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的生屬於我，那麼我的死也屬於我

微信ID:sanlianshutong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一位22歲的青年因為車禍而全身癱瘓，只有一根手指能動，對他來說，身體已經成了靈魂的牢籠。於是，他靠這根手指與人溝通，強烈表達了希望安樂死的意願。2003年9月，他的母親幫助他實現了這個心願，同時，一位職責本是幫助傷殘人士恢復生存能力的醫生參與了這一行動。事件發生後，法國社會激起了巨大反響，由此爆發了在各個層面上的討論和爭議。參與實施這次安樂死的醫生肖索依博士記述了整個事件，同時表達了他的思考。

阿爾·帕西諾主演電影《死亡醫生》劇照

請輸入標題 bcdef

如果需要一位智慧的婦女讓一個人來到世上，那麼，還需要很多的載渡者、需要智慧的男男女女在這個世界上陪伴他，並幫助他很好地離開這個世界。

— 蒙田

請輸入標題 abcdefg

樊尚，威廉，希波克拉底

文 | [法]弗雷德裡克· 肖索依

譯 | 孟暉

聽來真是瘋狂到極點，在樊尚死去已經一年之後，調查還是沒有結案，我也不清楚自己將會被當成什麼對待：罪人?清白無辜?好醫生?殺人犯?自由?無期徒刑?

一方面，是那位警官和司法官員們，依據法律來對謀殺罪行加以預審；另一方面，是我的同行們以及醫師協會委員會，他們則以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名義支持我。我從來沒有忘記自己曾經宣誦那個誓言——任何醫生都永遠不會忘記：

值此被准予行醫之際，我保證並立誓，將忠實於榮譽與正直的法則。

我的首要關切將是恢復、保持並促進健康，包括其任何一個方面，無論是涉及生理與心理，還是涉及個人與社會；

我將尊敬一切人，尊敬他們的自主與意志，絕不因他們的身份與信仰而有所歧視。當他們的正直或尊嚴被削弱、處於危險之下或受到威脅的時候，我將為了保護他們而出手干預。即使在威脅之下，我也絕不將我的知識運用於違反人道法規之為。

對於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其理由與後果，我都將讓患者知情。我將永不辜負他們的信任，也絕不利用環境所賦予的權力而脅迫他人的意識。

我將為貧窮之人以及任何向我伸手求助的人提供救治。我將不會任由自己被渴望勝利以及追逐榮譽而驅使。

一旦被接納於人們的私密生活之中，所有吐露給我的秘密，我將決不洩露。一旦進入家宅的內部，我將對家庭隱私謹守敬意，而我的行為將不會與敗壞道德有涉。

我將為減緩痛苦而盡一切力量。我將不會不適當地延長瀕死期。我永遠都將不會故意地引發死亡。

為了履行我的使命，我將保持必要的獨立。我將不會從事任何超出我治療能力的行為。我將保持並完善這些能力，以便讓需要我提供的服務得到最好的保證。

對於處於逆境中的同行以及其家人，我也將提供幫助。

如果我忠於自己的誓言，願人們以及我的同行們給予我尊重；如果我未能守誓，則願他們貶損我與蔑視我。

雖然是問世於大約公元前400年，其內容卻一次次地被重新梳理，這裡所引述的版本乃是1996年經醫師協會委員會認可的一版。這一誓言，不僅僅是一個行會的古老傳說的最後遺產，醫生們將之保存了一個又一個世紀，作為認知的標記。至少，對我來說，要比這多得多。我曾發此誓。即使那時我作為一名成人還很年輕，但是，我確實是在全體同行面前做出了一個人的諾言。我已經接受了一個責任，而那代表著承諾護治我的同類，帶給他們幫助，以及把別人傳授給我的知識用於為他們服務。

我立下了一個誓約。一個誓約，這並非小事。

而我一直踐行無違。

死亡從來都不是由我們引發。而是事故，疾病，衰老。是命運；是生活。至於我們，我們接治那些生命岌岌可危的人，並保證運用我們所擁有的全部手段去恢復他的健康。

在公元前400年，希波克拉底是與宗教信仰和迷信做鬥爭的最初的科學家之一，以賦予西方世界這樣的觀念：醫生的首要之務，是掌握一位病人生命中的各種具體、清晰、可測量的因素，由此做到正確瞭解其健康狀況。那是一個充斥著宗教以及各種各樣的神併為之所支配的世界，置身其中，他卻有著這樣的信念：為了改善人的狀況而學習，深入，取得進步，發明，乃是人自己的事務。

