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撰文稱，“多個現象表明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是真積極”、“沒有赤字增加的積極財政政策就是耍流氓”。此文引發了市場上關於金融與財政的新一輪爭論。
對此，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指出，創新積極財政政策，更好地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財政政策從總量為主轉向結構性政策；二是財政政策從過去單一關注、重點關注經濟到綜合；三是從過去宏觀調控轉向公共風險的管理。
7月16日，財新網署名為“青尺”的一位財政系統人士反駁指出，不能將赤字規模與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簡單等同起來。財政部門在實際操作中已統籌考慮多種渠道加大積極財政政策力度。
關於金融與財政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的探討由來已久。去年11月的財新峰會上，針對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黃奇帆“人民幣的貨幣政策必須獨立，要獨立就必須擺脫被外匯佔款的干擾，必須讓財政部主要負責管理外匯儲備”的觀點，徐忠在現場反駁，“看起來很美好，但是現實很骨感。”
積極的財政政策已實施多年。今年6月，徐忠在一篇工作論文中指出，“應當看到，經濟結構優化調整和高質量發展要求貨幣政策應保持穩健中性，避免大水漫灌依賴貨幣信貸投入的傳統增長方式”。
財政部數據顯示，今年前5個月，全國財政收入同比增長12.2%，其中稅收收入增長15.8%。另一方面，今年赤字率從去年預算的3%降至2.6%。
如何看待這輪央行與財政部、財政與金融之爭？中國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長劉勝軍表示，從改革的角度來講，雙方的論戰不是一件壞事。“這種部門之間的觀點碰撞，對於改革來講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沒有這樣的爭論和判斷，改革難以推動。”
新京報記者 宓迪 顧志娟 侯潤芳
央行和財政部爭論的是什麼？
此次爭論的核心之一是，徐忠提出，“多個現象表明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是真積極。”
“相比之下，中國的財政透明度很不夠，信息披露大而化之，缺少公眾監督，不要說人大代表看不懂財政報表，我也看不懂。沒有有效的信息披露，事實上監督制衡無法實現。”徐忠說。
徐忠表示，觀察當前的財政運行，有幾個問題值得關注，包括“預算管理不健全，導致財政運行存在順週期性，沒有發揮好逆週期宏觀調控的作用”、“財政支出以應對短期問題為主，缺少對長期問題考慮的財政制度設計”。
“為了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金融部門正在去槓桿，貨幣政策實際上是穩健中性的。在這種背景下，財政政策應該是積極的，然而現在看到的情況是，財政收入以較高的速度增長，今年預算安排的赤字率是2.6%，與去年3%的水平相比是緊縮的。”他指出，“即使按照一些財政專家所測算的，實際的赤字率可能達到3%，那也不是積極的。因為對地方債務控制後，總的財政政策不可能積極。用我一位同事的話講，沒有赤字增加的積極財政政策就是耍流氓。”
他認為，提高財政支出效率關鍵要做好兩點：一是盤活財政存量、二是財政要提高把錢花好的意識。“最近關於個人所得稅修法的討論比較熱烈，有財稅專家認為，起徵點不能超過5000，否則納稅人數量會大幅減少，不利於提高居民的納稅人意識。”徐忠說，但是，財政部門很少強調納稅人意識的另一面，即提高財政信息透明度，財政支出要接受納稅人監督，對納稅人負責。
7月16日，財新網署名為“青尺”的一位財政系統人士反駁指出，不能將赤字規模與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簡單等同起來。“查閱2018年預算報告，我們可以看到有關線索：‘統籌收入、赤字、專項債務和調用預算穩定調節基金，適度擴大財政支出規模’。上述表述說明，雖然官方赤字口徑未發生變化，但財政部門在實際操作中已統籌考慮多種渠道加大積極財政政策力度。”
據媒體報道，瑞銀亞洲經濟研究主管汪濤被問及該事件時指出，1998年以來出現財政赤字便被認為是積極財政，財政發力是在預算之外，即表外的“準財政”。如果去槓桿強化，準財政就要收緊。因此，積極財政就需要“開前門”，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要配合起來，收緊影子銀行，擴大融資渠道，比如加大地方專項債發行。
“減稅是財政積極的一方面，補貼、產業政策都是積極財政政策。”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金融協創中心研究員李虹含說。
爭論1 沒有赤字增加的財政政策是積極的嗎？
徐忠：用我一位同事的話講，沒有赤字增加的積極財政政策就是耍流氓。
青尺：財政部門在實際操作中已統籌考慮多種渠道加大積極財政政策力度，因此不能將赤字規模與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簡單等同起來。
