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遠征軍滇西抗戰田野調查筆記：父親的戰場

第1節

序言（1）

首先，我要誠實地告訴翻開這本書的每一個人，這本書不是歷史，尤其不是“歷史學”著作，因為我既沒有歷史研究的專門訓練與功力，也不喜歡所謂“歷史學”的研究方法，而且我受過一次專業人士針扎一樣的刺激。那時我已經在滇西的抗戰遺蹟中行走了幾次，用我自己的方法辨識出了若干感天動地的故事其實是神話。真實的事情遠不像風靡一時的那些“紀實文學”那樣，甚至還讓人悲哀。那時我有隱隱約約的念頭想要把所見、所聞、所思的滇西抗戰寫出來，還原一部分歷史的真實。但我自知是一個懶人，對自己看見和想到的事情沒有傳播的熱情。最終促使我下決心寫這本書的，是一次突如其來的祭拜。

那一天，是2003年的國慶節。

當整個雲南都擁滿遊客的時候，這個山坡顯得尤其淒涼。

我們站在破敗的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軍抗日陣亡將士墓碑前，遙看著不遠處的松山，那片不算大的群山，戰後重生的松樹覆滿了山巒，雨極細微地飄灑著，霧濛濛的，殘碑前泥濘不堪，空氣中飄散著日積月累的牛糞味道，那是很淡很淡的不讓人噁心的清秀的臭味。文人們常把這種獨特的嗅覺體驗說成泥土的芳香。

那一刻，我極深刻地體驗到了心酸。這樣闊大的一片昨日戰場，在這個本應被祭奠者擠滿的日子裡，除了我們，竟然再沒有另一個來訪者。訪客們並不遠，他們扶老攜幼，花花綠綠地遊走於麗江、香格里拉、大理、瑞麗和騰衝，在地熱的溫泉中歡快地沐浴，滿足地哼哼著，享受著無憂的歲月。緊繃的出行計劃讓上百萬旅遊者誰也沒有時間來這裡探一下頭，來撫慰一下這殘碑壓著的六千多位都在青春歲月變成了鬼的異界靈魂。他們為我們的今天而死，今天的我們卻不記得他們了。

我們打開包袱，那是昨夜敲開一家冥品店買來的，店主是兩位老人家，在縣城的一條陋巷中據此為生。我們說明來意後，老人驚異地睜大了昏渾的眼睛，放出一絲本應戀愛中的

老太太期待地看著白鬍子老頭，老頭伸出枯樹枝樣斑駁的食指，我們趕緊奉上一張百元鈔票，鬆了口氣。老人接過去，摸索著打開舊餅乾盒，把嶄新大鈔壓在盒底，然後背過身，就著昏黃如燭火的電燈沾著口水忙活。好一陣子，他轉過身，雙手遞迴一迭看上去皺紋比他還多的零鈔，“補你錢，九十塊。”那一刻，老太太站在他旁邊，堅定地點了點頭，嘴裡很輕地溜出當地話：去松山吆。去松山吆。松山，在他們心裡是不一樣的。

我們逐一點燃一大排蠟燭和一捆一捆的枝香，劣質打火機不防風，大拇指都磨紅了。一疊疊冥鈔在火光中翻卷，我用樹枝攪動著那堆火，望著被映亮的墓碑。透過一個甲子的歲月，多少雙眼睛在與我對視，他們在想什麼呢？六十年，終於有了外面人在他們墳前點起第一縷香火。墓碑前這幾個中年人是誰家的娃娃？他們一定在奔走相告，早已等到心如死灰的鬼們一定相攙扶著來認人，又一定失望地嘆息，陽間的我們不是他們中任何一個人的後代。

序言（2）

他們的子孫不會來的，即便他們中哪位真有子孫的話。那時我們的士兵絕大多數都是本就貧苦的農民，在戰爭歲月從自家田頭或趕集路上被一條繩索捆進兵營，根本沒有機會告別苦等的父母和年輕的妻子，其中絕大多數還沒有長到有女人的年紀。在松山之役，他們或則拼死相搏參加敢死隊，腰中纏著長官為此獎勵的一把鈔票；或則被督戰隊的槍口頂著加入密集的攀山仰攻，隨後被山上堅固工事中噴出的鋼鐵狂風頃刻間颳走了單薄軀體中叫做生命的那點兒東西，就像一片肉脯。他們的家庭只知道他不見了，再也沒有回來。沒有人告訴過其中任何一位父母和妻子，他們親人的生命終結在了何處。父母老死了，妻子改嫁了，他們無一例外成為了再也沒人牽掛的孤魂野鬼，永遠守在了這片美不勝收的生命絞肉機般的群山上。

