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遭遇兩起自殺式爆炸襲擊，一名襲擊者偽裝成攝影記者，衝進在現場採訪的媒體人群並引爆了炸彈，至少有8名記者遇難身亡，被稱為“全球媒體最悲傷的一天”。據保護記者委員會統計，從1992年至今，共有1303名記者在報道中喪生，其中，最具傳奇色彩且被廣泛報道的，是一位駐外女戰記——瑪麗·科爾文（Marie Catherine Colvin，1956-2012）。
偏愛蕾絲內衣的“眼罩女俠”
有人曾問科爾文的搭檔保爾·康羅伊（Paul Conroy）：“你喜歡跟瑪麗一起工作嗎？”他答道：“你在開玩笑嗎？她可是個傳奇啊！”
科爾文和搭檔保爾·康羅伊
什麼樣的女人活成了傳奇？若要給科爾文做註腳，關鍵詞可能如下圖所示：
鑄就女神光環的，首先是她毫無爭議的硬實力。憑藉豐富的戰地經驗和犀利的報道，她成為記者行業聲名赫赫的“老手”。1986到2012年的26年間，她的身影幾乎出現在地球上所有戰區，從東帝汶、利比亞、科索沃、伊朗、車臣到伊拉克，從菲律賓到斯里蘭卡，從埃及到敘利亞，在亞歐大陸南端的廣大地區，她為英美主流媒體提供了無數條戰爭報道，也因此與諸多政治人物成為朋友。科爾文的護照上有150多枚簽證印章，記錄了包括艾哈邁迪內賈德的選舉、塔利班的興起、阿拉伯之春、卡扎菲被抓以及敘利亞衝突等政治事件，幾乎是一部當代戰爭史印章集了。
科爾文護照頁和簽證印章
事實上，大眾對科爾文的過目不忘，歸功於她獨特的“眼罩女俠”形象。2001年，在斯里蘭卡榴彈爆炸中，她左眼受傷，此後便常年佩戴眼罩，像一位行走江湖的女俠，彷彿披風加身就能拯救世界。著名攝影師布萊恩·亞當斯2008年給她拍攝的照片，更是把她定格成一位桀驁強硬的女鬥士形象。穿梭在槍林彈雨，長期目睹戰爭的殘酷，她眼神中透出的都是銳利。
瑪麗·科爾文，2008年由攝影師布萊恩•亞當斯（Bryan Adams）拍攝，現藏於英國國家肖像館。
不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對奢侈內衣品牌La Perla的偏愛，尤其是蕾絲和緞面內衣。她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達這一喜好，去戰場也一定要帶上。“在厚重的防彈衣下面，我常穿蕾絲內衣”，她曾經跟英國《時尚》雜誌的編輯打趣道。在斯里蘭卡，民兵隊曾闖入她的酒店，沒有拿她的衛星電話、錄音機、甚至是防彈衣，反而偷走了她所有的La Perla內衣。雖然父母都是教師，科爾文身上彷彿天生貴族氣質，也非常愛美，她經常塗大紅色指甲油，穿Burberry大衣和Prada外套，戴珍珠項鍊，即便在戰區也常戴一對珍珠耳墜。不過，這耳墜並不平凡，是阿拉法特送給她的禮物。外表強悍，氣質性感，大概是對科爾文最好的描述。
在朋友眼中，科爾文是一位集聰慧機警、幽默有趣、勇敢迷人於一身的女子。她有一口威士忌（美式）腔調，儘管在倫敦待了二十多年，也沒有改變她的美式口音。她的大笑非常魔性，生活中的坦誠大方和不拘小節，讓她交到很多朋友，從難民到作家，從電影明星到游擊隊戰士。她也與不少政客建立了長期友誼，比如，她對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進行過23次採訪，也曾陪他去白宮，陪他簽署奧斯陸和平協議，還製作了紀錄片《阿拉法特：在神秘背後》（Arafat: Behind the Myth）。
科爾文和阿拉法特
2011年在米蘇塔拉和利比亞武裝軍合影
“我是卡扎菲，沒開玩笑”
科爾文不喜歡講自己的私事。有人問她的家鄉牡蠣灣（Oyster Bay）怎樣，她說：“就是個漁村。”後來此人發現牡蠣灣是個富裕的上流社會人群聚集地，她也只是笑笑。事實上，科爾文來自牡蠣灣邊上的東諾維奇（East Norwich）——一箇中產階級的城鎮，她高中的時候還一度不自信，曾在油輪俱樂部打工掙錢。
她爸爸是一個富有激情的知識分子和民主黨人士，晚上會給孩子們讀狄更斯和庫珀，週末帶他們去參加政治集會。科爾文是完全的“爸寶”，爸爸非常溺愛她，四個弟妹都要聽她的，家裡到處都是她的東西。科爾文跟爸爸關係一直很好，直到她進入叛逆期，晚上常常跳窗戶溜出去跟朋友抽菸喝酒，爸爸拿她毫無辦法，他們開始激烈爭吵。入讀耶魯後不久，她爸爸檢查出癌症晚期去世，沒能和父親和解道歉成為她終身的遺憾。此後，所有關於爸爸的回憶，都被她封存在心裡，很少再提及。
