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精英是如何玩出金融海嘯的？

電影《華爾街之狼》劇照 圖片來源：epix.com

摘要：華爾街投行家是一群被貼上“最聰明的人”標籤、在高壓工作中游刃有餘的金融精英，然而，經過一系列的田野調查和分析之後，Karen Ho不得不指出，這群“最聰明的人”實際上使公司利益受損，利益損害又牽動著其他金融環節和經濟部門，最終，猶如多米諾骨牌效應那般，製造出金融大崩潰。

1997年的一天，由於對華爾街充滿好奇而在信孚銀行工作的人類學學生Karen Ho突然被裁員。不過，讓Ho大吃一驚的並非此意外裁員本身——畢竟，這類裁員經常在紙醉金迷的華爾街上演。令Ho驚訝的是，和她一起被裁員的人們並沒有陷入焦慮，也沒有表示出一絲一毫對遭受相似裁員經歷的同事的同情，相反，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人員清算[1]，人們出奇地冷靜，甚至將其視作日常。

於是，Ho好奇，這些在工作中持續經受著不安與動盪的銀行從業者，為何從不覺得不安？帶著這個問題，Ho開始了對華爾街的長達十七個月的田野。眾所周知，相比於底層階級，上層研究往往因為受訪者的高階社會地位、繁忙、善於應對研究的交談等因素而難以持續。Ho在對華爾街金融從業者的研究中採用“多點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即不止在一個地點進行田野調查，正是為了克服對上層階級研究的難度。Ho宣稱，對上層階級的研究需要從多種場景進行分析（p19），在華爾街工作的十七個月中，她透過對華爾街校園招聘流程、面試場景、公司工作現場、下班之後與員工的閒談等環節，分析華爾街的菁英文化，試圖響應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當代的特徵。本篇將揭示《清算：華爾街的日常生活》（Liquidated: An Ethnography of Wall Street）一書的核心關懷：華爾街製造的精英文化如何導致了金融大崩潰。

《清算：華爾街的日常生活》，作者何柔宛（Karen Ho）

華爾街之死？

投資銀行如何牽動大國企業與金融

人們經常掛在嘴邊的“華爾街”究竟在做什麼？

Ho在書中指出，現今美國金融企業的生存宗旨即是維護股東價值。本書聚焦的即是為企業盈利（即保障企業股東利益）提供諮詢服務的投資銀行。大名鼎鼎的摩根斯坦利、美林銀行等即投資銀行中的領頭羊，其工作是為美國大多數企業提供諮詢服務和專業評估，包括投資、併購、兼併、收購、發行債券等具體企業發展內容。簡言之，把企業想象成個體，那麼投資銀行的本職工作就是為每個個體量身打造出一份健康成長清單，這裡的成長即盈利。可見，投資銀行是維繫金融大國經濟良好運行的關鍵環節。

美國最大的金融服務機構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 Co.)，總部位於紐約

圖片來源：The Business Journals

因此，Ho表明，投資銀行之所以牽動美國經濟，因為它們代表著那些服從市場規則的企業實體；而眾多高級投資銀行坐落地——華爾街，則自然而然地成為了美國金融中心。

“華爾街之死”這一論述用來描述當今華爾街投行日漸衰落的表現，但Ho則指出，當我們用文化來理解華爾街、甚至是市場運行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投行背後的不穩定性文化其實正是華爾街影響力深入美國經濟骨髓的表現。

打造“聰明文化”：

讓世界上最聰明的人為你打工是什麼樣的體驗？

回到一開始的經驗提問，為何以“精於計算報酬”著稱的華爾街菁英們，會自甘進入彈性、缺乏保障、過勞的極不穩定之風投工作？在Ho看來，菁英們將高風險職業當作對個人職涯的挑戰，在他們眼裡，華爾街是全世界“最聰明和最富有雄心的人”的聚集地，因此，“聰明人”這一文化形象成為他們趨之若鶩的人生目標。