山上的松樹長得真好，在細雨中蒼翠欲滴。那是中日兩軍將近一萬戰死者的軀體滋養的。當地沒有人在這山上砍樹，我在滇西不止一次地聽說，在昨天的戰場上，被斧頭砍倒的樹會從截斷處流出紅色的汁液來。

泥水中，孫敏、楊延康和我依次跪下，每個人對著墓碑深深地叩了三個頭。跪下的那一刻，我覺得雙膝很沉很沉，不是男兒膝下有黃金的古訓，而是自己的肩膀上壓著這幾千先死者所有逝去和在生親人的無盡哀思。那一刻，我對著墓碑喃喃低語：他們沒有來，他們不知道，他們並不是不想你們。我的父母都曾是抗日軍人，雖然與你們不屬於同一個黨派，不在同一片戰場，但是你們的戰友。作為抗日軍人的兒子，我心甘情願代替你們所有人的子孫給你們磕頭。

也在那一刻，我想起了幾年來我們尋訪中有幸相識的每一位抗日軍人。一直到今天，這些大多沒有文化，仍在貧困的山鄉中慘淡而黯然地苦度殘生的老人們自己都不知道，六十年前，當我們整個民族的軀體行將頹倒之際，是他們共同挺起的那時還年輕的胸膛，讓這個在別人眼裡不知多窩囊的病夫國家竟然站了起來，最終成為與戰後世界最強大先進的勝利者平起平坐的巨頭之一，為我們國家贏得了最重要也是最關鍵的尊嚴和機會。

那一天，淚流滿面的我從五十年生命中第一次跪祭的泥淖中起身的時候，我知道要動筆寫這本書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從這本書中知道這片戰場的真實故事；有更多的人能從這本書中看到我們民族的父輩們如何用自己的生命換取了留給別的男人後代的尊嚴，才有了我們整個民族的新生；有更多的人能從這本書中的那些倖存至今的無一例外瘦削、蒼老和油盡燈枯的老人身上，看見我們這個古老而衰弱的民族最堅硬的脊樑。

也在那一天，面對寂寥無人的父輩戰場，悲哀的我也下決心講出這故事中不少先人們懦弱和不光彩的段落，我不會刻意隱瞞它們，哪怕身背罵名。兒不嫌母醜，我們要是祖國的親兒子，就不要為了自己的面子，而把含鉛的脂粉抹在孃親臉上，那瘡疤是長在母親肉上的。恥辱是最好的鏡子，今天的我們最好在這個鏡子前仔細地凝視片刻，辨認一下，那其中有我們自己的影子嗎。

滇西戰場，中華民族自1840年以來最光榮的不屈之地。就是這片不算遼闊的戰場，我們幾個人幾年來也只是斷續地走訪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所講述的故事只是我們歷史之鏡中一粒掉落的碎屑，我期望更多的人一起來重新拼完整這整面鏡子，讓它能真實不走樣地映出父親們的背影，讓我們對得起獻身的前輩們，在我們的記錄中幫助他們完成涅與重生，把在那場民族浩劫中迸發出的偉大的民族人格留給後代子孫，引導今天的我們以父輩們的生命之光照亮永續的遠途。

此書問世之日，民族先烈的殘墓前若多幾縷香菸，我心堪慰。

尋找少校梅姆瑞（1）

這個故事開始於60年前。

1944年的初秋，正是遠征軍收復騰衝城最後的日子。由於城中遍燃戰火，距城三公里的和順鄉中的張家藥鋪附設的相館，成了騰衝唯一的仍在操作的照相暗房。相館的後人也已經記不住那個確切的日子，一位似是新聞官的遠征軍來到店裡，沖印了一堆膠捲。在不遠處的炮聲陪伴下，身兼攝影師和暗房師傅的店主人親自出馬，連夜趕工。只不過他多印了一套，自己收藏了起來。天亮後，那軍人取走了膠捲與照片，從此再無音訊，那些照片也從沒有見諸當時與後來的任何報端。

