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BDSmovement.net
編者按：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佈獨立建國。次日，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近百萬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淪為難民。此後，巴勒斯坦將每一年的5月15日視作“浩劫日”（Nakba Day）。
2018年5月14日，由特拉維夫遷往耶路撒冷的美國駐以色列新大使館舉行開館典禮，美國副國務卿約翰·沙利文總統特朗普的女兒伊萬卡、女婿庫什納出席。
同一天，為抗議美國將駐以色列大使館由特拉維夫遷往耶路撒冷，並紀念“浩劫日”七十週年，數萬巴勒斯坦民眾在加沙地帶巴以邊境地區舉行抗議活動，並與以色列軍隊發生衝突。巴勒斯坦衛生部門表示，當天至少有58名巴勒斯坦人在多地爆發的衝突中死亡，超過2700人受傷。第二天，巴勒斯坦民眾繼續在多個城市舉行抗議活動，並與以色列軍警發生衝突，兩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軍士兵打死，約160人受傷。
2018年5月15日，巴勒斯坦活動人士、“抵制、撤資和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運動聯合發起人歐麥爾·巴爾古提（Omar Barghouti）先後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和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發表題為《英國、巴勒斯坦和BDS運動：問責、責任和有效團結》（Britain, Palestine & BDS: Accountability, Responsibility, and Effective Solidarity）和《巴勒斯坦的定居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 in Palestine）的演講，兩場演講使用的是同一份講稿。
巴勒斯坦活動人士、“抵制、撤資和制裁”運動聯合發起人歐麥爾·巴爾古提
巴爾古提在演講中將前一天發生在加沙地帶的慘劇和以色列加緊修建非法定居點等系列舉措稱作“正在發生的2018年版浩劫”，並介紹了由他參與發起的BDS運動的活動宗旨和目標，即結束1967年以來以色列對巴領土的佔領，終止符合聯合國定義的制度化的種族歧視行徑，維護自1948年起被趕出家園和領土的巴勒斯坦難民的迴歸權。
歐麥爾·巴爾古提1964年生於卡塔爾一個巴勒斯坦人家庭，在埃及長大。1982年起在美國生活11年，於哥倫比亞大學獲得電子工程學碩士學位。1993年遷居以色列，後於特拉維夫大學獲得哲學（倫理學）碩士學位。擁有以色列永久居民身份。BDS運動由上百個巴勒斯坦非政府組織於2005年7月聯合組建。
以下是巴爾古提的演講稿，由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西亞阿拉伯國家研究項目”經演講者本人授權後翻譯。演講文本取自巴勒斯坦團結運動（Palestine Solidarity Campaign）組織網頁，文中前兩個小標題為編者所加，其他小標題為原文本所有。
“抵制、撤資和制裁”運動：正義的種子能否在全球開花？
當地時間2018年5月14日，巴勒斯坦人聚集在加沙地帶與以色列交界地區，抗議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在耶路撒冷開館。當天在多地爆發的巴以衝突至少造成58名巴勒斯坦人遇難。 （圖片來源：AFP）
對巴勒斯坦人而言，今天不僅是“浩劫日”（Nakba Day）七十週年，更重要的是，我們仍身處浩劫之中。
2018年版浩劫
昨天，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最新殺戮行為殘暴至極。以色列狙擊手有預謀的射殺，不僅造成數十名以和平方式進行抗議的巴勒斯坦人死亡，還造成2000多人受傷，包括200名兒童，很多人因彈頭爆炸而受傷。這是一場電視直播的殺戮行為，表明以色列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實施罪行，卻不受懲罰。
