明確的癌症,約99%的宮頸癌是HPV感染所致,在全世界對HPV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幾乎已是公認情況下,這種“驚人”的言論的確讓人匪夷所思。儘管他是圍繞經濟賬在說,但一刀切的“反對”,難免對沒有醫學知識普通大眾,帶來安全性、有效性方面的極大誤導。

在中國,一直就存在疫苗有害論、無用論的說法,鼓動父母們不給孩子注射疫苗,甚至說“所有疫苗都不能打”。在公眾科學素養養不高、社會信任度缺失的大環境下,許多年輕父母真的因此而拒絕打疫苗,導致孩子暴露在無謂的風險中。

這樣的言論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毒藥,這正是醫生們集體懟對的主要原因。我也聯繫了魏麗惠教授和喬友林教授,瞭解他們對這件事的看法。

魏麗惠教授是四價宮頸癌疫苗中國上市前臨床註冊試驗總負責人、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婦科專家。

喬友林教授是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腫瘤研究所流行病研究室主任,也是四價宮頸癌疫苗中國上市前臨床註冊試驗臨床和實驗室終點指標評估的主要研究者(PI)。

兩位教授幾乎同時在上週五半夜12點左右給我回復。魏教授剛飛抵北京,在回家的車上,她這段時間一直奔走於全國各地CDC(疾控中心)巡講宮頸癌疫苗知識;喬教授則是剛飛抵鄂爾多斯,在前往杭錦旗的車上,他此行是督導該地區全婦女人群兩癌綜合防治的項目。

兩位教授同時告訴我,剛看到網上的言論時,他們也很驚訝。從與汪建平時的交流來看,他並不反對打HPV疫苗,為什麼面對媒體會有這樣的驚人之言?後來,汪建方面的工作人員向他們解釋說:

汪建的本意是“反對花高價去歐美、香港打疫苗”,無奈被媒體曲解誤讀為“反對打宮頸癌疫苗”。實際上,汪建是支持疫苗的,並希望可以實現國家計劃免疫。只是國內需要更低價的國產疫苗,如果考慮經濟成本因素,與去香港打4000多元的疫苗相比,定期篩查是性價比較高的方法。如果國產疫苗能夠上市,如果能實現國家計劃免疫或自費價格大眾可及,那是非常有效的宮頸癌預防方法。

喬友林教授特別提到,汪建董事長前些日子與自己見面時,表示希望能合作,將HPV篩查和疫苗結合起來形成合力,逐步全面預防和消除中國婦女的宮頸癌。

聽聞之後,我首先想到,會不會是專家之間礙於情面幫忙解圍?經歷了太多網上各種熱點事件的“反轉”、“洗地”,這一次難道也未能免俗?

於是,我將網上相關的三個版本視頻再次翻出來仔細看。這是汪建在接受騰訊財經頻道“財約你”欄目的採訪,節目一共49分鐘,其中涉及HPV疫苗的有3分41秒。

我前後連貫地還原了一下汪建說出“我反對”的語境,如下:

主持人:這讓我想起,還是我們剛才說的防患於未然,因為國外都有宮頸癌的疫苗,但是我們內地的引入非常慢,造成很多年輕的女孩子,她們到美國或者中國香港去注射這個疫苗,這是跟我們內地的這個……

汪 建:(打斷主持人的話)我反對。

主持人:你反對,為什麼?

