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這種教育在我看來正是工具理性的教育，代表其實就是杜威先生的實用主義教育。
工具理性的教育特點就是：
其一，人類主體是“我思”的主體。這個自我意識是一切未經經驗實證的東西都可以懷疑的。這個主體容易導致對一切價值的質疑，權威的質疑。因而對傳統對所有價值宗教藝術的東西都持有懷疑否定的傾向。所以這種宣傳教育下的人，往往容易成為一種無根的個人主義者，往往只有消極的破壞，而無積極的建立，導致結果就是拆毀一切，衝破一切，所以這些人常常都是桀驁不馴的個人。所以我們常常批評西方道德淪喪，如性氾濫等等，雖然並非就是實情，但是至少反映這種教育的一個潛在的問題，就是並不容易將價值容納進來。這種教育並非就是錯誤的，但不是人類教育的全體。
人類還可以有一種實踐理性而來的教育，這種教育是可立可破的。實踐理性而來的主體就是道德主體，他本身要求人類可以排斥一切經驗的牽連，單單自己為自己立法，這裡同樣要求人類要剝落外在一切的影響，彰顯自我主體。但是這個主體同樣是一種感受絕對命令的主體，告知大家要戒慎恐懼，不要妄為的主體。這個主體同樣通過宗教，上帝。我曾說這是一種現象學的教育理念。既正面肯定人類的價值，超越的追尋（如存在），又認為人類被遮蔽住，要解蔽，所以要去除添加在我們絕對意識上面的種種東西。
這種教育同樣是宗教教育的本質，既肯定上帝的存在，又告知我們不要受塵世所有事物的影響，單單聆聽上帝的旨意。我們傳統的教育幾乎都是這種教育。這是信仰與懷疑的統一，是對聖人價值尊崇與懷疑的統一。所以這種教育的人往往都有高遠的理想，超拔的志氣又有謙卑的心靈。耶穌，佛陀，孔子都同樣有這種特質。
其二工具理性教育過分強調思辨理性歸納推演的作用，這裡夾雜科學的成功，從而加深人類的錯覺，認為價值，制度，人類發展的規律等等都可以通過我們工具理性完全的弄清楚明白。
因而我們最終堅信人類理性可以設計出最完美的制度，為了達到完美的社會，即便過程有惡，亦是正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裡已經反省很多。很多知識分子當時轉向共產主義亦是因為看到二次大戰西方出現的種種問題。這裡典型代表人物，羅伯斯庇爾，蘇聯古巴，柬埔寨，我們等等都曾發生過，就不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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