在加沙遭受“血洗”的同時，美國政府代表和狂熱的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領導人卻在同以色列戰犯歡快地慶祝美國駐耶路撒冷大使館正式開館，這些人無視國際社會達成的共識，即不承認以色列對這座城市的任何一部分擁有主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原住民犯下罪行，而美國官方卻前所未有地助紂為虐，歷史將銘記這一針對易燃地帶的大規模縱火行為。
以色列對加沙地帶實施封鎖已長達11年，甚至通過計算當地人均卡路里消耗量來限制食品進口，導致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處於饑荒邊緣。誠如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所言，以色列的封鎖使加沙變成了一座“監獄”。聯合國則指出，以色列的封鎖使加沙地帶淪為緩慢死亡的集中營，如果情況得不到改觀，至2020年，加沙將成為不宜居住的地區。（戴維·卡梅倫，2010年5月至2016年7月擔任英國首相。——譯註）
以色列實行的種族隔離制度曾被美國國務院定性為針對巴勒斯坦公民在“制度上、法律上和社會上的歧視”，以色列當局制定了超過65部種族主義法律來確保種族隔離制度的實施。自2016年以來，以色列武裝部隊逐漸摧毀了內蓋夫地區（Naqab/Negev）一個名叫烏姆·希蘭（Umm al-Hiran）的巴勒斯坦貝都因人村莊，在其廢墟上建立了一個新的猶太人定居點，甚至還將新定居點稱作“希蘭”（Hiran）。
以色列仍在繼續否認國際社會公認的流亡巴勒斯坦人的權利，該群體數量佔巴勒斯坦人總數的50%，其中大部分是難民。以色列正在加緊修建非法定居點，以搶佔土地和進行種族清洗，這在被佔的耶路撒冷和約旦河西岸尤為突出。以色列拆毀房屋、逮捕和虐待兒童、修建種族隔離牆和監視巴勒斯坦人活動的瞭望塔等行為正變本加厲。以色列一位誠實的部長曾坦承，制定這些殖民主義的壓迫政策，目的就是為了使巴勒斯坦人活得“極其痛苦”，迫使巴勒斯坦人“自我轉移”。
這就是正在發生的2018年版浩劫。
圖片來源：The Institute for Middle East
英國、歐盟和整個世界應當承擔道義和法律責任
以色列當局實行佔領、定居者殖民主義和種族隔離制度，其目的是為了完成大衛·本-古裡安（David Ben-Gurion）和猶太復國主義民兵始於1947年的一項工作：對巴勒斯坦進行全面的種族清洗。（大衛·本-古裡安，生於1886年，卒於1973年，以色列首任總理，1948年5月至1954年1月和1955年11月至1963年6月在任。——譯註）
今天的以色列可能不會像七十年前那樣轟炸和系統性摧毀數百個巴勒斯坦村鎮，或是犯下嚴重程度如代爾亞辛村（Deir Yassin）大屠殺和加西姆村（Kafr Qassem）大屠殺的冷血殺戮。為儘可能多地趕走巴勒斯坦原住民並建立一個排他性的定居者殖民地，以色列的策略是一步一步地犯下這些罪行。（代爾亞新村是靠近耶魯撒冷的一個居住著600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村莊。1948年4月9日，大約120名來自猶太復國主義準軍事武裝的戰鬥人員在這裡屠殺了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至少107名巴勒斯坦人。加西姆村位於以色列與約旦河西岸邊界的以色列一側，是一個以色列阿拉伯人居住的村莊。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邊防警察依據新實施的宵禁令，在這裡屠殺了48名阿拉伯人，其中6人為婦女，23人為8至17歲的少年。——譯註）
有了特朗普的白宮、美國國會空前支持其狂熱政策以及歐盟可恥的同流合汙，以色列變得極度醉心於權力，乃至於正在撕下單薄且破舊的民主面具。以色列不再掩飾打造一個巴勒斯坦版班圖斯坦（Bantustan）的真面目，並將特朗普入主白宮視作埋葬巴勒斯坦自決權的難得機會，因而歡呼雀躍。（班圖斯坦，意為“班圖人的家園”或“黑人的家園”；作為種族隔離政策的一部分，歷史上是為南非或西南非黑人劃出的屬地。——譯註）
我已故的祖母拉斯米耶（Rasmiyyah）和她家人曾住在風景如畫的薩法德市（Safad），1948年，當猶太復國主義準軍事部隊強行將我祖母一家趕出他們寬敞的住所時，我的家人對浩劫有了切身體會。這場浩劫造成的持久影響塑造了我和其他數百萬巴勒斯坦難民後裔的身份認同。
這場浩劫的倖存者呼籲英國、歐盟和整個世界承擔深刻的道義和法律責任，至少不要再傷害我們。