我們是由那裡而來!二十五個世紀的探索，進步，失敗，摸索，前進……

也就是在七十年前，抗生素還不存在，人們始終不懂得如何制止敗血症。女性們死於生產。事故受害者和戰爭中的受傷者遭受壞疽的重創，在悲慘的狀況中被奪去他們的性命。瘋人們被捆綁在床上。接受了手術的人幾乎無法入睡，並很難醒來。

也就是在七十年前，樊尚駕駛汽車並撞入一輛卡車之下的情況，是很難出現的。不過，如果真有這種事情，那麼，他會立即死在公路上。如果是在三十年前，情況也是一樣，甚至在十五年前大概也是如此。

自希波克拉底以來人類所經歷的進步，最終卻將人類反超了。今天，我們移植心臟、血管以及肝臟；我們植入胚胎；我們能夠了解胎兒在子宮中的發育情況；我們在傷者身上“製造奇蹟”……進步推動死亡的邊界後移，而就在不過是幾十年前，本是死亡代替我們作為決定者。

BBC紀錄片《How to Die: Simon’s Choice》

時轉事移，法律就該隨之調適，一如它已然根據例如避孕技術的進步、基因研究的進步而做出調試，不過，這一調適同時還應以道德的衍進為依據。離婚已經不在被禁之列。自殺、同性戀也都不再被禁。當一位前法國總理的母親在92歲高齡自殺，因為她寧願自由地決定自己的命運，她也沒有受到社會的唾棄。同樣的，當一位女性決定墮胎的時候，也不再是可恥之舉。祖父母不再生活在兒輩或孫輩的家中，而沒人會為此震驚。女性有了投票權!而可憐的希波克拉底的古希臘語也不再被學習了!

所有這些事件看上去似乎彼此並不關聯。但並非如此。無論事大事小，它們組建了今天的世界，我們生活其中的世界，並且，我們自己也是據之組建起來的。這些事件中的每一件，在某個特定的時刻，都曾遭大事渲染，並被視為醜聞。但是，不管我們願意與否，這些事件中的每一件也最終都改變了我們思考與生活的方式。

這並不妨礙反墮胎者繼續不去墮胎；反同性戀者繼續堅執於異性戀；支持婚姻者不離婚；反自殺者繼續活下去……在這個範疇，法律首先應該是不做絲毫的強迫，除非涉及到對於每個人的自由的尊重，以及對於所有人的自尊的尊重。然後，法律要規定界限，而這些界限理當與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相協調。法律說：“不要不合理的堅執。”可是，堅執於無視樊尚、奧雷莉、艾爾溫以及其他那些人的生存狀態，恰恰就是不合理的。讓醫生在法律的這一空白麵前獨自應付，也是不合理的……

我再次見到瑪麗·安貝爾是在2004年1月。自從我在辦公室裡接待她，向她解釋，我不知道樊尚是否會死去，但向她保證，我們不會過度執著於救治，自從那一天之後，我就再沒見到過她。

在1月的這一天，我們在一起待了不短的時間。這是一個情感強烈的、親密的時刻，屬於她和我兩個人。在那以後，我又與她多次見面。我們彼此熟識起來。她時不時地來我家吃一次晚餐。我們的孩子都很喜歡她。

讓我們誠實到底吧，如果一個人身為醫生，或者身為醫生的孩子、兄弟、配偶、朋友，那麼，死亡的問題呈現給此人的方式，會完全不同於樊尚與瑪麗，即使其所引發的煎熬、焦慮、悲痛仍然會是一樣的……

如果處在樊尚位置的是我的兒子，瑪麗—克里斯蒂娜無需進行抗爭，像瑪麗不得不做的那樣。我的任何一個親人都永遠不會處身在這個年輕人的境遇中，成為軀體的囚犯，渴望擺脫卻找不到任何人來幫助他。樊尚和瑪麗不得不大聲呼求，直至演變成眾所皆知的悲劇，而他們所呼求的東西，任何醫生的孩子、丈夫或妻子都能夠得到，根本無需向共和國總統求助，也無需驚動全法國的媒體。