汪建:疫苗4000塊錢,5年打一次,你做早期檢測,50塊錢,3年檢測一次。

雖然他說的“疫苗5年打一次”是錯誤的,但從這段對話的確可以看出,無論是他打斷前主持人表示“反對”,還是“4000塊錢”的疫苗,都是指的去香港打疫苗這件事。

變形發生在隨後的媒體傳播中。“財約你”在微博傳播中配發的文字,標題是這樣的【宮頸癌疫苗該不該打?你需要先算下這筆經濟賬】

@第一財經日報在轉發這一微博時,標題又變成了【宮頸癌疫苗該不該打?華大基因董事長汪建:堅決反對】

緊接著@財約你 又發了長微博,是這段視頻的文字實錄,標題為【預防宮頸癌用檢測還是疫苗?汪建的真實觀點在《財約你》訪談】,將打疫苗和檢測對立起來。

在傳播中的三次變形之後,再加上他“你錢多,沒事幹去打疫苗”、“普通老百姓去打疫苗,不如三年檢測一次”的說法,就形成了這樣一個局面——汪建作為基因公司的老闆,一邊“反對打宮頸癌疫苗”,一邊力捧自己公司的HPV基因檢測的“無底線”,因此引起眾怒。

還原一個觀點在傳播過程中的變形過程,很有意思。

網絡時代,面對某種違背常識的言論,大家往往是以眼球為導向,缺乏耐心去探究背後的真相。我的這篇文章,也許也會被認為是“洗地”,所幸我和華大基因素無來往,因此也就胸懷坦蕩,我只想表達兩點想法。

第一,生命科學領域,公眾人物在公眾層面表達觀點,需要十分謹慎而準確。

從汪建的視頻來看,儘管他的本意被媒體曲解,他並不是“反對打宮頸癌疫苗”,而是反對普通人付出較大的經濟代價去香港打疫苗。但由於他在這一問題上的表述並不完整,他沒有在疫苗框架內客觀地講述其他的“可及性”,而是話鋒一轉,直接表示“五年打一次疫苗不如三年做一次檢測”。這種不嚴謹和絕對化的表達方式,遇上非專業性媒體,自然極容易在傳播中出現片面和發生變形。

首先,“疫苗需要五年打一次”的說法顯然是錯誤的。事實上,根據目前HPV疫苗的產品說明書和宮頸癌預防指南中,都沒有建議五年接種一次。而美國國家疾控中心(CDC)官網上也明確顯示:【1】研究顯示疫苗保護效果是持久的。【2】目前追蹤研究時長為10年。【3】未有跡象顯示疫苗保護效力會隨著時間而減弱。

次,不建議普通家庭去香港打疫苗的觀點,魏麗惠和喬友林教授都是贊成的。他們理由是:從宮頸癌預防效果的角度,目前國內已經上市的二價疫苗、四價疫苗已經足夠。

全球有三種HPV疫苗,是二價、四價和九價。其中,在中國大陸已上市的是二價和四價,打九價苗需要去香港或其他國家。排除中標後可能在終端加價的因素,二價和四價接種三針總費用分別為1740元和2394元,在各城市的社區醫院及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自費接種。

二價、四價、九價的區別,在於預防HPV病毒亞型數量上。雖然HPV亞型有一百多種,但導致宮頸癌的高危型有十幾種,主要集中在疫苗限制的這幾種型。其中,二價是16、18型;四價是16、18、6、11型,後兩者是導致尖銳溼疣的亞型;九價則是在這四種型的基礎上又增加了5種亞型,能夠預防9種亞型。

在全球範圍內,約70%的宮頸癌由HPV16、18型兩種引起。喬友林教授的團隊,在2007年完成的流行病學調查顯示,16、18這兩種類型引起的宮頸癌在我國的比例更是高達約84.5%。

防住了這幾種亞型,就能預防大部分宮頸癌的發生,但是任何疫苗都不是百分之百,加之目前的HPV疫苗並未覆蓋全部的高危型病毒。因此,魏、喬兩位教授都特別強調,WHO明確規定,既使接種了疫苗,仍然要進行常規的宮頸癌篩查。

再次,打疫苗太貴,不如做檢測?