聯合國認為，英國和歐盟繼續與以色列進行有利可圖的軍火交易，同以色列非法定居點和支持定居點擴建的企業開展貿易，這實際上違反了它們對以色列嚴重違反國際法不予承認、不予支持的法律義務。
歐盟和英國與侵犯人權的以色列企業、銀行和機構之間維持著一個集軍事關係、武器研發、銀行交易和定居點貿易於一體的網絡。歐盟每年從以色列非法定居點進口的商品價值達3億美元，僅僅給這些非法商品貼上標籤便已構成一種失職行為，暫且不論禁止這些商品的進口。
我們要求各國履行責任、團結一致，而非施捨。團結並不僅僅是一種平衡與殖民者競爭的手段，還是希望的重要來源。畢竟，壓制我們的希望，並用絕望與挫敗感來殖民我們的思想，一直以來都是巴勒斯坦地區猶太復國主義定居者殖民計劃的一部分。1923年，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領導人澤耶夫·亞博廷斯基（Ze’ev Jabotinsky）曾這樣寫道：
“世界上每一個原住民，只要還抱有擺脫被殖民化危險的一絲希望，就會抵制殖民者。……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殖民化要麼停止，要麼推進時不要顧及原住民。這意味著，殖民化必須超越保護原住民的力量，即藏身於一堵原住民無法攻破的‘鐵牆’之後，才能推進和發展。”
這堵“鐵牆”的要害在於，通過霸權和持續的力量向作為原住民的我們灌輸一種意識，即服從以色列的不公正行為，接受反抗以色列壓迫政權徒勞無望的宿命。
但是，正如我們今天在加沙看到的那樣，有效的民眾抵抗所產生的希望仍具有韌性，且正在擴散。幾十年的流離失所並沒有使巴勒斯坦人放棄抵抗，我們會繼續抵抗壓迫，堅持追求人人平等的權利。
這正是以色列拼命打壓抵制、撤資和制裁運動（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BDS）的原因，該運動已成為巴勒斯坦民眾抵抗的重要部分，也是國際社會聲援巴勒斯坦爭取自由、正義和平等鬥爭最有效的形式。通過有效展現實現上述目標的非暴力但現實主義的路徑，BDS運動不僅堅持所有巴勒斯坦人的權利，還使巴勒斯坦人重新燃起了解放、正義與和平的願望。（“抵制、撤資和制裁運動”，下稱“BDS運動”。斜體為原文所有，下同。——譯註）
BDS運動的方針：捍衛權利、非暴力
2005年，巴勒斯坦公民社會最廣泛的聯盟啟動了BDS運動，呼籲結束1967年以來以色列對巴領土的佔領，終止符合聯合國關於種族隔離定義的制度化的種族歧視行徑，維護自1948年起被趕出家園和領土的巴勒斯坦難民的迴歸權。
這三項基本權利與巴勒斯坦人的人口分佈相對應：據2014年的數據，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佔全球巴勒斯坦人總人口的38%，以色列國內的巴勒斯坦公民佔12%，流亡的巴勒斯坦人佔50%。事實上，超過三分之二的巴勒斯坦人是難民或國內的流離失所者。
作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儘管內部存在各種嚴重的問題，最近也重申了其對BDS運動的支持。
自2005年啟動以來，BDS運動受到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和美國民權運動的啟發和深刻影響，今天已深植於數十年來巴勒斯坦民眾進行的針對定居者殖民主義的非暴力抵抗中。南非議會議長巴萊卡·姆貝特（Baleka Mbete）最近表示：“與我們看到的（巴勒斯坦）領土被佔的情況相比，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嚴重程度要輕得多。”
作為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獲得者，BDS運動基於普遍的人權原則，一貫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種族主義和歧視，包括反黑人種族主義、同性戀恐懼症、伊斯蘭恐懼症和反猶太主義。該運動主張，一個人的身份決不應削弱或限制其享有的權利。但要指出的是，我們的運動抵制的是共犯行為，而非身份。
猶太人非法定居點社區出現的抵制以色列的標識（圖片來源：Middle East Eye）
作為一項包容性的運動，BDS運動正受到不同社區越來越多的支持，反對殖民統治的以色列猶太人也日益成為BDS運動的支持者，他們在揭露和提倡孤立以色列壓迫政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BDS運動的影響