劉尚希：財政政策的創新並非易事。由於財政涉及老百姓、企業及整個市場，也涉及國際社會，所以需注重整體性。
爭論2 財政注資金融機構是虛假的嗎？
徐忠：從金融業的角度看，現有國有金融企業的國有資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真實的，有的是自己為自己注資，有的注資早已消耗殆盡。之前的歷次注資，財政並沒有真正掏錢，“特別國債”實際是在央行的幫助下財政發債銀行買、銀行自己為自己注資，沒有真正增強銀行吸收損失的能力。
青尺：當年財政注資銀行，就是加大積極財政政策力度的重要體現，後來財政對於商業銀行股改的支持也是毋庸置疑的。從一直存續的特別國債及付息，到後來銀行不良資產轉為優質債權，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錢和權益，最後承擔者是全體納稅人。
爭論3 金融機構是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的受害者嗎？
徐忠：歷史經驗表明，由於財稅改革落實不到位，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金融機構管不住地方政府的違規融資行為。
青尺：金融機構在地方債亂象中，很大程度上扮演著“共謀”或“從犯”的角色，絕不是隻會產生幻覺和弱勢的“傻白甜”。
為何雙方的爭論此時發生？
央行與財政部的“論戰”為何現在爆發？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對新京報記者表示，這與當前的經濟、金融形勢有關。經濟存在下行風險，金融風險也在加大，很多地方呼籲，央行應該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
央行認為，從M2比GDP的增速、短端利率的高低、流動性的寬裕程度等指標來看，貨幣政策並不像外界想象的那麼緊。因此央行提出，如果要避免經濟進一步下行，就需要財政有更多的擔當。另一方面央行也認為，再進一步緊縮貨幣政策會導致金融風險進一步加大，可能使得很多企業、特別是地方融資平臺的違約風險加大，從這個角度來說，央行也呼籲財政應該進一步放鬆。
中國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長劉勝軍向新京報記者表示，央行在推動去槓桿的過程中，目前進入了一個兩難的困境。為了去槓桿，央行收緊貨幣政策，按照設想應該會有更多的資金被投入到實體經濟。
但實際的情況是相反的，即使銀行的資金少了，首先投資的還是房地產、地方融資平臺，而不是實體經濟中的優秀企業、中小微企業等這些央行希望資金流向的領域。資金沒有投向實體經濟，主要原因是實體經濟的回報率低，回報率低則是源自於稅負，中國的稅負高居世界第一。“這裡面最核心的問題還是來自財政部門，讓金融去槓桿變得非常困難。這就是為什麼央行開始明確把矛頭對準財政部門。”
劉勝軍表示，從改革的角度來講，雙方的論戰不是一件壞事，“我們並不是為了爭權奪利，並不是說希望哪個部門權力更大，而是希望解決問題。這種部門之間的觀點碰撞，對於改革來講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沒有這樣的爭論和判斷，改革難以推動。”
財政部和央行的作用分別是什麼？
今年3月，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去年7月份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所披露的消息裡，已經說明了金融改革的一些主要思路，包括其後成立了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其辦公室放在人民銀行，這些都表明人民銀行將在新的金融監管框架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一般來說，財政部門管財政政策、央行管貨幣政策。
2013年，央行副行長潘功勝在當年兩會期間談及“央行經理國庫”體制時曾表示，在財政資金的使用和管理中，央行和財政部門建立了一種相互分工合作又相互制衡的關係，在財政資金的收支中執行不同的角色。更通俗地說，財政是國庫的會計，政府的會計，而人民銀行則是政府的出納。
7月8日，《關於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發佈，明確釐清金融監管部門、履行國有金融資本出資人職責的機構和國有金融機構的權責，完善授權經營體系，清晰委託代理關係。
《意見》指出，“國務院授權財政部履行國有金融資本出資人職責。”“履行國有金融資本出資人職責的機構要與人民銀行、金融監管部門加強溝通協調和信息共享，形成工作合力。”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在相關答記者問中提及，從法律地位和權責匹配看，國有金融資本出資人職責缺少明確授權，管理權責邊界不清晰，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國有金融資本管理職能的有效發揮。《意見》明確提出，國務院授權財政部履行國有金融資本出資人職責，有利於壓實部門管理責任，明晰委託代理關係，完善授權管理體制，更好地管好用好國有金融管資本。