1999年，為了調查滇西抗戰的歷史，孫敏來到了騰衝。和順圖書館的張孝仲老先生與她成了忘年之交的朋友。老人那時已經七十多歲，他就是愛書，他不需要目錄，就可以精準地從某個櫃子裡抽出你要找的那本紙張早已泛黃的書。這個鄉村圖書館並不如許多人所想象的簡陋粗癖，這是一座古典的宮殿般的建築，1930年代就有藏書2萬冊，從《圖書集成》《萬有文庫》《四部叢書》《集珍叢書》《古逸叢書》《二十一史》到三四十年代翻譯的西方著作。那個時候，上海同濟大學的圖書據說也不過2萬8千冊。老人只是任職於這樣一個鄉下圖書館，但鄉里人對這個職位的敬重已經有七十多年的歷史了，他由此有著外人無法體味到的尊嚴。

第2節

孫敏當時並沒有太明白那些照片的意義，只是揀出幾幅翻拍了，作為她文章的配圖。於是，這些照片又一次被“收藏”起來了。

還記得當年看到那批照片的感覺，尤其是其中有一幅葬禮的片子，讓我們明白，在抗日戰爭過程中，以身殉職的外國人不只是白求恩。

2001年，雲南研究二戰的學者戈叔亞發起了一件事情，他和朋友們希望為騰衝國殤墓園中的一塊陣亡將士碑補上名單。那是一塊豎立在中國軍隊墓地國殤墓園裡的美國軍人的墓碑，以紀念參加了那場戰役並犧牲於其中的14名美國軍人。那碑是1986年恢復墓園的時候重建的，上面只有一個用中文標註的名字——夏伯爾中尉，據說其他人的名字原碑上有，但在1966年被毀掉了，沒有人記錄下來。直到這個時候，我才知道，在滇西戰場上，除了陳納德將軍的航空隊以外，還有一支規模龐大的美國陸軍部隊在幫助我們。它的代號是“Y”，擔負著從戰術指導、兵器使用和維修到地空聯絡；從直接的對日地面作戰到獸醫及糧彈補給。這支由史迪威將軍的副官多爾將軍任司令官的英勇的部隊，竟然在我們的抗日戰爭史上幾乎被遺忘得乾乾淨淨。

知恩圖報的騰衝人不能讓異國的英靈在獻身的土地上默默無聞。他們要重新立一塊碑，把被遺忘的名字找回來，刻上去。騰衝人記得他們，那種記得，不是對解放者冷冷的感激與恩情，而是像朋友、像親人那樣懷念。

尋找少校梅姆瑞（2）

在史迪威將軍的外孫約翰?伊斯特布魯克先生的幫助下，一份死於滇西反攻的美國軍人的名單傳了過來。很有意思的是，它比我們已知的那個數字多，變成了19個人，而且每一個都有姓名、軍人編號、兵種、軍銜、犧牲的時間和地點。說起來，問題解決了，照著刻一塊碑，重新立起來就行了，但是美國人發來的名單是兩部分：戰鬥犧牲和非戰鬥犧牲。問題來得很有意義，也很嚴肅。美國人問：你們要重新刻的這塊碑上，到底要包括名單中的哪些人？

我們中國人就是厚道，操持這個事的我們的朋友李根志立刻回覆道：只要是那個階段在滇西死的，我們都刻上。

結果引發了一場討論。在美國人看來，榮譽只能給那些應該被刻上去的。這些軍人的死亡原因並不一樣，有的死於戰鬥，有的死於工作，有的死於事故，還有的死於與戰鬥無關的疾病。在一塊代表著榮譽的紀念碑上，難道我們不該有個清晰的標準嗎？

好幾位參與尋找陣亡名單的美國人都投入了這場討論。那些往來的電子郵件充滿了原則與激情。其中有曾親身到中國參戰的老兵，有戰功顯赫的將軍的後代，也有和平時代成長起來的美國人，但他們對榮譽的看法驚人的一致。在他們看來，刻上去的就是歷史，歷史不能含糊。這一點真讓我們心生慚愧，因為對我們，最含糊的恐怕就數歷史了。

恰恰也是這些信件，讓我想明白了，為什麼六十多年前會有那麼多捨生忘死的美國“白求恩”到中國參戰。它能為勇敢的人贏得榮譽，榮譽越真實就越珍貴，它對男人的吸引力也會越大，大到可以超過生命。