自2013年6月以來，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已經意識到BDS運動在戰略層面對以色列造成的影響，因此將全面打擊BDS運動的任務指定給了新成立的以色列戰略事務部。
摩薩德（Mossad）前局長沙沃塔伊·沙維（Shabtai Shavit）承認，BDS運動對以色列不公正的制度形成了“批判性”挑戰。以色列前總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也承認，BDS運動正接近一個“臨界點”。（摩薩德是以色列官方情報機構，全稱為“情報和特殊使命局”。——譯註）
蘭德公司（Rand）2015年發佈的一項研究預測，未來10年內，BDS運動使以色列蒙受的損失可能高達600億美元，相當於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
挪威、荷蘭、丹麥等國的全球投資基金已先後從捲入佔領行動的以色列銀行或國際企業撤資。
2017年，西班牙巴塞羅那市政府宣佈採取措施終止同以色列佔領當局的合作，支持巴勒斯坦人通過BDS運動來追求自身權利。此前，西班牙數十個地方議會宣佈自己是“以色列的種族隔離自由區”。
巴塞羅那市政委員會官員和工作人員聲援巴勒斯坦（圖片來源：Twitter）
英國、法國、挪威和北愛爾蘭一些城市的議會也推行了與BDS運動相關的措施。就在幾周前，都柏林成為歐洲地區首個全面支持BDS運動的首都。
2015年9月，法國能源管理巨頭威立雅（Veolia）成為全球首家結束所有涉及以色列非法行動的國際企業。此前7年間，BDS運動使威立雅在全球投標中的花費超過200億美元。這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2016年法國電信巨頭鮮橙公司（Orange）和國際建材巨頭老城堡集團（CRH）等企業也先後退出了以色列經濟。
隨著美國多家教會、英國公共服務業總工會 （UNISON）和全國教師聯盟（NUT）等組織宣佈不再使用惠普產品，惠普公司正面臨一場滾雪球般壯大的全球BDS運動。
蒙受《金融時報》所稱的“名譽損害”之後，全球最大的私營安保公司G4S向BDS運動的壓力低頭，決定不再參與多數以色列的非法生意。G4S已失去在約旦、挪威、黎巴嫩、歐洲議會、南非、哥倫比亞等地方和機構的合同。儘管如此，G4S仍然是BDS運動制裁清單上的首要目標，因其深度參與了對以色列警方的培訓。以色列警方因對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而臭名昭著。
2017年，挪威工會聯盟（Norwegian LO）等國際主要工會聯合會加入了BDS運動。
2016年伊始，聯合衛理公會（United Methodist Church）旗下資產規模達200億美元的養老金和醫療福利基金宣佈，停止對以色列五家最大的銀行進行投資，並從其中兩家銀行撤資。美國的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和基督聯合教會（United Church of Christ）等其他主要新教教會也都先後從美國和其他捲入以色列佔領行為的公司中撤資。
荷蘭第二大養老基金PGGM和丹麥一家國有養老基金先後於2014年和2017年從以色列五家最大的銀行撤資。
如果沒有多年在學術和文化領域進行抵制的倡議，上述抵制行動和BDS運動在經濟領域的迅猛發展肯定無法實現，這些運動不僅向世界揭示了以色列野蠻非法的佔領行徑和殖民統治，還將那些同以色列當局沆瀣一氣的高校和文化機構公之於世。
去年，以色列一家日報刊登的一篇題為《奧斯卡獎得主是……BDS運動？》（And the Oscar Goes to... BDS?）的報道，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2016年，BDS運動舉辦了一場影響廣泛的公關活動，之後，當年獲得奧斯卡獎提名的26人中，無一人接受以色列方面的宣傳性參訪邀請，這樣的邀請每一份價值5.5萬美元。
洛德（Lorde）追隨多名演藝界大腕加入BDS運動，2017年末到來之前，她取消了一場原本在特拉維夫舉行的演出。這一支持巴勒斯坦進行文化抵制的舉動，使洛德一舉成為同齡人中最負盛名和勇氣的藝術家。（洛德，生於1996年，本名Ella Marija Lani Yelich-O'Connor，新西蘭女歌手。——譯註）
新西蘭女歌手洛德