在法律要求提供臨終關懷之前，我的父親就已經受益於此了，因為我有專業技能、也有物質能力將之提供給他。

在我的身為醫生的朋友及同行當中，沒有任何人的雙親是在經受連年累月的瀕死期之後才離世，也不會死在一個沒有人肯就停止治療做個決斷的部門裡。

在我的身為醫生的朋友及同行當中，也沒有任何人困身在一種喪失生理能力的疾病中，嚴重程度足以使之終年臥床，沒有行動或交流的可能，就這樣耗上幾年的時間慢慢死掉。

如果有事故降臨到我頭上，我希望，他們中的任何一位都不要任由我困身在病床上，沒有行動或交流的可能。

所有的醫生都懂得，在沒有其他解決辦法的情況下，如何幫助人放棄生命。而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承擔起為他們的親人或為自己扮演這個角色，在私密的範圍裡、遠離法律的情況下。

那麼，其他人呢?那些不是醫生的人，他們怎麼辦?

自從法律賦予生存以臨終關懷之後，人們似乎願意承認，對於一個醫生來說，動用一切手段來減輕其病人終世時的痛苦，並不是犯罪行為。他也不再有“超出合理範圍”地執著救治的權利，不能拒絕考慮其病人的意願。這一點甚至通過我們的醫學倫理法典而得以申明。《希波克拉底誓言》裡寫道：

我將尊敬一切人，尊敬他們的自主與意志。

這就很具體地意味著，一位癌症患者可以拒不接受一種新的化學療法，而寧願決定放棄對癌症的抗爭，在配備齊全的化學止痛手段的幫助下，安靜地結束其生命。這也意味著，公共衛生機構應逐步地裝備、組織起來以提供這一止痛服務，對需要的人來說，該項服務往往需要長達幾星期，甚至幾個月。

這也意味著，應該為了獲益於生命而終結生命。

目前，法律只有一個悲劇性的答案——我們之外的其他人，“生命的希望”仍然存在的人，只有自己想法應付。尋找一個能夠提供巴比妥酸劑的瑞士組織；希望得到的藥量足夠大，以便快速有效地解決。還有人有辦法前往比利時、荷蘭去尋一死，那裡的法律准許在很特定的案例裡由醫療幫助下的死亡。趁著還有自殺的能力就自殺，省得冒那樣的風險，就是有朝一日心生此願、也做好心理準備了卻無法離去。或者向一位親人求助，雖說此人既不是合適的人選也沒那個專業能力，卻讓他來承受道德與心理上的壓力，做下冒險行為，並且最終面對一位“將對謀殺加以預審”的檢察官。也或者，徹底放棄對自己死亡時刻的選擇，讓疾病和痛楚去決定，有時甚至是無能為力地任由它們摧毀一切。

一些宗教人士和哲學家為如此的事實狀態進行辯護。他們相信瀕死過程具有贖罪的功能或者提供心理準備的功能，有時甚至還相信疼痛具有這些功能。對人想要徹底控制世界，包括控制死亡，他們持警惕的態度。他們認為，在這個事上，不該由我們做決定。他們有權利那樣想。但是，對於其他人來說，該做些什麼呢?

希波克拉底對此有非常清楚的回答：

真的想知道《人權宣言》對於一個公元前4世紀的希臘醫生來說會代表著什麼!不管如何，在兩千五百年之後，作為一名法國醫生的我沒有背叛他立的誓言。我尊重了樊尚的自主和意志。當他的正直與尊嚴受到威脅的時候，我保護了他。我響應了他的求助聲，並作出了對他最為有利的事。

我為減緩他的痛楚做了一切。我沒有故意引發他的死亡；我只是決定不再不適當地延長他的瀕死期，一如他以如此清楚的方式、以其所擁有的全部精力所要求的。

希波克拉底

我為樊尚所做的，不過是沿循著自從領導這個重症監護部門以來一向的做事規律。我讓人性的善意一面發出聲音。我搶救了他，然後花時間瞭解其檔案。我溫習了他的故事，傾聽他的親人們的話語，估量他的治療狀態，然後，我把我的醫療團隊召集到一起，以便集體做出決定。在他這一例情況當中，所有的人都做好了準備。在其他病人那裡，情況卻並不如此。只要並非所有的人——家人與醫療人員都包括在內——達成一致，那就什麼也不能做。死亡從來不是緊急的事，它永遠可以等待。毫無例外的，總會有那麼一刻，所有的人都做好了準備。