在許多來自美國的郵件裡，我知道了江汶這個名字。她是移居美國的雲南人，她熟悉而且熱愛飛虎隊的歷史，這使她成為了如今還健在的老飛虎隊員的朋友。在與雲南電視臺討論飛虎隊紀錄片的會議上，我認識了她。喧鬧的會上，她幾乎一言未發，安靜地近於深刻，透出令人尊敬的優雅。孫敏告訴我：在尋找滇西陣亡者名單的行動中，都是她聯絡上的。這位看似輕柔的人，是一條聯接歷史的紐帶。

從江汶轉來的信裡，有一封她寫給一位美軍陣亡者女兒的信。這個家庭的成員是她和一位叫JA的美國老兵幾經周折找到的。

2003年7月6日

我被江汶的短信所感動，也更清楚了她為什麼反覆地糾正國內人總期望用這件事來促進地方旅遊的觀念。在她的眼裡，歷史是有感情的，而感情不是為觀光的遊客準備的。

三天後，芭芭拉給江汶回了信，並寄來了一張年輕英俊的軍官標準像，那是她戰死在中國的父親。還有一封父親陣亡以後，他的上司斯多德上校給家裡的來信。

少校梅姆瑞曾被告知，他已被提升為中校，他請求得到來自美國本土的徽章。但是在他犧牲前，正式的提升沒有完成。芭芭拉寫道：“我母親謀求通過她的當律師的叔叔爭取到這個提升，但是在當時條件下，她沒有能夠獲得這個提升，也沒有得到額外的報酬。非常感謝你們做這件事，在最近一個星期內，我所瞭解的我父親，比任何時候都多。我的姐姐蓓雯麗?梅姆瑞也感謝你們。我們的母親菲，在1996年去世，她從沒有改嫁。”

尋找少校梅姆瑞（3）

看了這封信，人會心酸的。如果我們的尋找早幾年開始，風燭殘年的妻子看到丈夫仍在得到中國人經久的懷念，這份報答將足以告慰她孤獨的大半生。

我們終於讀到了一封六十年前的信件，那是斯多德上校於1944年5月21日寫給梅姆瑞妻子的：

親愛的梅姆瑞夫人：

在一場你的丈夫少校梅姆瑞犧牲的戰役中，我是他的直接上司，並且在他犧牲時離他距離很近。當時的情形足以讓你和你的子女十分自豪，並在將來感到安慰。這裡，在不違反檢察條律的前提下，我儘可能地將當時的情形告訴你。以後，如果允許，我和他在這裡的其他朋友和戰友希望能夠將此信中沒有講的細節告訴你。

少校梅姆瑞是中國遠征軍的一個營的聯絡官，任務是為了訓練我們的中國盟軍，以及協助他們抗擊我們的共同敵人日本人。我是中國師的高級聯絡官，他所在的營是這個師的一部分。

1944年5月20日，少校梅姆瑞所在的營進行了一場最艱難的戰鬥。沒有顧及自己的安全，他暴露在一個顯眼的位置，以便觀察到敵人的支持增援部隊的火力點。不幸，在離他很近的地方，一箇中國快速火力武器向敵人開火。在敵人試圖將這隻槍消滅的努力中，突然朝著那個位置開炮，第二發炮彈落在離少校梅姆瑞很近的地方，儘管當時他的傷勢不是致命的，他肯定犧牲於爆炸的震盪。在同一炮火中，他附近有人犧牲或是受傷。我當時位於同一山脊的100碼開外，大約五分鐘後來到該地點，立即將他抬上擔架，同時試圖喚醒他。一名美國醫護人員當時在場，受了輕傷，首先來到他身邊，宣佈了他的犧牲。

在將傷員疏散之後，我安排將他的遺體抬到營地，用電臺向指揮部報告他犧牲的消息。同時，師級將軍和他的人員以及該營營長均迅速地向我表達了他們深深的遺憾，並對你丈夫的英勇和他對戰友給予的毫不遲疑的幫助表示讚賞。確實，他的犧牲增強了這個師中國和美國軍人之間的團結，這份團結為爭取獲得戰後世界的長期和平是必須的。

將軍設法找到一口棺材，並對安排最後的儀式給予了儘可能的幫助。這個部隊的美國軍人當晚守護在少校梅姆瑞的遺體旁，他在第二天上午即1944年5月21日被埋葬，在當時還處於戰鬥的情況下，舉行了一個儘可能的全副軍事葬禮，所有能參加的美國官兵均出席了。