“聰明人”文化形象是由頂級高校和一流投資銀行所打造出來的，它體現的是精英群體如何實現“從學校到公司”的連結。例如，凱特·米勒的一次尷尬經歷就道出了這個連結在華爾街的普遍性。曾經作為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師，凱特·米勒是公司裡為數不多的畢業於非畢業於常春藤名校的工作者，一次，副總裁與她閒聊時提到公司的招聘流程，副總裁這樣說到：“我們的確遇到一些其實可以上哈佛這類學校的學生，但是他們選擇去了一些黑人學校，這說明這些學生沒有良好的判斷力。這樣一來，我們一般是會重新考慮一下是否錄用這類學生的！”

普林斯頓的大多數學生畢業後都選擇到金融業(即圖中黃色部分)去工作

圖片來源：the New York Times

這個場景展示了投資銀行如何與精英大學實現連結。投資銀行強調特定學校的優秀性，以此來襯托銀行的地位，比如“哈佛、普林斯頓的畢業生一定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他們的卓越是不證自明的，這些最聰明的人都來我們公司工作！”

於是，凱特尷尬地發現，在摩根斯坦利這類頂級投資銀行，是否名校出身，本身就已經代表了他們是否具有“足夠聰明、具有領導力、國際化”這些特質。通過延續這些特質，投資銀行將自己的工作與名校精英連結起來，如此，他們便不斷合理化自己的領先地位，畢竟，他們聘僱的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

“掙錢就是王道”：

以不穩定為榮的“聰明文化”

這些被打造為“聰明、敏銳、具有領導力和國際視野”的聰明人，在進入華爾街的那一刻起就被教導要學會“安於不穩定”這件事。

本文一開始所述遭受裁員的Ho很快發現，人員清理本身就是華爾街工作內容的一部分。這是因為，華爾街的績效獎金制度鼓勵投行家持續不斷地競爭以高效地獲取高額利潤。

績效獎金制度具有以下幾個特徵：第一，交易數量決定員工的表現，而不管與之交易後的客戶是否受惠；第二，薪水增長的速度緩慢，但獎金或分紅卻很快；第三，獎金多少是評估員工價值的標準。這種績效獎金制度是銀行保障自身利益的一種做法，因為銀行催促員工拼命交易、接單，但又宣稱企業最終是否盈利要看企業自身的股市表現，即將對企業的責任轉移到市場表現。

美國工人平均薪資（黑色）與華爾街金融公司平均獎金分紅（紅色）增長情況對比 圖片來源：Fortune

風投銀行親手締造出一個只注重短期實惠，忽略企業長期利益的金融銀行。銀行只重視彈性人力，公司陷入危機時果斷裁員，同時，他們也不培養專有人員，若有需要，則直接以高昂獎金挖掘人才，並經常以誇大、衝高業績的方式應對經濟危機。

不幸的是，被績效獎金裹挾的投行家們不自覺地投入“快速掙錢即王道”的遊戲中。具體地說，由於員工價值由其獲得多少獎金而定，員工們傾向於爭取儘可能多的獎金來抬高身價。那麼，根據績效獎金制度，員工要達到快速獲得獎金的目的，可以拼命地說服客戶、加單，獲取高額獎金；或者爭取獎金即尋找下家公司以成功跳槽。

“榨取當下”的聰明文化：

看似是功，實則有過

著迷於金錢遊戲的投行家們對不穩定習以為常，而這樣的聰明文化落實到具體的金融操作，並最終引爆了金融海嘯。

首先，投行家們已經明白，短期工作是華爾街的常態，他們的工作或者自己所在團隊有可能隨時被撤掉。並且，銀行實際上並不需要對員工履行滿聘的義務，即便合約上白紙黑字寫著一年、兩年的約聘期，當銀行出於成本考慮，他們可以隨時解聘員工。同時，投行家也清楚，職員也不必對公司忠誠，隨時都可以洽談新工作，人員流動在華爾街是常事，換言之，投行家自己不會在這家公司做很久。