在“英國支持巴勒斯坦藝術家”（APUK）組織的努力下，包括好萊塢明星在內的一百多位藝術家在《衛報》簽署了支持她的聯名信，作為對美國的以色列遊說集團醜化和抹黑洛德的回應。《華盛頓郵報》在報道這場論戰時總結道：“從現在開始，哪怕是安排在以色列的演唱會日期都會被視作是一種政治行為，更別提開演唱會這種事情了。”
在英國，已有1200多位文化界人士簽署了支持文化抵制以色列的保證書，此前在蒙特利爾（加拿大）、愛爾蘭、美國和南非也都出現了類似的抵制倡議。
受此影響，2017年，特拉維夫LGBT電影節遭遇了一波國際人士取消出席電影節活動的“抵制浪潮”。（LGBT分別指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和跨性別人士。——譯註）
西方主要大學的學生自治團體也投票支持BDS運動的各類抵制措施，包括從捲入佔領行動的以色列公司撤資。
在美國，包括美國研究協會（ASA）、全國婦女研究協會（NWSA）在內的學術團體也都支持在學術上抵制以色列。海灣阿拉伯國家、巴西、南非、愛爾蘭、英國，意大利、美國等世界各國數以千計的學者都加入了這場抵制活動。
2013年，聽從巴勒斯坦和其他國家科學家的呼籲，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抵制了一場以色列的會議。（斯蒂芬·霍金生於1942年，卒於2018年3月14日，英國理論物理學家。——譯註）
在這一背景下，重申以下觀點是重要的：巴勒斯坦人呼籲的學術和文化抵制是一種制度性的抵制。它並不針對以色列個人，而是針對那些被證實和以色列當局共同違反國際法的機構。因此，BDS運動不會侵犯學術自由或藝術自由。
以色列“最種族主義的政府”助推BDS運動成長
以色列壓迫政權在學術、文化和經濟上正日益受到孤立，這並不只是BDS運動的功勞，更多是由以色列自身行為造成的。
2015年的以色列大選選出了“最種族主義的政府”，這在無意間擴大了外界對巴勒斯坦人權利的支持，也為BDS運動運用策略爭取這些權利提供了支持。以色列已經更加公開地站到了日益興起的極右勢力一邊，其中包括美國和歐洲國家的排外勢力和反猶主義團體。
特朗普經常援引以色列的政策，以之為範例，來反駁美國國內對其在與墨西哥交界地區興建種族主義隔離牆（內塔尼亞胡公開支持特朗普政府的這一政策）、簽發難民和穆斯林旅行禁令、採用基於族裔背景的預警系統等政策的批評。
來自特朗普的重要支持陣營即“新右翼”（alt-right）的一位領導人甚至為白人至上主義運動的種族民族主義進行辯護，稱之為“白人的猶太復國主義”。這無疑是在暗指以色列的排外主義根基。以色列使猶太人定居點的居民享有高於巴勒斯坦原住民的特權，將那些來以色列尋求庇護的非洲人視為“癌症”，進一步暴露了猶太復國主義和自由主義理想之間理不清的矛盾。
隨著這種矛盾關係日漸清晰，美國八零後和九零後中的猶太人和廣大公眾越來越支持讓以色列承擔責任。2014年一項民調顯示，40歲以下的非正統猶太裔美國人中，有46%支持通過抵制以色列使其結束對巴勒斯坦領土的非法佔領。
為抗議以色列在加沙地區的暴行，以色列裔美國著名女星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決定拒絕出席一個授予她獎項的以色列頒獎典禮，此舉標誌著這名年輕猶太裔美國人對以色列的立場發生了重大轉變。很多猶太裔美國人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價值觀，使他們不再向狂熱、原教旨主義和軍國主義日益高漲且罪行累累的以色列壓迫政權妥協。（娜塔莉·波特曼，1981年6月出生於耶路撒冷，擁有以色列和美國雙重國籍。本段涉及的事件發生在2018年4月。——譯註）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2016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近半數美國人支持對以色列實施制裁或採取更嚴厲的措施，以使其停止擴建非法定居點。
以色列議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通過種族主義法律，其政府部長採納了不加掩飾的極右翼種族主義主張。此外，以色列的塞法迪猶太人社區首席拉比最近呼籲對“非猶太人”進行種族清洗，將其趕出“以色列的土地”。（塞法迪猶太人，是15世紀後期居住在伊比利亞半島的猶太人的後裔。首席拉比，是猶太人社區宗教領袖擁有的頭銜。——譯註）