他的埋葬地點是一個美麗的山間臺地，旁邊有一棵高大的菩提樹。在沒有牧師的情況下，我主持了葬禮，結束時他的戰友們在墳墓上空一齊發射三輪子彈。這一地點將被登記在美國陸軍部的記錄中。

儘管我們幾個月前才互相認識，我發現你的丈夫是一位最傑出的朋友和勇敢的戰士，他話不多，很友善，很快活。所有認識他的人痛惜他的犧牲，但是因為他的榜樣激勵我們下更大的決心，我們的事業是會成功的。

他對你和子女的深深的愛表達在他和朋友的交談中常常說到你們，他犧牲時胸前口袋裡還有你和孩子們的照片。

他帶到戰場的個人物品很少，我將少交一件物品，那是他的軍銜徽章，因為他的也在同一炮火中受傷的中國翻譯想要它。這位翻譯是YOW先生，將很快康復。

少校的錢包沒有在他身上，也許他留在後方營地的箱子裡了。這隻箱子將以後歸還給你。

尋找少校梅姆瑞（4）

隨信附上的十元錢是由我們當中一位需要一副深色眼鏡的人所支付的，他想你不會介意。

他的政府發給的裝備已經重新分配給那些需要的人，一件多餘的襯衫和一條卡其褲子也留給那些需要的人了。

他身著全副的軍事制服被埋葬。

我已經建議為少校梅姆瑞的英勇戰鬥表現追授“傑出服務十字勳章”和“紫心勳章”，這些勳章會送給你。

我和你一同致哀。

第3節

也許你願意和我的夫人J．H．斯多德太太聯絡，地址如下(略)。

你的忠誠的，約翰?修斯?斯多德上校

這封信讓我們想到了張孝仲先生珍藏的那批老照片中的葬禮照片：一棵巨大的榕樹下，十幾位美國軍人在參加一個葬禮，手持《聖經》的美國軍官是主持者，一口棺木正被緩緩地放入墓穴。斯多德上校信中所說的菩提樹，在當地就叫榕樹！照片記錄的會不會就是梅姆瑞少校的戰場葬禮呢？在陣亡者名單裡，只有梅姆瑞少校的罹難地大塘子生長著如此巨大的榕樹。

陸軍部提供的陣亡者名單裡，梅姆瑞少校的檔案記載著：

姓名：威廉?C?梅姆瑞。軍銜：少校。部隊：陸軍，Y路軍，作戰人員。軍人號碼：O－288382。出生日期：1910年6月20日。身高：70英寸。體重：165磅。牙科紀錄：(略)。死亡日期：1944年5月21日，犧牲於敵人炮彈火力。死亡地點：大塘子，中國。在中國的SHINLA單獨埋葬，中國MENGPRIG東南5英里。

他犧牲在高黎貢山一個叫大塘子的地方。我們該回到戰場上去，去尋找那場戰爭的故事。

2003年初冬，我、孫敏、楊延康和騰衝的文史專家李正老師沿著當年遠征軍光復滇西國土的路線，踏上了滇西的土地。

除非你是親歷，否則沒有人能想到，世界上還有如此艱險的戰場。高黎貢山巨大的山脈緊貼在怒江西側，南北橫亙數百公里，在騰衝一帶海拔三千多米。1944年中國遠征軍右路軍反攻滇西時，就是渡過怒江，分別從南、北齋公房翻越高黎貢山的。我們走的這條路是兩千年前就有的古商道，也是60年前中國大軍西行遠征的路。可以用手腳感受到，古人們為了修通這條古道，把內地商品輸往滇西乃至緬甸、印度花了多少力氣。可這山的陡峭不是靠人工壘起的石條可以墊平的。一米多高的石磴數不勝數。假若在平地，你甚至可以竄上去，但讓你從早上就開始爬，一直爬到晚，從海拔幾百米爬到三千米的地方，可能四條腿一起用都很難再上一級了。這樣的路，我們是在高黎貢山最好的季節走的，而60年前的中國遠征軍，卻是在滂沱的雨季，頂著每日必至的大雨，踩著比油還滑的路面，冒著密集的炮火，穿著破爛的草鞋，一路廝殺著上來的。這幾萬大軍中，還包含著許多中國的將軍和相當數量的美國軍人，他們與中國士兵唯一的區別，就是腳下穿著膠鞋。在平時為將軍代步的戰馬，在這條路上一步都不能騎。根據美國新聞處當年的記載，反攻開始的第一個月，就在這條古道上，有260多匹馱運彈藥的騾馬墜入山谷而死。幫我們馱裝備的兩匹健碩的大青騾子，在許多狹窄陡峭的臺階前，都是卸了馱子，靠馬的肩膀扛著它們的屁股才上得去。