因此，員工們的應對方式是“榨取當下”，即不顧一切從現狀中完成儘可能多的交易。而為了將利益的“榨取”儘可能地擴大化，投行家們則在交易過程中發揮了他們最擅長的“聰明才智”。

舉例來說，當投行家向潛在的客戶推銷他們如何精於籌集債券時，實際上他們撒謊並且說盡競爭對手的壞話；當投行家向客戶分析高收益的因素以展示某個業務的市場佔有率和回報率的時候，實際上他們將行業最為高收益和激進的公司作為模板而不論行業平均水平；當投行家向客戶彙報業務評價時，實際上他們刻意掩蓋公司的缺點而重點展示公司的少數優點（p106）。據此，Ho稱這種交易流程為“華爾街與企業客戶之間的剝削關係”。

喬治·華盛頓的雕像俯視著紐約證券交易所 圖片來源：STAN HONDA/AFP/Getty Images

在這層剝削關係背後，我們可以解答開篇Ho的疑問，即“為何被裁員者從未對其他裁員者表達同情？”這是因為，華爾街的投行家從一開始便認為裁員是企業的正常戰略，即便他們自己本身也經常處於被裁員，但是隻要他們個人價值存在，他們可以很快地找到下家，繼續接受高昂的獎金。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也將人員流動作為企業業績，他們也並不認為裁員是一件多麼不得了的經歷。於是，在面對大規模裁員，員工經常忙著尋找下家，而不會也無法理解他人的痛苦（p293）。

因此，聰明文化之功在於它能幫助個體和銀行獲取快速地獲取短期利益。然而，從長遠來看，這個文化使得企業和股東價值進入短暫價格評估，持續引發經濟波動和危機，如此，實際上聰明文化導致了企業利益的長期受損。

聰明文化的再製與精英的自我剝削

進一步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在華爾街工作，投行家們都認為人員流動顯得十分平常。然而，僅僅因為裁員的普遍性，就能讓這些職場精英自甘進入甚至是享受殘酷的工作文化嗎？ Ho指出，在華爾街工作流行著這樣一種聰明文化，工作越操、越不穩定，人們就越覺得自己有價值，卻不管這些快操死人的工作本身是否必要。

現為德意志銀行企業戰略部的高級副總裁保羅這樣描述到自己初入職場的工作樣貌：“我的週末幾乎都在工作…我連續熬夜72個小時…但是這讓我學到如何全情投入工作。”在投行家的日常工作中，“凌晨三點睡在車裡，六點鐘準時去上班”是家常便飯。這是因為他們需要透過加班來證明自己如何努力工作。他們要為客戶蒐集金融信息、調查行業趨勢、製作演示文稿、分析產業去向和盈虧等。這些資料的收集和展現最終都呈現在演示給客戶的那一刻，在那一刻，如果一個地方出現錯誤，這些分析師一定會被罵的狗血淋頭，因此，確保展示成果那一刻的精準無誤是每一個華爾街工作者必須掌握的功課。

華爾街投行家的工資（紫色）和獎金分紅（綠色） 圖片來源：Business Insider

儘管投行家們面臨如何殘酷和嚴苛的工作制度，他們卻無一例外共享了一種弔詭的工作文化，而這種工作文化，讓精英甘願自我剝削。首先，強調以最短的時間、最快的速度爭取鉅額利潤的“金錢精英制度”（money meritocracy）（p107）是華爾街崇尚的工作文化。在這樣文化影響下，投行熬夜、加班以實現永恆不斷的工作。即便曾在職場遭受歧視的有色族裔職員也表現出對“金錢精英制度”的堅信。譬如，不少非洲裔、亞洲裔的男女工作者發現，就算他們在某些社會身份上處於劣勢，但是在華爾街，只要他們能賺錢，他們仍然會被認為是有能力的精英。於是，

