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了,上海的傳呼電話

再见了,上海的传呼电话

“儂好,這裡是xx弄,請問你找誰?”

“好的,稍等,我這就去叫……。”

這樣的畫面,這樣的場景,曾經如此熟悉的對白,如今,都已經走進了歷史。據上海電信公司工作人員介紹,在住宅電話的普及和移動通信的發展之下,上海的傳呼電話自21世紀以來開始漸漸退出市民的生活。公用電話在上海電信屬於負資產,計劃兩年內逐步完成有人值守公話的退網。

這就是說,到2020年,傳呼電話在上海將徹底消失了。

上海公用電話的出現

電話在上海並不稀奇。上海灘最早的一部電話,僅僅比貝爾1876年發明電話晚了6年:1882年,丹麥大北電報公司在上海外灘7號,開通了人工電話交換所,經營租界內的電話業務,這就是上海最早的市內電話。但在隨後的相當長時間裡,電話都是少數人的通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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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後,由於國力不足,技術跟不上,電話主要作為單位工作的辦公工具存在。1951年,上海僅有公用電話1512部,那時的公用電話,大多安裝在弄堂口的菸紙店裡,由買雜貨的老闆代為看管,不負責傳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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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上海開始試行傳呼公用電話,到1960年,全市的公用電話達到了3293部,遍佈於上海城區的每一個角落。公用電話間一般只有2、3個平方大小,電話間有好幾只電話,一般的配置是“打”和“接”對半開。電話打一次3分鐘4分洋鈿,傳呼一趟3分洋鈿,傳呼費可以分一半給個人,一半歸公用電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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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電話間裡,一般坐著兩個“老阿姨”,難板也有老爺叔。他們通常都是住在這條弄堂裡的,互相之間都熟得不得了,等於他可以曉得整條弄堂裡面三代、四代的人。所以,選擇電話傳呼員,也是一件極為慎重的事情。居委會一般都選擇善於和人打交道,又“拎得清”的人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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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了,上海的传呼电话再见了,上海的传呼电话

公用≠傳呼電話

上海人說的“公用電話”,其實是一個大的概念,有一部分公用電話,如設在一些店鋪櫃檯上的,可以付費撥打,但不做傳呼。如今在武進路一帶,還依稀能找到公用電話牌子的身影。

設在城市各個居民區的公用電話則是可以向每個家庭傳呼的。我們又稱之“傳呼電話”。這塊牌匾現在基本只有在上海電信博物館才能看到。

據資料記載:1952年,上海開始試行傳呼公用電話。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就是這本電話簿面世時,全市的公用電話達到了3000多部,幾乎遍佈上海城區的每一個角落。

電話亭裡的傳呼阿姨

不要看電話亭裡的老阿姨們好像文化層次不高,但是,她們都是“看山水”的高手:比如(當然這個例子伐大“恰當”咯),來電話說家裡人過世了,傳呼阿姨就會說,“XX來電話,叫儂到醫院去一趟,儂勿要急,XX病比較重一點,你去一下”——不是馬上告訴你一個很不高興的消息,而使你一下子很緊張,讓你有個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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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裡,電話來了,老阿姨們不會馬上就去喊,往往要等好幾張單子,才會走一趟。出去傳呼的老阿姨,一隻手拿了幾張電話單,一隻手拿著鐵皮喇叭(後來是電喇叭),一路上喊過去:“15號亭子間小張,22號客堂間老王,31號三層閣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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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是老式房子,鄰舍之間聽到有電話,會接龍傳呼,在灶披間一喊,亭子間轉到前樓,再到曬臺;鄰舍關係不大好的,就全當沒聽見。所以,公用電話也是考核人際關係的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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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用電話關係“搭得夠”的,電話可以勿用掛,直接接聽就可以了;但是,在付錢的時候,儂要“拎得清”,除了付傳呼費,還要把電話費付了,否則,以後的電話肯定是要掛斷的——電話掛斷,就要重新排隊,等到儂撥電話了,不是對方佔線,就是對方已經離開了,這個時候,儂雙腳跳也沒用,只能怪自己“拎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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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年代上海的傳呼電話

到了上世紀70年代,上海幾乎每一條弄堂口都出現了公用傳呼電話亭,這些神經末梢連通著全上海的市井街坊,造就了這座城市的神經脈絡,當時給人留聯繫方式,必留一個公用電話號碼。然而,因為上海的電信系統一直沿用解放前的技術設備,這些神經並不通暢,打個電話花半個小時是常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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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上海的傳呼電話

傳呼電話真正的黃金時代,是從改革開放以後開始的:做生意的多起來了,到外地出差辦事的多起來了,出國留洋的也多起來了,信息的交流,不再是依賴單位傳達,傳呼電話亭便如同雨後春筍、遍地開花,電話傳呼員的隊伍,也隨之壯大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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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80年代,僅僅在白天營業的公用電話傳呼站,已經不能滿足老百姓的需要,夜間應急電話應運而生。上海市政府把設立夜間應急電話,作為為民辦實事的重大工程。

