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史學家
不錯的問題，
我從以下兩個層次來分析一下，先還原一下“罷百尊儒”這個事，再來分析漢武帝的意圖。首先，“罷百尊儒”不是一個具體的事件，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由眾多人經過多次、反覆，最終才得以形成。
近年來，一些旁門左道、不讀書的觀點提出不存在“罷百尊儒”，這種荒誕荒謬的觀點，稍微有些常識的研究者都不會去理會。但有趣之處在於，這些人會把“沒人理會”當做是‘被駁倒了”，這就很滑稽了。那麼，為什麼會有人認為罷百尊儒不存在呢？是因為這些人自己原來就有一個錯誤的印象，認為存在著一個具體的事件，由董仲舒提出，漢武帝推動的事件叫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而史學界始終有著廣泛的共識：“罷百尊儒”是對從漢武帝初期發起，到漢中後期才形成的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這在《史記》《漢書》等基本史料中都敘述的很清楚，但凡一個人把《史記》《漢書》相關的篇目讀過，就能知道這一點。
另外，中國的歷史課本對“罷百尊儒”的描述高度概括，很多人對教科書上的描述太過印象深刻，所以也會存在著一種片面印象，就好像董仲舒提出了一個口號，漢武帝將其貫徹落實了一樣。
事實上，從歷史大背景看，因為漢初秉承秦法，所以從漢初以來，就不斷有希望漢朝改制的呼籲。但當時儒學自身還沒有形成具體的理論，來推動這一切。所以，漢初的博士及其弟子們，是百家都有的，也包括儒家。董仲舒就是作為儒學的人物，在漢文帝的時候就成為博士了。
到了漢武帝時期，他剛即位，丞相衛綰奏言：“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這就已經進入到“罷黜百家”的過程中了，因為舉賢良是當時主要的官員選拔渠道。
到了竇太后去世之後，漢武帝再進行對策，這時有了董仲舒著名的天人三策，其中，董仲舒提出了“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等建議。這就是一般意義上所說的罷百尊儒。
但是，與很多人所設想的不同，董仲舒並沒有受到漢武帝的重用，而是被打發到了外地做了王國相。因此，
很難說漢武帝就迅速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漢武帝當時重用的儒家人物是公孫弘，而恰恰是在這時期，漢武帝一些關於推崇儒學的政策才逐步推動下去。當然，形成羽翼的還有其他的儒學人物。
漢武帝一直到死，都沒有真正把儒學納入到帝國的決策的核心之中，譬如儒學最重要的祭祀，一直到王莽時期才搞定，這時候西漢都快滅亡了。
儒學真正實現唯我獨尊，是要到漢宣帝時期的石渠閣會議，甚至說到漢元帝、漢成帝時期。漢宣帝還是講究王霸之道雜之的，而漢元帝就是篤信儒學了。
因此，罷百尊儒是一個長時段的歷史進程，它是在漢代繼承秦代的歷史背景下，為解決漢代的合法性問題而產生，從漢武帝初期就發源，歷經波折，到漢宣帝才正式形成，到漢元帝達到頂峰，到莽政時期才臻於完成的過程。
其次，關於漢武帝的態度
漢武帝對儒學無疑是信仰的，要注意這個詞，是“信仰”。
因為，當時儒學在宮廷的主要派別是公羊學，而公羊學裡是有很多荒誕不經之論的，講究天人合一，相信讖緯、災異，或是五行。說白了，此時的儒學，更像是儒教。
而漢武帝從其個人說，他渴望永生，因此對天人合一是篤信的；他有好大喜功，而儒學的禮樂封禪等宏大敘事，很符合他的口味。
從漢武帝的政治訴求來說，他必須要解決漢朝改制的問題，也就是要證明漢朝有得到天命的合法性，就要徹底的從秦制改成漢制，而儒學能夠提供一整套的理論來幫助他改制。
因此，從上述兩個理由看，漢武帝是真的崇拜、篤信儒家。
但是，漢武帝的崇拜和篤信，並不妨礙他只是把儒家當做一種裝飾。
這個很容易理解，我也篤信養生之道，但不妨礙我仍然熬夜、喝酒嘛。漢武帝也一樣，他的雄才大略之處體現在，他知道儒家的理論可以解決合法性、禮儀制度等問題，但解決不了具體治國的問題，怎麼徵稅？怎麼管理？等等，這些，還是要靠以前的法律，靠一些用人之道等等。
所以，歷史上對此也早有定論：緣飾儒學。
就是說，漢武帝把儒學當裝飾品。他信儒學的那些道理，但不相信儒學能治國。
所以，他不重用董仲舒，而是用公孫弘，這簡直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他的重孫子漢宣帝，和他很相似。漢宣帝也篤信儒學，而且特別相信祥瑞，西漢有一半的祥瑞都是漢宣帝時期的。但漢宣帝也不相信只靠儒學就能治國，所以才有他對漢元帝的訓斥：王霸之道雜之。
到了漢元帝、漢成帝、漢哀帝，以及王莽，這些人才是徹底的相信儒學，不僅相信其理論，而且相信能治國。當然，這就是後話了，以後再談吧。
danyboy
如果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子虛烏有，不知各位作何解釋。下面就給大家介紹這件顛覆性的公案。
20幾年前，《南京社會科學》1993年第6期，發表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一文；
作者孫景壇認為董仲舒沒有提出這樣的建議，而從漢武帝乃至整個漢代也均不存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事實。
對於孫景壇這種駭人聽聞的觀點，史學界當然群起而攻之，但又找不到可靠的文獻、史料加以反駁。
又過了十年，《國學縱橫》（首都師範大學2013年1月版）發表了一位叫宋定國的文章，他認為：首先應當肯定孫先生不迷信古今權威，敢於依據文獻，發現破綻而提出質疑；