高中時期的科爾文
不過，她成績卻非常優異，門門功課都是A，還競爭過國家獎學金，飛到華盛頓參加反越戰遊行。後來，她跟丈夫說“我曾經私奔去了巴西”，其實是高中時期作為交換生去的，而且住在一個富有的家庭，不過她喜歡開自己的玩笑。從巴西回來，科爾文變得時髦亮麗，並且宣稱“我不想住在家裡了，我要走出去看看”。不過，她早就錯過了大學申請。她對家人說“我要去耶魯”，然後便帶著高中成績單和測試分數（有兩個在800以上），開車去了紐黑文。第二天回來，她說：“我進了”。
進入耶魯不久，她便因為經常針對時事“發聲”而成為風雲人物。與此同時，她迷上普利策獎得主約翰·赫西（John Hersey）的寫作課程，受其影響開始為耶魯日報撰稿，走上記者之路。1995年以後，也為著名的《外交》（Foreign Affairs）撰稿，該雜誌由美國智庫主辦，被認為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外交政策雜誌。
大學時期的科爾文
赫西也是著名戰地記者。他生於中國天津，十歲時返美，並先後在耶魯、劍橋大學完成學業，1937年秋到《時代》雜誌工作，兩年後被派往重慶分部，整個二戰期間都往返於歐亞大陸，為《時代》、《生活》、《紐約客》撰稿。他是最早踐行“新新聞”寫作手法的記者，對美國的新聞報道影響很大。其作品《阿達諾之鐘》（A Bell for Adano）於1945年獲普利策獎；另一部記錄原子爆炸倖存者的《廣島》，成為廣為流傳的大眾讀物。1965年起，他任教於耶魯大學，長期講授寫作課程，影響了諸如科爾文等一代學生。
科爾文一直夢想著定居巴黎。大學畢業後，她開始為合眾國際社(U.P.I)工作，出色的表現令她很受器重，於是她便跟主編談判，要求調任巴黎，否則就辭職。主編答應了，允許她組建了一個人的巴黎分部，科爾文過上了時髦的巴黎人生活。
然而，讀了更多關於越戰和水門事件的報道後，她開始不滿足現狀，感覺自己正在錯過當時的大事件，坐擁一整個沙漠石油的暴徒卡扎菲（Muammar Gaddafi），正在謀劃恐怖襲擊，而她想去報道。《紐約時報》的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告訴她：“去吧，卡扎菲瘋了，但他肯定喜歡你。” 45歲的卡扎菲對漂亮女人有無窮的熱愛。
1991年科爾文在約旦
科爾文不僅去了，還進入了卡扎菲從不見報的宅邸。一天晚上，科爾文被傳喚到地下室，卡扎菲一身紅綢上衣、白色寬鬆綢褲，戴著大金鍊子，踩著布拖走進來，特別有大佬範兒地說：“我是卡扎菲，沒開玩笑。” U.P.I用頭條大標題報道了這次採訪。然而，接下來的幾次採訪，讓卡扎菲越發喜歡這位性感巴黎女郎，他開始讓科爾文穿自己喜歡的綠色高跟鞋，還想找護士來給她驗血。科爾文巧妙地拒絕了，第二天便倉皇逃走。
科爾文和卡扎菲握手
但是他們的關係並沒有因此中斷，1986年，在美國對利比亞實施“黃金峽谷”（Operation El Dorado Canyon）空襲行動後，科爾文成為第一個採訪到卡扎菲的記者。卡扎菲告訴她：“（襲擊）當時我在家，親手把妻兒從將要倒塌的房子中救出。只要里根在白宮一日，我們就不可能與美國和解。”
坎坷的婚姻與糟糕的生活技能
傳奇的女人從不缺愛慕者，而長期身處戰場的科爾文，婚姻註定坎坷。
1987年，科爾文初到伊拉克，就吸引了外事記者帕特里克·畢夏普（Patrick Bishop）的注意，他以前輩戰記的身份主動接近，教她聽聲音判斷炮彈走向，“你聽，這個是打出去的炮彈，這個是向我們飛來的……”他瞬間抱頭臥倒， 片刻後，發現科爾文站在身後盯著他笑。1989年兩人結婚，在外人看來，雙方特別般配，都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父母都是天主教徒和知識分子。事實上也是如此，兩人在以後很多年都保持很好的關係。
帕特里克·畢夏普