麵筋弄電話亭:傳遞親情的賀阿婆

在黃浦區老城廂巡道街麵筋弄裡有個3平方米的小亭子,76歲的賀阿翠阿婆在這裡“叫電話”已30個年頭,她至今保留著當年木質的收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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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呼電話的“全盛時期”,從早上7點到晚上7點,12個小時幾乎沒有停過,賀阿婆也曾有一天傳呼100多個電話的記錄。

賀阿婆想起曾經的輝煌,臉上洋溢著自豪的笑容:“那時我年輕跑得勤快,最忙的時候剛回到電話亭還沒有2秒鐘休息,就立刻又去叫電話了,我嗓門大,不用喇叭也能直接讓6樓的人聽到我的喊話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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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阿婆搬下一塊塊木板,她堅持每天7點準時開門。“以前,從麵筋弄巡道街到中華路金壇路橋北,這一片近700多戶居民靠的都是這個傳呼電話。”

起初,每天有70-100個電話,4位傳呼員24小時輪流上班,逢年過節,連吃年夜飯的時間也沒有。“可不能小看這個亭子,救了好幾條人命呢!”賀阿婆說:“以前沒有電話,鄰里有人突然生病或者發生意外,都是靠這個電話第一時間叫來救護車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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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歲的王老太是獨居老人,記憶力衰退,唯一的親人是住在浦東79歲的妹妹。王老太家在“大馬路對面”,雖不是賀阿婆的傳呼電話範圍,但是這裡的常客。賀阿婆經常能看到王老太獨自一人站在的小巷口,期盼著家人來探望,賀阿婆便在電話亭門口擺了張椅子,讓老太太坐在等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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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年相識的時間裡,賀阿婆會假借“妹妹打來的傳呼電話”安慰王老太。比如:“妹妹打電話來,天冷啦,多穿點衣服”、“妹妹讓我傳話給你,多吃點素菜,吃點麥片補補鈣”......其實,大多的話,是賀阿婆自己編出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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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4年,麵筋弄仍有近10戶居民家沒有安裝電話,這也是傳呼亭堅持營業的原因之一。“只要有需要,我就一直在這裡叫電話。”賀阿婆質樸的言語中流露出對這份工作的感情。

網紅電話亭:八旬“傳呼員”見證浦東變遷

在傳呼電話淡出人們視野的同時,最近,上海浦東大道一小區門口的老式公用電話傳呼亭“不小心”走紅,成為勾起一代老上海人公共記憶的“網紅”。呂樹生便是這座公用電話傳呼亭的“傳呼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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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樹生(左一)

這座成為“網紅”的老式公用電話傳呼亭位於浦東大道2511弄弄堂口,最初建於1995年。而與之陪伴的呂樹生,今年已經87歲。23年來,他見證了這裡的變遷。

這處弄堂口穿堂風很大,不少老人搬出凳子坐在公用電話亭門口,聊著家常,公用電話亭內電話鈴響了,那是呂樹生的一個遠方親戚打來的。儘管家裡的電話早已經裝上,但呂樹生留給親戚的依然是公用電話亭的電話號碼,這麼多年來一直沒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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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呼亭內破舊的陳設

公用電話亭承載了他和他老伴半生的時光,“老伴在十多年前已經離開了,我也是那時候從她手裡接了班,繼續看護公用傳呼電話亭。”

1994年呂樹生一家從浦西搬遷到了浦東大道2511弄,當時這裡有居民200多戶,但家用電話還不普及,打電話要步行到1公里外的居委會,通信很不方便。1995年,居委會在小區門口搭建起一個小房間,4部公用電話機,3位專人值守傳呼,一張電話局頒發的公用電話承辦證,服務於社區內200多戶居民的公用傳呼電話亭就這麼開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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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樹生老伴是電話亭最早的管理員兼傳呼員,每天從早上7點一直忙活到晚上7點。傳呼員必須熟悉小區內5棟樓200多戶居民樓牌號碼的具體位置,接聽來電時,就按照“近接遠播”的規則進行傳呼,“住在前幾排居民的來電,不掛電話,等傳呼人員把居民喊來直接聽。住在後幾排居民的來電,掛掉電話,讓居民到了電話亭後再撥回去。這裡會專門放個小本子用來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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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役多年的電話機

呂樹生回憶說,節假日是最忙碌的時候,傳呼員要不停地在各家各戶和電話亭間來回奔走,連喝口水的時間都沒有,到了中午傳呼員回家吃飯,家人就來“替班”。呂樹生就曾是一名“臨時”傳呼員。