疫苗,是上帝送給人類的禮物,幫助人類消滅了一個又一個烈性傳染病。疫苗在很多國家被稱為是PopulationHealth(人口健康)的重要一環,它不僅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關乎全人類。

疫苗接種,作為一級預防手段,是消滅疾病公認最有效、性價比非常高的方法。與新藥相比,疫苗遲到帶來的損失更加嚴重,因為它不是對已患病的人進行治療,而是讓健康人群不患病。

喬友林教授常常用我國乙肝疫苗全國計劃免疫(免費接種)遲到20年的“慘痛教訓”,來警醒宮頸癌疫苗不應該重蹈覆轍。

喬友林教授表示:

從成本效益講,沒有性行為的年輕女孩打疫苗是毫無爭議的。在考慮經濟成本的前提下,如果只有一份錢,當然是給沒有性行為的年青女孩打疫苗;如果有兩份錢,可以給成年女性接種;如果有更充裕的錢,則可以給男性接種。

魏麗惠教授說:

對於疫苗是否可以用,首先是看有效性和安全性。十年來全球應用HPV疫苗已看到對於預防宮頸癌安全有效,所以被WHO認可,並建議有條件的國家應該引入應用。

價格的問題,隨著應用廣泛,是會逐漸降價的。上個世紀青黴素剛發現有抗菌作用時,價格比黃金還貴,乙肝疫苗也經過了這樣的階段。所以在引入宮頸癌疫苗時,必須研發中國自己製備的疫苗,才有望在中國實施國家免疫接種計劃。

如果說可以接種疫苗的人數只是少數,並沒有必要為少數可能患宮頸癌的人去推廣接種的話,同樣道理,那麼是否開展宮頸癌篩查也是僅對少數的宮頸癌患者有意義?

全球百年抗宮頸癌的歷史已表明,開展了宮頸癌篩查,已把這種人類完全可以預防的對女性健康威脅最嚴重的宮頸癌發病率降低;如果加上HPV疫苗的應用,真有望在更年輕的一代未來,大大減少宮頸癌的發生。

綜上所述,無論是公共衛生層面,還是個體層面,要降低宮頸癌的患病幾率,

疫苗和篩查作為疾病的一級和二級預防,都不應該是單選題,而是同等重要的多選題。

四價和二價的HPV疫苗在國外已分別於2006、2007年上市,國外已對所有與HPV病毒感染的疾病都開始關注了,包括外陰、陰道、肛周、口腔都有HPV病毒相關的疾病。疫苗使用後,他們已經看到了三個結果,一是高危型HPV感染下降,二是宮頸上皮高度瘤樣病變下降,三是尖銳溼疣下降。其中,對溼疣的預防是四價疫苗完成。這些觀察結果,2010年以後陸續都有文章發表。

儘管HPV疫苗在中國上市還是遲到了11年,但畢竟已經上市,2017年已開始接種。疫苗(一級預防)和篩查(二級預防),再加上對癌前病變和宮頸癌的治療(三級預防),構成宮頸癌綜合防治體系,疫苗是重要的一部分。

而對這個新事物,公眾還有一個逐漸接受的過程,而且疫苗的效果往往是滯後的,需要20年才能看出成效,這就更加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去呵護和增加社會的耐心和信心。

第二,作為公共媒體,準確傳播一個觀點是極為複雜而慎重的。

在手機閱讀時代,人們對信息的接收處理越來越缺乏耐心,常常看到一個標題、一句話,就先入為主,導致對內容的理解出現偏差。

做過傳統媒體編輯的人都知道,做標題,首先要求是準確,其實才是生動、吸引人。而如今網絡上、微博上“標題黨”盛行,吸引眼球成為第一需求,至於觀點是否被準確傳遞則顯得不那麼重要。

作為媒體,如何減少傳播過程中信息的丟失、歪曲,是一種責任。尤其是生命健康領域,資訊傳遞的科學性、準確性,更加需要嚴謹和謹慎,才能使信息對社會不造成傷害,這也是對能力和責任的更高要求。

生命無小事——在此與同行共勉。

(此文為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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