這山讓我們見識了戰爭，兩千年的古道，已經被無數的馬幫把路踏成了陷進山體的一道深溝。這溝恰到好處地被當成了交通壕。從山下到山頂，沿著古道又挖出密集的散兵坑、戰壕和炮陣地。戰爭以最奇特的方式讓自己連上了歷史。

尋找少校梅姆瑞（5）

戰爭結束後數年，高黎貢山修通了公路，古道沉寂了下來，這條珍貴的戰場之路幸運地保存了下來。在山頂曠無一人的時候，濃霧會隨著凜冽的風轉眼之間瀰漫在你的周圍，又會在瞬息間散去。每個露營的夜晚，我們的趕馬人穆大哥都會講起戰後幾十年山上鬧鬼的傳說，因為戰爭太慘烈，戰死者太多，天陰下雨鬼魂就會出來。每一個故事他都發誓是真的，結果是讓你在獨處於白天的濃霧裡時膽戰心驚。

從北齋公房下來，再繞道南齋公房，在這巨大的山脈裡，距離不是用公里計算，而是以天計算。

許多天過去了，我們沒有找到梅姆瑞的線索。老百姓知道此事的可能性很小，反攻期間，他們都躲在山裡，遠遠地看著山下的戰場，只知道五條道上，每天都往山下抬送幾百名傷員，陣亡者不計其數。我們甚至找到了當年為五十三軍帶路的保長、九十歲的田樂老先生，他亦不知此事。知道線索的參戰的老軍人，都已作古，而在我們的抗戰史上，這一段歷史偏偏被抹得一乾二淨。

大塘子在高黎貢山南齋公房古道下，當地人特指一個幾百平方米的魚塘，而在軍隊的戰報裡，它是指範圍不小的一片戰區。五十三軍分幾路攻擊高黎貢山守敵，在這裡經歷了慘烈的戰鬥。大塘子陣地的海拔在1400米至1600米之間，江邊海拔800米，從5月14日渡江以來，在這幾百米的高程內，五十三軍四個師幾萬人血戰了十餘日。

下面的記載摘自《陸軍第五十三軍由怒江至騰衝會戰戰鬥詳報》之第二章《大塘子附近之戰鬥》：“二十日，我一一六師攻擊當面之敵，至為激烈，首以三四四營第六連施行佯攻黃頂山、雞心山西側高地，繼令第二營營長王福林率步兵兩連，迂迴敵之左側背，將黃頂山高地攻下。敵百餘人向我逆襲，該營長王福林率部衝殺，身入敵陣，異常奮勇，殺敵數名，被敵亂槍射擊殉命。黃頂山因之得而復失，遂以第一營加入戰鬥，該營長李慶仙身先士卒，遂負重傷乃奇戰。因戰鬥慘酷，美方聯絡組美軍官梅姆瑞陣亡，美少校軍醫歐陽、少校翻譯姚元負傷，我傷亡營長各一，以下官兵百餘員名。”

直到5月24日，遠征軍與敵決戰於海拔二千米左右的地區。午後，敵人潰敗，主力撤往南齋公房方向。陣地上“遺屍累累，血腥惡臭充滿原野。”——摘自戰報原文。

這個戰場，這場戰役，陣亡者成百上千，要打聽其中具體的一個人死於何地是根本不可能的，哪怕他是美國人，戰爭面前才是人人平等的。

當年戰場的路還很長，我們必須離開怒江了。怒江邊的最後一頓晚餐也是在一棵大榕樹下吃的。那裡的榕樹可以長到超乎人想象的巨大，每一棵樹幾乎都是一片小樹林，好幾部汽車寬敞地停在蔭涼裡，另外還完整地遮蓋著一棟二層小樓和一排長長的竹棚。少校墓地旁的榕樹至少也應該有這麼大，遺憾的是，我們沒有找到。

第二天早晨，我們結束了怒江西岸的調查。臨行前，我們去看望了離宿營地不遠的一位老者。孫敏與他相識多年，我也見過他兩次。這位老人是中國最獨特的農民，他一邊在田裡忙活，一邊在歷史中耕耘。出於對歷史的摯愛，他辦了一個私人博物館，當然那博物館可能是全世界最小的一座，因為它全部的藏品可以裝進一個草綠色的美軍二戰時的舊子彈箱裡。他最重要的收藏其實是他的記憶，而最好的展品則是他自己。