“那個時候,大家通電話的時間都不長。乾脆利落說上幾句就掛了,因為電話費不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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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上懸掛著的“上海市公用電話價目表”,詳細記錄了當時的話費標準:

市內通話0.5元/分鐘,國內長途電話1元/分鐘,講一通30分鐘的長途電話就得花上幾十元,是筆不小的開銷。

“最高峰那幾年,一個月一部電話的賬單是300元。四部電話總賬單就要超過千元。”傳呼員的收入則按“傳呼”次數來計算,傳呼一次3毛錢,基本每人每月收入能達到300元。

電話亭變“社區中心”

在呂樹生居住的這一帶,隨著安裝家用電話的居民越來越多,公用傳呼電話的生意逐步冷清下來,電話傳呼員從最早3個人變成了2個人。公用電話亭的功能也逐漸由“打電話”向“社區文化中心”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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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嘎三胡

呂樹生的老伴退休後來到公用電話亭發揮“餘熱”。做電話傳呼員,不僅要熟悉每戶人傢俱體位置,熱心的她對家家戶戶的“家事”也有一定了解,並主動幫忙,時間一長附近居民沒事就會聚集到公用傳呼電話亭,有人主動搬來沙發凳。

2

賣冷飲

夏天時,大家聚在一起“乘風涼”,吹著穿堂風,搖著扇子,拉家常,人多一熱鬧,本該在7點關門的電話亭常常要到8點以後人散了再打烊,“那個時候還沒有便利店,買個飲料不方便,我愛人就和居委商量,買了一臺冰櫃放在公用傳呼電話亭門口,居民納涼時,隨手就能買到綠豆棒冰、赤豆棒冰、鹽水棒冰……”呂樹生說,生意好的時候,一年下來收入也有上萬元。

3

量血壓

冬天,老人們就聚在一起曬太陽,呂樹生老伴還買了3部血壓計,免費給附近居民量血壓,“那個時候,除了社區居民,路過的路人都排著隊來量血壓。”

現在,儘管來打電話的人少了,但來往於電話傳呼亭的人卻從不曾因此減少,人們在這裡溝通情感,交流日常生活,這裡成了記錄傳統上海里弄文化的一道獨特風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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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機已從最初的4臺減少到了1臺,一個月的電話賬單不足50元。居委會曾建議呂樹生結束電話亭的運營,但他不願看著電話亭就此退出他們那一代人的生活,於是一個人堅持運營到今天。“有一次,我等了兩個多月,發現賬單沒有來,我生怕停機就主動去電信營業廳查,才知道拖了1個多月沒有繳費。從這以後,每個月不等賬單來,我直接去營業廳交。”

每天從早上8點到下午4點,老人都待在電話亭裡,為有急用的路人或者來滬打工的年輕人提供方便。“現在基本就是來上海打工的小青年給老家打電話,要麼就是社區老人出門時忘了帶手機,家裡煤氣灶忘了關,出門下雨了,給家裡打個電話,讓家人送把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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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電話亭的桌子上高高堆起一疊“角子”,除了一元,還有不少是一角,那都是撥打電話的人留下的。這裡至今保留著按規定收費的老傳統,相比較那些非正規公用電話運營者動輒1元、2元的收費,他們依然嚴格執行市內通話0.2元/分鐘標準收費。“這裡附近的不少老家在崇明、啟東的年輕人,他們回一趟老家路費幾十元,到電話亭來打個電話兩三元就夠了。”

傳呼電話功成身退

顛覆傳統傳呼亭的,是移動電話和住宅電話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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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3月10日,上海電信建成本市第一個大區制模擬公眾移動電話網;第二年四月,引進手持式移動電話機,俗稱“大哥大”。一隻“大哥大”一萬多,通訊費更是貴的嚇死人,因此,“大哥大”絕對是“貴族身份”的象徵。

1995年11月25日零時,上海電話網八位撥號工程割接一次成功,上海成為繼巴黎、東京、香港之後,世界上第四個,實現電話統一八位撥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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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住宅電話的增加,上海的傳呼電話亭減少了,1990年末全市的公用電話,只有3912處,電話傳呼站的生意,也日益冷清。電話傳呼員集體“下崗”,發生在本世紀初期,難以為繼的傳呼電話亭被逐漸拆除,2001年就拆除了1000多家,超過了總量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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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弄堂口的傳呼電話

如今勞苦功高的公用傳呼電話亭,終於帶著無數人的回憶功成身退,躲進了博物館。在它身後,留下了社會變遷的曲折軌跡,一個全新的時代正在展開畫卷——信息的傳遞不再昂貴、神秘,艱難,隨時隨地擁有信息,傳播信息,已是平常百姓的平常事。

(部分文字參考:IT時報 騰訊大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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