以色列政界和軍界主要人士對該國墮入深淵深表憂慮。前總理埃胡德·巴拉克稱以色列“已被法西斯主義的種子感染”，副參謀長亞伊爾·戈蘭（Yair Golan）少將則將以色列社會的“反叛趨勢”比作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對戈蘭而言，幸好他不是英國工黨成員，否則他可能早已被逐出工黨！
2017年英國廣播公司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以色列的受歡迎程度在所有受調查國家中排名倒數第四，以色列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偏離了主流的自由主義。鑑於66%的英國民眾對以色列持消極態度，保守黨政府怎麼可以繼續無視民意，繼續同以色列沆瀣一氣，犯下針對巴勒斯坦人的罪行？
以色列絕望地轉向麥卡錫主義
由於在草根階層中輸掉了反BDS運動的鬥爭，同時認識到BDS運動給巴勒斯坦人帶去了希望，以色列於2014年制定了自上而下打擊BDS運動的新戰略，以取代過去僅僅通過給BDS運動貼標籤和發動廣泛宣傳攻勢的遏制策略。
這不禁讓人想起了麥卡錫主義。以色列的新戰略通過法律戰、間諜行動和升級版的宣傳活動來妖魔化BDS運動的支持者，甚至將他們定罪。由於無法遏制BDS運動的擴大而心生絕望，以色列一位部長曾公開威脅BDS運動的主要人權活動家，聲稱要對他們進行“民事上的定點清除”。與此同時，以色列戰略事務部成立了它所稱的“抹黑小組”，對BDS運動進行汙衊。
但打擊BDS運動對以色列而言並非易事。做了錯事卻逍遙法外的以色列政權正傲慢地試圖法辦抵制運動，進而壓制言論自由。殊不知，BDS運動採用非暴力手段抵制不公正的策略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以色列針對BDS運動的法律戰也遇受重大挫折，歐盟和瑞典、愛爾蘭、荷蘭政府，以及大赦國際、國際人權聯合會（FIDH）和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等國際主要人權和民權組織，都將捍衛抵制以色列的權利視為言論自由問題。
出於某些特殊的原因，在西方國家中，英國政府打擊BDS運動最為積極。英國試圖限制地方議會履行它們從牽涉以色列侵犯人權行動的公司中撤資的法律和道德義務。由於巴勒斯坦團結運動（Palestine Solidarity Campaign，PSC）及其合作伙伴藉助法律武器發起挑戰，英國政府暫時停止了對BDS運動的打壓。
任何看過半島電視臺（Al Jazeera）四集紀錄片《遊說集團》（The Lobby）的觀眾都會認識到，英國的以色列遊說機器是多麼具有顛覆性、腐敗和蠻橫，並瞭解到這部機器是如何脫身的。試想一下，如果俄羅斯的情報官威脅要“幹掉”英國的一位部長，高傲的英國政府會作如何反應。然而，以色列駐倫敦大使館的一位高級外交官卻已經這麼做了！（以色列駐英國大使館高級政治事務官沙伊·馬索特[Shai Masot]曾揚言要“幹掉”英國負責外交與英聯邦事務的國務部長艾倫·鄧肯爵士[Sir Alan James Carter Duncan]，鄧肯曾批評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建立猶太人非法定居點的政策。《遊說集團》播出後，以色列駐英國大使馬克·雷格夫[Mark Regev]向艾倫·鄧肯爵士道歉。沙伊·馬索特現已返回以色列，並從政府系統辭職。——譯註）
半島電視臺紀錄片《遊說集團》截圖（圖片來源：Al Jazeera）
據以色列媒體近期的一則報道，以色列秘密聘請了一家總部位於芝加哥的大型律師事務所，幫助其在北美、歐洲和其他地區打壓BDS運動活動人士的言論。爆料的是以色列律師艾特伊·麥克（Eitay Mack），他告訴刊發這則報道的報紙，以色列可能正在跨越“犯罪紅線”。
跨團體、跨運動的鬥爭策略
BDS運動認為，平等是權利的關鍵，因此平等是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必要條件。正如《世界人權宣言》中所強調的：無論具有何種身份，最重要的人權是平等權。
BDS運動增強了巴勒斯坦與世界各地在爭取正義和開展運動方面進行跨團體合作的有機聯繫。BDS運動從移民、婦女、工人、穆斯林、原住民、LGBTQI社區和黑人群體的維權運動中受到啟發，這些群體相互團結，共同捍衛權利。（Q代表queer或questioning。前者指在性傾向方面與主流社會性別規範或性規範不符的人群；後者指對自身性別、性身份、性取向發生質疑，不願意被貼上明確性向標籤的人群。I代表intersex，即雙性人。——譯註）