簡單講，宋定國的說法就是，司馬遷在《史記》中隻字未提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司馬遷不僅與漢武帝同時，而且在公元前127年（漢武帝元朔二年）19歲時，隨家遷至京城，在從孔安國學《尚書》的同時，還從董仲舒學《春秋》，與董仲舒有師生之誼。
董仲舒在公元前104年去世時，司馬遷42歲。恰在此年，司馬遷以太史令身份倡議並奉漢武帝之命與上大夫壺遂等制定《太初曆》，並開始著述《史記》。
很顯然，司馬遷不存在健忘，也不可能避諱而不記錄老師的言行。
那麼這個“罷黜百家”之說的版權到底歸誰呢？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是他將董仲舒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主張提煉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閒看秋風999
漢武帝的雄才大略和遠見卓識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如果沒有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改革舉措，當時的大漢王朝就不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更不可能洗刷掉以女人換和平的屈辱歷史。思想上沒有凝聚力的民族，也不可能成就一個強大的國家。
（漢武大帝）
其實漢武帝一生的思想，受老師董仲舒影響非常大。從劉徹七歲的時候戲劇性成為太子的那天起，儒學大師董仲舒就為其不斷的灌輸儒家的治國理政思想。大漢王朝雖然經歷“文景之治”出現繁榮昌盛的局面，但隨之而來的社會矛盾也日漸突現。當清靜無為的黃老學說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需要時，所以改革迫在眉睫。年輕的武帝深深的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漢武帝的獨尊儒術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的目的都是為了統一思想，鞏固封建統治，只是他們採取的手段不同而已。秦始皇企圖用暴力手段達到目的，結果失敗了，還背上千古罵名。漢武帝則採用引導的方法，提倡儒家學說，確立儒家為官學，從而開創了兩千年來儒家學說獨盛的局面，儒家學說由此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主流思想。這也充分說明了漢武帝剛柔並濟的高明之處。
由此可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一種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思想工具，它所能賦予的更是一種銳意進取的精神。這就是漢武帝之所以推崇它的原因和目的。
國史通解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帝王陰謀
個性剛愎自用十七歲繼位，心智不全的劉徹，憑藉帝威，也許在朝堂上，能從表面唬住懦弱文臣，但震懾不了文官內心靈魂，更嚇唬不住脾氣火爆，不會拐彎直腸子操戈耍刀的武將。一龍想降服駕馭一群虎狼雄獅，當然需要一套閹術，煽淨本性之惡，留下馴服忠主動物本能，是每個烏合之眾首領必備操作技術。
儒術，正是馴獸忠主之術，只所以稱儒為儒術，就可知道既非理智理性，也非倫理道德人性，既非開智哲學，也非認知真理更非科學，僅僅只是一種實用技術，既然是術類，就有正術邪術妖術之分，而儒術則是人性騸閹之術，用一種等級規範，排列人的高低貴賤，用一種以上壓下的服從，就使人奴化。
當把儒術，施加於每一需要駕馭個體時，就會讓一個體馴服，施加於一個整體時，就會讓一個整體馴服，施加於一個國家時，就會讓一個國家馴服，施加於一個弱小鄰國時，就會讓弱小鄰國馴服。
當層層遞加馴服時，最高層的帝王，便可以一人意志，把一偌大乾坤與眾生，輕而易舉把玩與手指之間。
漢武帝雄才大略，竟有“罪己詔”。“罪己詔”中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並詳細講了理由，又說“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看來，所罷者，號稱祖傳秘方、神仙兩類人。再說說二師與巫，《周易 大過》之九五變，《大過》說，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無咎無譽。武帝按蓍草龜佔指揮二師作戰，致使李廣利大敗。以此武帝心灰意冷，決意修養無為。從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開始，巫師激勵一代雄主武帝反擊匈奴，前後50年，奪焉支，跨祁連，封狼居胥，漢家武功再無此甚者，基本奠定了中國的版圖。筆者看，《周易》自西周或商開始，已不能解釋，從西周以史代巫來看，《周易》的哲學指導性漸漸變成天書。《周易 革》說，大人虎變，未佔有孚。即說明，不必占卜的。既然《周易》自己說不必佔，為何要佔？因為以訛傳訛。《周易》不是卜筮之書。在二師失敗之前，儒家經常要求武帝懷柔，武帝問儒生，懷柔也好，不懷柔也好，派你去守個郡，守不守得了？說不可，繼而說一城一邑，仍說不可守。既然懷柔又不能守，要儒家何用？武帝決意出擊。可是兵用二師，太胡扯了，道家明顯誤解《周易》。可恨的是，儒家利用了道家的這次失敗，掠奪了話語權，並一直打壓道家，終成尾大不掉之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