樊尚之死彷彿一個啟示。其所觸發的所有問題，都是在向著我們所有人發問。發問不僅僅是針對病人，守在他們病床旁邊的家人，治療他們的人員，或者守衛法律的警察們，而是一樣地針對每一個公民，即使死亡被從他面前隱藏起來，在他生存中的某個時刻，他終將不可避免地迎面注視死亡。

事件發生之後的那個夏天，我收到了接收20歲的威廉的申請。申請來自法國另一地區的一家軍事醫院。所有檔案文件都是打印在帶有軍隊部門箋頭的紙箋上。威廉也是出了事故，像奧雷莉一樣，所受之傷為C4。脊髓受到了最嚴重程度的斷損，此後絕對再沒有行動的希望，甚至無法自主呼吸。

我們在部門裡忙著準備迎接他，但是，一個電話打來，通知我們，威廉最終還是過世了。

幾天以後，依照禮數的規矩，我收到了軍界同行們的一份總結。在帶有紅、白、藍三色箋頭的紙箋上，白紙黑字地寫著，完全清楚自身情況的威廉，多次地反覆請求他的雙親和醫生們“讓他睡去”。

這位同行寫道，在與其家人磋商之後，又召集部門人員開了會，他決定接受這個年輕男子的請求。然後，這份總結明確記述，醫生著手停止積極治療，並伴以注射神經鎮靜藥物的措施。

威廉死去了，如願以償。樊尚也許在這件事上起了某種作用。只有隱居者才會沒有聽說過安貝爾案件。在所有的重症監護部門裡，它都曾經是被談論的議題。在很多家庭中同樣如此。

當威廉遭遇事故之時，極為可能的是，他周圍所有的人，無論家人還是醫護人員，都或多或少地知道樊尚的故事。他自己大概也知道——樊尚沒比他大幾歲，他不可能對這個年輕人的抗爭無動於衷。他應該像我們中的很多人一樣，曾經自問：“假如是我在他的位置……”

其他的都與我們無關，重要的是威廉的經歷，那些愛他的人的經歷，以及帶著尊敬與尊嚴救治他的人的經歷。很顯然，他們不再需要像瑪麗·安貝爾那樣，為了獲得顛覆活地獄的權利，為了主要相關者的決定得到尊重，不得不驚動整個法國。很顯然，醫生們已經有了自由與勇氣將之寫入總結，黑字落上白紙，而並不擔心因此而惹上麻煩。也是很顯然的，任何檢察官都不再有俯首關注這種檔案的念頭。

如果有人問我，需要哪些必要的條件才可以允許一項“終結行為”，我的答案很清楚：病人的利益，並且僅僅是他的利益，應該位於每一個決定的中心。做決定的永遠該是醫護團隊，這該是一個互補的團隊，其中每個人都被尊重，也感到被尊重；與病人家屬有著直接的聯繫；如果病人能夠自我表達，那麼與病人也要有著直接的聯繫；安排給每個人以必要的觀察時間，以便最終發表意見。另外，為了一切都清楚無誤，應該是團隊領頭人承擔最後的責任，並關照一切在沒有痛苦、在尊敬與尊嚴中進行。

我知道如何在自己的部門裡保障這些條件。但是，對於該通過何種方式在其他的地方也實現這些條件，我並無清晰的想法。不過，我認為，這一問題已是非常急迫地需要得到關注。

原因在於，在其他地方，事情並非總是如此地進行。已經發生了這樣的事，有一個醫療輔助團隊的人員明確地指責有些醫生連續地對病人施加安樂死。甚至有一些護士訴說，他們曾接到某個不在場的醫生的命令，要他們做死亡注射。人們談到“星期日晚上的大掃除”，以便在星期一上午騰空出一些病床；談到病人家屬被誤導，以便得到他們的同意……一個如此嚴峻的決定絕不能在一個風氣敗壞的部門裡做出。結果永遠會是非常可怕的……不管是哪一個醫療專業，只要行醫時不是滿懷著對病人的尊敬以及對他的尊嚴的關懷，那麼醫療這個行當就會變成對於人類來說很糟糕的東西……