其次，浸淫在精英文化本身也形成一種投行家持續奮鬥的助推器。信孚銀行債券部副總裁朱莉自豪地表示“在這裡，你周圍全都是聰明的人，你的手下也是一群尖子生，這是一個很刺激的環境。”在朱莉看來，來自同事的競爭壓力鼓勵了每一個人加倍努力工作，因為每一個人都不想被身邊的人比下去。

據此，Ho宣稱是，“聰明文化”是華爾街文化的本質，也是資本利益累積與全球化生產力的助產器（p40）。

大哉問：到底什麼“市場”？

以上，我們解剖了聰明文化之過以及精英的自甘剝削，那麼，另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便是：既然，從結果來看，華爾街投行家們損害股東利益，並製造出金融崩潰，在這樣情況下，他們該如何維護自己在華爾街的地位呢？換句話說，

這一問題的背後，是Ho的核心關懷，即，我們該如何理解市場？《清算》一書打破人們對“市場”的理解方式所固有的預設，並提供瞭解答。Ho認為，當我們談論“市場”的時候，我們傾向於以一種抽象的經濟活動來理解它，這樣曖昧不明的理解方式使人們將目光放在投行家賺了多少錢、賠了多少錢等直接與“金錢”、“利潤”、“盈虧”等掛鉤的問題，於是，人們相信，這些數字和漲幅就是市場。然而，以這種單向思維，我們顯然無法解答這個看似弔詭、卻在世界金融中心華爾街天天上演的戲碼：一個給公司帶來虧損的員工卻仍然被視為最聰明的人。

Ho指出，要回答這一問題，需要從文化角度入手。華爾街挪用了社會對“聰明”的理解，並通過不穩定的工作環境，諸如裁員、競爭，逐步將自己的工作風格和意識形態推廣至其他的企業和經濟體。具體地說，投行家使用精巧的話術和市場分析觀點勸服股東進行投資以追求短期效益，而華爾街金融市場又以追求短期效益為目標——在獲得短期效益之時立刻投注下一輪投資，在這樣的情況下，市場分析或許稍顯膚淺但卻能帶來短期利益的投行家則成為股東們所信賴的“專家”。

本書作者Karen Ho

圖片來源：socialtrendsinstitute.org

Ho也指出，投行家的光環本身也體現了華爾街對短期效益的追求，或者說，這個場域並不以長期效益為目標，人人都期待著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取利益，然後又進入下一輪逐利遊戲中持續獲取利益。如此，投行家的聰明文化成為金融界的主流意識形態，每個人都在追求獎金、都在自我操勞，同時，也都在享受不穩定。

因此，以華爾街為例，《清算》提供了一個具體的標本用以分析市場。市場不是一個抽象的用與金錢相關的詞彙便可以一以概之，它存在於華爾街人的日常實作、互動細節。這些看似獲得權力但也受到限制的精英，在日復一日的生活經歷中製造出金融的霸權地位，而這些日復一日的日常經驗和意識形態，即“聰明文化”。

當然，對聰明文化的評判並非特指個體精英，本書也指出，精英實際上正無意識地自願服從職場和生活的剝削。聰明文化實際批判的是，一個崇尚不穩定、短期效益的金融文化，這個文化將華爾街工作的任何一個人——包括高階主管、經理、分析師、一般職員——都捲入了一場與時間賽跑、抓取短暫利益的職場風暴中。而這場風暴越滾越大，最終引爆了金融海嘯。

註釋：

[1] 文中金融業專業術語的中文翻譯部分參考中文譯本;

[2] 多點民族誌（multiple-site ethnography)，此研究方法重在分析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特徵。它推崇以多個點而非單個點的民族誌方法，強調展示在交叉時空的文化意義、對象和認同的循環。

本文是“學做精英三部曲”系列的第二篇，主要聚焦於華爾街金融公司在就業招聘過程中的精英制造過程，那麼這些精英們是如何在之前的學校教育中被塑造出來的？想要知道美國頂級私立高中的新一代精英們的日常生活和學習，請參見：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名校精英？https://mp.weixin.qq.com/s/M-7jMFfwsKDv6LqMPaH-Qg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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