尋找少校梅姆瑞（6）

吳朝明老人的博物館在自家院子的牲口棚二樓，底下已經不養牲畜了。戰爭期間被日本人燒了以後就沒有修，直到前幾年才重建。展廳約有20平方米，只是矮一點，除了靠牆的那一面，別的地方都站不直腰。僅有的那面牆上，他請人畫了兩幅壁畫，是他記憶中的戰爭畫面：山頭瀰漫著硝煙，藍天上十四航空隊的飛機在扔炸彈，在空投補給，很多白色的降落傘在畫面上很搶眼。問他畫面上的陣地在哪裡，他轉身往窗外一指：“就是那座大尖山。”畫面上的戰場就在他窗外。我曾與老人開玩笑，建議他把朝山那一面都裝上玻璃，把飛機和降落傘都畫在玻璃上，那才真實。

到博物館的參觀者不少，高黎貢山自然保護區的工作站離他家不遠，因此常有來自各個國家的各個學科的專家。與前幾年相比，他滿口的軍事術語越來越專業了。有人來他會很高興，唱著他少年時代先生教的抗日歌曲，像介紹屋後的菜園子一樣講述發生在他家北窗外的戰事。

老人有一份手稿，算術本寫的，這一次是謄寫在很薄的信箋上，是他從長輩和流落當地的老兵那裡聽到的戰事，以及他的感想。每次來，我們都會草草地翻閱一下。這一次，如果我還沒有仔細閱讀的話，總有我後悔不迭的一天。

在小院裡暖暖的冬日下，我慢慢地翻閱著他的書稿。突然，我的眼睛無法離開最後一頁的幾行字。我相信是梅姆瑞找到了我們！在那張已經卷了邊的信紙上，老人用不太流利的字體寫著：

“遠征軍攻打鍋底塘，一個受傷的日軍扔出最後一顆手榴彈，炸死了三個中國軍官和一個美國軍官。他們埋在田頭寨寺院門前。”

在南齋公房這條戰線上，整個遠征軍中只陣亡了一位美國軍人，那就是梅姆瑞少校。我們真的找到他了。

日本傷兵最後一顆手榴彈或最後一顆子彈打死我們的人的故事，散見於整個滇西戰場。死的人都是真的，全部有據可查，但那幾乎都不是日本傷兵乾的。也許日本軍隊的頑強給中國老百姓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凡是陣亡了重要的自己人，又惋惜於他們的死，就都把這個不幸歸功於日本傷兵。如果是聽老百姓口述，每到此處，他們都會加上一句：“怎麼沒一下搞死他呢！”

幾個小時後，我們終於踏上了斯多德上校所說的那個美麗的山間臺地。美國陸軍部的檔案是說少校“在中國的SHINLA單獨埋葬”，SHINLA在中文的戰史裡寫作“幸垃”。但這片臺地與文件記載完全不一樣，現在的地名叫“田頭寨寺”，幸垃離這裡還有一段距離。

第4節

村裡一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帶著我們來到了梅姆瑞少校的墓地。他告訴我們，少校的墓地旁邊，還埋著三位中國的軍官，他們之間大約相距十來米。墓地讓人心酸，我們知道其中之一是梅姆瑞少校的，但其他三座墳塋呢，他們叫什麼名字，他們的家人在哪裡？知道他們死在這裡了嗎？對此，我們一無所知。

令人非常失望的還有，墓地上沒有大榕樹，沒有小寺廟，也沒有墳塋的痕跡，只是一片光溜溜的耕作經年的山地。老人說：當年這裡是有一個小廟，廟門前有一棵大榕樹，樹冠能覆蓋兩畝多土地。它們都毀於戰後的一次火災，殘存的樹幹和寺廟的樑柱變成了全村人的柴火。如果沒有曾經此事的老人指引，誰能看得出，這片種著油菜和豌豆的紅土下，埋葬著幾位英勇戰死的軍人。

尋找少校梅姆瑞（7）

帶路的老人告訴我們棺材的來歷。在他的指點下，我們在山下的傣族寨子裡找到了那口棺材的主人家。主人姓罕，傣族的姓氏，祖先曾是怒江的土司，戰爭期間仍是此地的第一富戶。那是一副杉木棺材，本是罕家老爺為自己備下的壽材。在當地人眼裡，最好的棺材是冷杉做的，那板子是傈僳人從幾百裡外海拔很高的片馬背來的。那口老壽材在當時就值700大洋。