公開資料顯示，事實上在2003年國有四大銀行啟動股份制改革之前，財政部行使國有獨資金融機構出資人代表的職責。2003年以後，國家決定啟動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
這其中，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的角色是重要一環，代表國家依法行使對國有商業銀行等重點金融企業出資人的權利和義務。2007年9月，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從中國人民銀行購買中央匯金公司的全部股權，並將上述股權作為對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出資的一部分，注入中投公司。
部門之間該如何協作？
目前，金融工作的三大任務是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
財政部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1-6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04331億元，同比增長10.6%；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的稅收收入91629億元，同比增長14.4%。
“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情況下，財政收入增長如此快，赤字率反而小了，說明財政政策不給力。”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董希淼看來，從金融工作三大任務來看，財政部門有更多發揮空間，需要更“給力”一些。
“現在一講到服務實體經濟，都是在講貨幣政策、信貸政策，下一步的重點應該是財政政策的支持，需要更積極一些。”董希淼說，在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的背景下，需要擴大內需、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等。而消費作為擴大內需很重要的方面，就需要財政部門進一步減稅降費，減輕企業和個人的負擔。近年來，無論是在金融業“營改增”還是近期個稅起徵點的調整，實際給大家的感覺是“明降暗升”。
第二，從防範金融風險角度，同樣需要財政部門更加主動擔當。“此次央行和財政部爭議的一個焦點是地方政府性債務問題。目前看，地方政府性債務問題可能是金融風險的一個‘灰犀牛’。不能將這些問題‘一刀切’，更不能將地方政府性債務風險轉嫁金融部門。如果簡單地將地方政府性債務問題一股腦兒推給金融機構，那麼將增加金融機構出現壞賬的風險，甚至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要改善企業的生存環境，更需要財政政策的支持。”董希淼表示。
他認為，在深化金融改革上，要加大財政資金注入國有金融機構，增強金融機構的資本實力，為深化金融機構改革、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奠定良好的基礎。不過，有些問題已經超出央行、金融監管部門的職責，需要財政部門配合。
青尺則表示，財政部門在實際操作中已統籌考慮多種渠道加大積極財政政策力度，因此不能將赤字規模與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簡單等同起來。
劉尚希指出，創新積極財政政策，更好地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財政政策從總量為主轉向結構性政策；二是財政政策從過去單一關注、重點關注經濟到綜合；三是從過去宏觀調控轉向公共風險的管理。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應如何配合？
6 月份M2 增速再創新低，社融繼續低迷。機構普遍認為，表外融資大幅下降是社融持續萎縮的主要原因，這也是金融去槓桿、強監管政策效果的體現。而與此同時，財政部公佈的數據，今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0.43萬億元，同比增長10.6%。
當前，我國實施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指的是政府加大支出、減稅降費。易綱在今年兩會期間就“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中性，要鬆緊適度”的說法做過解釋，鬆緊適度主要是看對實體經濟而言，我們的實體經濟能不能夠得到各個方面有效的支持。能不能夠創造一個防風險並且能夠平穩推進金融改革的外部環境，這樣就為我們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提供一箇中性適度的貨幣金融環境。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對新京報記者表示，長期以來，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存在協調性不夠，甚至互相沖突、抵消的情況。因為兩大政策由不同部門主導，各個部門的關注點不同，例如財政部門主要考慮財政承受能力、財政收入是否可持續增長。而貨幣政策則更加註重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因此，未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首要的是在導向上明確配合，要從當前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出發，發揮政策各自的優勢。