2016年，美國的“珍重黑人生命”運動（Black Lives Matter）開始將BDS運動納入其活動平臺。“黑人支持巴勒斯坦”組織（Black for Palestine）2015年發佈的一份團結聲明表達了對BDS運動的支持，該聲明由1000名黑人名人和活動家聯名簽署。他們在聲明中這樣強調兩者間的聯繫：
“我們認識到，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人時所體現的種族主義，同樣被以色列用於對待該地區的其他人身上，包括不寬容、警察暴行和針對以色列國內非洲人的暴力。以色列官員將來自蘇丹和厄立特里亞的尋求庇護者稱作‘滲透分子’，並將這些人拘禁在沙漠地區。以色列在埃塞俄比亞猶太人不知情或未允許的情況下，對他們實施消毒。這些問題要求我們採取統一行動，對抗反黑人主義、白人至上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黑人支持巴勒斯坦”是一個由美國黑人活動人士組成的全國性網絡，致力於支持巴勒斯坦爭取自由、正義、和平和自決的鬥爭，總部位於美國底特律。——譯註）
壓迫我們的人比以往更加團結，我們受到的壓迫比以往更加複雜交錯。現在正是我們探索跨團體反抗的時候。分則敗，合則勝！
英國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
要終結貝爾福（Arthur Balfour）的殖民遺產，就必須終止英國深入且持續地勾結以色列、在佔領問題和推行種族隔離問題上維護和鞏固以色列政權的舉措。在這個問題的處理上，最低限度是要向英國政府施壓，令其停止與以色列的軍火貿易，同時禁止進口所有與以色列定居點企業沆瀣一氣的公司以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即將發佈的黑名單上的公司的產品。（阿瑟·貝爾福生於1848年，卒於1930年，1902年7月至1905年12月擔任英國首相。1917年11月，時任英國外交大臣阿瑟·貝爾福寫信給英國猶太復國主義者聯盟副主席沃爾特·羅斯柴爾德，表示英國政府贊同“在巴勒斯坦由猶太人建立一個民族家園”。這一表態被後人稱為《貝爾福宣言》，對猶太復國主義的發展和中東局勢產生了深遠影響。——譯註）
鑑於人們已經向以色列的大學和文化活動人士呼籲，要求它們向文化機構、作家和藝術家施壓，以停止洗白以色列的佔領和種族隔離行徑，要使英國停止與以色列相互勾結，學生和教師們有必要向高校施壓，要求它們停止與以色列高校聯合開展軍事和“安全”研究。
我們需要對市政廳、教會、高校等機構施壓，要求它們奉行道德採購（ethical procurement）和投資指導原則，不與存在嚴重侵犯人權或嚴重不當行為的公司進行交易。我們希望看到牛津大學或者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不再使用惠普的產品，這一天會很快到來嗎？
所有這些都要求我們發展BDS運動並擴大其影響。要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必須捍衛BDS運動，挫敗以色列及其狂熱的駐英遊說集團麥卡錫式的努力，防止它們在世界其他地區汙衊BDS運動和破壞人們對該運動的支持，避免掉入單一防禦模式的陷阱。最好的防禦方法是基於反種族主義原則繼續組織和推進BDS運動，使這種戰略性活動像南非的反種族隔離運動那樣成為主流。
結語
儘管擁有包括核武器在內的大規模軍事實力，以色列在美國國會和歐盟的影響力無可匹敵，打造出了首屈一指的宣傳機器，並對每個批判其壓迫政權的公民進行恐嚇，但以色列終究沒能打敗或減緩BDS運動的發展。任何壓迫行徑、鐵牆或混凝土牆都無法熄滅頑強的希望之火。
我曾答應已故的祖母要滿懷希望、永不放棄，不管以色列的壓制多麼殘暴，我都要為這一崇高的解放鬥爭貢獻綿薄之力。一直以來，祖母的正義之心和麵對壓迫進行頑強反抗的精神深深激勵著我。在巴勒斯坦人能夠過上有尊嚴、正義、和平與平等的生活之前，我將恪守這一承諾。你們卓有成效、富有戰略意義和事實上的團結，可以使我們更接近那一刻。
作者：歐麥爾·巴爾古提（Omar Barghouti），“抵制、撤資和制裁運動”聯合發起人
翻譯：本文由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西亞阿拉伯國家研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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