不過兩人的婚姻好景不長。婚後不久，科爾文就發現畢夏普與其他女記者調情，身處伊拉克的她非常傷心，兩人因此離婚，驕傲的她把更多精力投入戰地報道。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她是第一個進入伊拉克的英國記者，畢夏普求朋友幫忙阻止，得到的回覆是：“她就沒打算回來。”1999年，科爾文準備去危險叢生的科索沃，畢夏普專程飛去阿爾巴尼亞勸阻，她不以為意，仍然在酒吧給其他記者講戰地危險事項。但兩人重歸於好，再次結婚，一起去了東帝汶。在那裡，她從印尼支持的武裝包圍中，救出1500名婦女兒童，並因此獲得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獎。
從東帝汶回來，科爾文去了車臣。飛機降落的時候，她還是爛醉，接機的車臣人都驚呆了，因為當時是穆斯林的齋月，禁止飲酒。女性身份也是麻煩，當地的男性領導拒絕和她握手，她告訴那個人：“屋裡沒有女人，只有記者。”在那裡，她看到醉酒的俄羅斯士兵射殺兒童取樂，隨後她的車被炸，逃入一片山毛櫸樹叢，頭頂有飛機盤旋， 不時丟下一顆炸彈，她困在裡面無法逃脫，在零下的樹叢裡待了12個小時。唯一的逃生路徑，是翻越一片四公里的冰雪覆蓋的山區，穿過冰面的時候，十幾公斤重的行李成了累贅，不僅嚴重拖慢進度，還使她幾度落水。為了減重，她丟掉防彈衣 ，只留下必需的衛星電話和電腦，花了四天才進入格魯吉亞，找到一座廢棄的牧羊小屋歇腳。食物幾乎吃完，她用僅剩下的三瓶果醬和麵粉，加水攪活吃了下去。幾天後，畢夏普才在美國大使館的幫助下找到她。
1999年科爾文在車臣的山區
1996年，與畢夏普的兩次婚姻中間，她認識了一位出身良好的玻利維亞記者，璜‧卡洛斯‧古木奇奧（Juan Carlos Gumucio），此人因報道本國的政治犯罪而被迫流亡，他很會講下流笑話，也擅長犀利的報道，科爾文再次陷入愛情，還暢想生個寶寶。但她遭遇兩次流產，丈夫患有抑鬱症，經常酗酒，和她爭吵，兩人在一起沒多久就選擇離婚。
1996年科爾文和第二任丈夫古木奇奧結婚時所拍
直到認識了商人理查德·弗雷——她生前最後的情人，科爾文說找到了“此生摯愛”。弗雷在烏干達長大，有殖民地式的大男子氣概和紳士風度，也是一位暴躁生猛的航海士，航行時會暴躁的命令她做事情，科爾文也並不介意，冷靜溫順的去做了。或許是因為在戰場需要時刻頑強，她在愛情中卻很溫順頑皮。弗雷說：“我警告過她，我是一頭有斑點的美洲豹（有缺點），她說她本身就很獨立，也應該我獨立的空間”。兩人達成一致，只工作半年，用剩下的時間航海遊玩，這也有利於緩解她的酗酒症狀。
科爾文跟理查德•弗雷（Richard Flaye）駕船出海
科爾文的生活技能令人堪憂，她曾經因為電話筒沒放好就出差，回來後交了3,7000美元的話費，也曾請朋友吃飯，等到上菜時間才發現烤箱沒開。但她對未來有很多美好設想，在家裡為伴侶和他的孩子準備晚餐，自己設計廚房和花園。遭遇炸彈前兩天，她還寫信給弗雷：
好冷啊，我住的地方沒有窗戶。我今天爬了兩堵石牆，第二個快兩米高，有個人彎腰讓我踩他的肩上去，他可能覺得我很重，我上去後，他使大勁兒把我扔過牆，啃了一嘴泥。
不過，信還未發出，她已經中彈。
流血的時候再哭泣
科爾文一直牢記媽媽的一句話，“流血的時候再哭泣”。
2001年四月，44歲的科爾文去斯里蘭卡報道內戰，為了躲避泰米爾（Tamil）政府軍，她曾在瓦尼（Vanni）北部的熱帶雨林中徒步30英里。當聽說34萬難民無法獲得食物、水電，她想去一探究竟，卻在穿過種植園的途中被發現。她糾結是躲下去還是喊出自己身份，最後還是大喊：“記者！美國人！”這成了她做過最後悔 的決定之一，因為下一秒，一枚榴彈在身邊炸開，碎片嵌進她的肺部，並炸傷左眼。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她經常夢迴這一刻，在大汗淋漓中驚醒，夢中仍糾結著要不要表明身份。
2001年，科爾文受傷後在瓦武尼亞的地方醫院救治
這次驚險給科爾文造成很大的心理陰影，她陷入驚慌，很害怕失明。當醫生去摘她的眼球時，她把醫生大罵一頓，但最後還是失去了左眼。她揭露的斯里蘭卡政府扣押食物藥品、阻止國際記者進入報道的情況，迫使對方改變態度，開始接納記者進入。