另一方面，財政和金融各自領域的改革也要繼續推進。施正文提出，“減稅降費我們一直在推進，但實際效果並沒有那麼理想，減稅不是簡單降低稅率就可以的，與我們的徵收力度也有很大關係，政府部門加大徵收，可能就把稅率的降低抵消了。”因此，還需要進一步深化財稅改革，金融也是如此。
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認為，討論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各自的職能並不是問題的本質，本質應該回歸到經濟發展本身，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改革釋放經濟增長動力。“中國經濟不能對宏觀經濟政策過於依賴，更應該強調改革開放，通過改革開放來增強經濟增長的後勁。”
評論：
“爭論”呼喚央行與財政部職能配合
□周俊生（財經評論人）
在我國，央行和財政部分別承擔著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執行者的角色，這決定了二者在宏觀經濟領域的重要地位。目前，正是上半年各項經濟數據陸續出臺之際，相關數據的分析將影響到社會公眾對二者的評價。
今年上半年，我國財政收入超過10萬億元，再創歷史新高，這讓財政部“臉上有光”。央行方面，上半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累計達到9,1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少了2萬多億元。
在目前經濟增速降低，很多企業苦於流動資金緊張的情況下，央行似乎要承擔向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支持力度不夠的評價。但是，對於財政部來說，儘管財政收入創新高，卻依然要接受來自社會的質疑。現在企業稅費負擔這麼重，社會上呼籲企業減負的呼聲一直很高，財政部的減負工作做得怎樣？
要解決以上疑問，就得回答如何執行好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問題。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任務是要保證經濟增速保持在合理水平，這就需要企業有足夠的開工量。由於多年來一直堅持的是通過貨幣“灌水”來滿足企業需要，導致金融風險累積到需要認真對待的程度。因此，最近幾年央行在中央的要求下，一直堅持相對從緊的貨幣政策，嚴控信貸資金流向房地產市場等領域。即使是為了刺激經濟而推出降準措施，也更多是通過“定向降準”向實體經濟進行有限度的“滴灌”。
央行為什麼要這樣做？央行就是怕“大水漫灌”之後資金再度囤積到房地產市場等領域造成虛火。但是，問題在於金融市場已經基本實現了市場化，“滴灌”之後並不能保證資金按著央行的意圖流向中小微企業，而是按照市場效率更多地流向理財市場。近幾年民間理財市場熱得燙手，出現了一些金融泡沫，一旦破裂便產生很多衍生問題。由此可見，在金融流通渠道難以理順的情況下，簡單地要求央行降準降息，不僅不能起到應有的效果，反而可能會加大金融風險。
難道只能聽任企業資金緊張下去而無所作為嗎？很顯然，在這方面財政部應該有更多的努力空間。為了給企業減負，近幾年國務院多次作出減稅減費的決策，這本來在客觀上會影響到財政收入。然而，財政收入卻連年增長，這表明減稅降費的力度還可以更大，特別是對中小微企業，稅收減輕了，不過地方各級政府名目繁多的收費卻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增加。
如何減輕企業的稅費，讓財政政策更積極，財政部確實應該作出更多努力。但是，目前對財政部的績效考核基本實行的是數字管理，對於財政部來說，面對著巨大的財政開支，它需要不斷地增加財政收入。看來，僅僅靠財政部自身，來達到為企業減負的目的，其力度是很有限的。在這種狀況下，每當經濟增速減緩的時候，第一反應便是要求央行降準降息，使去槓桿的效果不斷打折扣。
由此可見，這一場“央財互懟”暴露出的一個真問題是，我國經濟調控的決策部門未能站在更廣闊的視野來審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執行情況，缺乏互相之間的默契配合。
顯然，這種狀況與經濟調控的要求是不匹配的。不管是央行還是財政部，都需要站在更高的角度，以全局的眼光來審視金融工作和財經工作，多一些互相支持，少一些互相埋怨。當然，這也少不了央行和財政部的體制機制改革，包括對它們的績效考核改革。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這一場“央財互懟”才顯示出了它的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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