至於我，我相信，尊敬病人並關懷其尊嚴，是無可爭辯的基點，對於我們為之激動的各種問題，其全部答案都必須植根於這個基點之上。不過，法律可以通過何種方式來保障每個醫護人員都以此態度來從事其職業，對此，我沒有任何主意。在醫學院，我沒有學到過任何與之有關的東西。是長期實踐與作為人的生活經歷改變了我，效果比任何正式培訓都好得多。

不管具體內容如何，制定一條相關法律的全部困難在於，每個案件都是特殊的，每個故事都是獨特的，但法律卻要把這些特殊的情勢加以普遍化。病人之間，病人家庭之間，醫務部門之間，都互不相同。不過，說到底，是所有那些由於機緣聚集在一起的人必須共同地做出一個決定。因此，我們所需要的並不一定是一條法律，不過，我肯定，確實需要那麼一兩樣東西……

首先，一個集體決定所體現出的意願被解釋成預謀，這是胡扯，也是殘忍。它暗示著，對醫生來說，躲在自己的角落裡獨自做出決定，不去徵求任何人的意見，相比於在光天化日之下藉助專業團隊的幫助，要更為安全!這也就等於為所有的失控行為打開了大門……

繼而，由於社會沒有預備任何機構設施以提供幫助，並且，從醫生、檢察官到共和國的總統，或者因為缺乏勇氣，或者因為缺乏手段，以致沒有一個人施加援手，於是，讓一個母親被逼得獨自去做出一個如瑪麗·安貝爾所作的決定，這真是太殘酷了。

最後，在一個自認已文明化的國家裡，即使一位病人的意願撞擊著我們的情感或信念，然而人們竟無力對之加以考慮與尊重，這也是不正常的。我們的病人及其親人中的大多數都是有責任感的成年人，至少該傾聽他們，理解他們。

《死亡醫生》劇照

我是個醫生，以儘可能的誠實完成自己的工作。我也是一個公民，而被其國家的司法系統指控為殺人犯。被動性安樂死，主動性安樂死，受助自殺……這是一場開放的爭論，而我也有自己的意見要說出來。讓人好奇的是，爭論中，那個製造出無限恐懼的字眼卻幾乎從來不在言辭中提到。然而，這一切恰恰是關涉到“死”啊!

讓我們談論它，為之作準備，與之正眼直視，放棄那樣的想法，以為這只是醫生們的事務，侷限在專業醫科的厚厚大門之內。一個人在其生理和心理兩方面都仍然完全健康的時候，恰恰應該思索其“生命終點”。

即使這不是個讓人開心的主題，但是，我們還是要趁仍然富有生命力的時候，與其他活人談論自己所希望的死。例如，可以擬定一份生命遺囑……

顯然，社會必須就相關諸問題制定法律，並且關注讓每一個人都根據自己的選擇，在尊嚴中死去。

也許，法律需要改變，並且是很急迫地需要改變，以便在法國能夠參照瑞士或比利時的處理方式，不再有其他的瑪麗和樊尚·安貝爾困身在糾結難解的孤獨裡，肖索依醫生們也不會再被指控為殺人犯。

非常肯定的是，必須要找到一種解決途徑，讓醫生們不必再被迫秘密地完成一些行為，簡直就像最壞的罪犯一樣。

在我的考慮當中，如果我的生屬於我，那麼我的死也屬於我。陪伴我們的雙親直到最後一天，直面我們親人的逝去，以及直面我們自己的終點，這一切都不可能是出於別人的施與。死亡，並非屬於醫生的事務，也非屬於司法者的事務，亦非屬於政府的事務。

死亡，首先是屬於每一個人的事務……

《我不是殺人犯》

[法]弗雷德裡克· 肖索依 著 孟暉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8-6

ISBN：9787108062826 定價：28.00元

—END—

「近期專題」

三聯書訊 | 2018年6月

荷花池畔竹涼床，一枕閒消夏日長

----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ID:sanlianshutong

長按二維碼即可訂閱

----

回覆好文，閱讀更多專題文章

回覆聽課，瞭解書店裡的大學公開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