傷好後科爾文開始配戴眼罩，這也成了她以後獨特的個人標識。她的故事和照片登上媒體頭條，報社舉辦了英雄迴歸儀式，她收穫了比以往更多的大眾關注。然而，自己卻長期受戰爭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困擾，開始酗酒，後來不得不去看心理醫生。她告訴朋友：“我見過的戰爭比士兵多 ，看過很多慘不忍睹的畫面，比如一個孩子活活被燒死，真是慘不忍睹，有時候我好像喪失了知覺，一個人陷入無邊的黑暗，不能自拔。”
2011年，科爾文在埃及開羅，塔利爾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報道萬人空巷的埃及革命
我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
2012年2月20日，剛做完背部手術，56歲的科爾文就和同伴奔赴敘利亞。巴沙爾·阿薩德的部隊正在屠城，在敘利亞西部的古城霍姆斯，2.8萬人被部隊包圍起來，整個城市已經成為鬼城。為了進入戰區，她們找到一條狹長、幽黑、潮溼的排洪下水道。當同行的人哼起“真主至大”的時候，她和同伴的心理卻有很不好的預感。
科爾文最後進入敘利亞的簽證頁
因為，隨著激進的聖戰勢力取得上風，記者和攝像們的處境變得危險而被動。對於聖戰分子來說，記者們是獲取情報的間諜；而對於犯罪組織，他們則是索取贖金的人質。所以，雙方都對記者非常不友善。
科爾文在霍姆斯進行採訪記錄
此前，科爾文已經得知自己會成為阿薩德的目標，因此穿了一件與平時不同的Prada黑色尼龍棉衣當做偽裝。當時的戰鬥是霍姆斯之圍（Siege of Homs），戰火密集，每分鐘有45枚炸彈。在穆斯林國家，為了入鄉隨俗，科爾文總是把鞋脫掉放到牆角，聽到炮彈來襲的時候，她想去拿鞋子再逃跑。就在這時，一枚炸彈在不遠處炸開，科爾文未能倖免，一起被炸死的還有她的攝像夥伴雷米·歐赫利克（Rémi Ochlik）。在被草菅之前，紅十字會搶先把她的屍體運至大馬士革，繼而轉運紐約。
科爾文遇難的樓房和最後的報道片段：“希望能在很快見到你們”。
無冕女王
從2011到2014，約有63名外國記者在敘利亞被殺害，其中，科爾文的死是最被廣泛報道的。2016年，她的家人起訴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 Syrian Arab Republic ），指責敘利亞政府“直接下令”暗殺瑪麗·科爾文，這是第一次政府直接下令殺死外國記者。英國政府也下令調查科爾文死因，控訴阿薩德的戰爭罪行。敘利亞外交部否認蓄意炮轟記者站，聲稱是意外，並警告外國記者不應該非法進入戰區和動盪區域。不久前，美國以使用化學武器為由，再次轟炸敘利亞， BBC還趁此機會重推科爾文當年被殺的新聞，或為部署導彈進行預熱。
科爾文媽媽手持她的照片
也有人譴責報社不負責任。認為編輯把前線記者催的太緊，應該等她自身安全得到保障的時候再發新聞。還有人質疑，為什麼明知道她被阿薩德盯上了，報社還允許她再次潛回？雖然科爾文說“勇敢就是不害怕自己的懼怕”，大眾仍不認同讓56歲擁有戰爭創傷後遺症和酗酒問題的她去報道大屠殺。報社官方對此解釋是：在英國，阻止患有PTSD的人工作，是違法的。
科爾文的葬禮
兩百位市民參加了科爾文的葬禮，包括傳媒大亨默多克，因為科爾文供職27年的《星期天泰晤士報》是他傳媒集團下的報紙。蘇格蘭風笛吹響了奇異恩典，一群斯里蘭卡移民手持海報，稱她是“無冕女王”。 然而，所有這些都止不住她媽媽眼裡的淚水，她說：“我只想她回來”。在新聞界工作27年，科爾文的死也被新聞界和政界充分消費了。
科爾文死後，她的戰地報道被輯錄出版，名為《在前線：瑪麗科爾文的新聞報道》，《名利場》（Vanity Fair）為她開設回憶專欄，幾位朋友出版回憶錄。她極具故事性的人生，吸引了紀錄片導演馬修·海涅曼（Matthew Heineman），他要把科爾文的經歷拍成紀錄片，名為《一個人的戰鬥》（A Private War），演員羅莎曼德·派克將飾演科爾文。這跌宕起伏的人生，又何嘗不是一個女人的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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