戰爭結束後的1947年，美國軍方派出專門的小組來尋找梅姆瑞的墓地。他們能找到這裡也真不容易，那時這裡還沒有公路。估計美國人也曾像我們一樣，在一個叫大塘子的地方滿山遍野地找，他們前後來了兩次，第二次才找到這個地方。給我們帶路的老者說：那幾個美國人是專程來取遺骨的，但當棺木從土中挖出來打開後，所有在場的人都驚呆了：怒江峽谷多雨且炎熱，但躺在罕老爺家的朱漆棺材裡的梅姆瑞少校完好如初，就像睡著了一樣，連制服都是整整齊齊的。

接下來的事情，按照中國人的習俗是完全無法接受的。美國軍隊派來的人員接到命令就是把少校的遺骨運回去，而少校的遺體竟然如此完整，肯定讓他們大出所料。想必他們不想回去請示，再千辛萬苦地走第三趟。於是他們僱了村裡的三個年輕人，用刀子把少校的骨頭取了下來，在當地的方言裡，稱為“片”。這三個人有兩個在多年前去世了，最後一位竟然是在我們到達之前幾個月去世的，就是帶我們進村的那個中年漢子的父親。

這可能是那場戰爭留給當地人最稀罕的記憶。他們至今還在講：那遺體不臭，片下來的肉精絲絲的，像火腿一樣。路邊有個老者至今還在感嘆，埋在廟前的梅姆瑞，多好的風水，如果埋的不是美國人，而是中國人的話，他們家恐怕要出大人物的。

梅姆瑞少校的遺骨運回了家鄉，在美國又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軍人葬禮，而他的遺體的另一部分，仍又裝回了那口中國人贈送的最好的棺村，重新埋進了他為之犧牲的土地，並且永遠留在了這裡。

從一張老照片開始的尋找，竟以無法想象的傳奇結束。但故事還不算完，在那棵菩提樹燒死，在那小廟被拆掉之後，我們的國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就像那樹、那廟都不存在了一樣，我們也同樣忘記了那些曾幫助過我們、甚至犧牲在我們土地上的美國軍人。少校的骨骸移走之後，插在墓前的標誌牌也不在了，農民年復一年地耕作，犁掉了僅存的幾座土丘，再也沒有人提起他們。

但是，那片土地沒有忘記。在墓地旁，長出了一大片無比茂盛的紅葉子灌木，周圍的山上都沒有，只有這種植物，只在那裡有。我也曾在別處見過這種植物，但都沒有這裡的葉子，沒有這裡的紅，紅得深沉，就像剛剛流出的血。我們摘下三片樹葉夾在了書裡。

高原的陽光耀眼地燦爛著，我們立正站在三位軍人的墓地前，立正在那個美麗的山間臺地上，孫敏深深地向烈士們鞠了躬；我扣好衣領，扶正軍帽，舉起右手，為他們行了標準的中國軍禮。我想少校梅姆瑞在天堂看得見我們。六十年之後，在他陣亡的地點，仍有中國人向他行軍禮，他的靈魂會感到欣慰的。他一定也還了禮，不過是美國式的，他還像離家時的照片上那樣年輕，那樣英俊。他永遠都會年輕下去，因為他的生命為了中國停止在了那麼年輕的時候。

在後來的時間裡，那三片紅色的樹葉，跟隨我們走完了中國遠征軍光復滇西國土的全部旅程，那本應該是梅姆瑞要走但沒能走完的路。在畹町的國境線上，在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我們民族第一次將侵略者趕出國門的地方，我們再一次打開了紅葉，此時，它的顏色已經由鮮紅變成了暗紅，就像凝固的血液。

再後來，三片紅葉被寄到了美國，由江汶轉到了梅姆瑞少校的女兒手中。我們請江汶轉告她：葬禮照片中，有一位胖乎乎的中國軍人，神色凝重地擠在美國軍人當中。他就是中國遠征軍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霍揆彰上將。他代表著與梅姆瑞少校一起戰鬥的幾萬名中國兄弟。

1945年1月9日，中國政府正式授予梅姆瑞少校“雲麾”勳章，這枚勳章的簽發人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

上尉張子文（1）

張子文老人小時候是少爺，縣太爺的公子。他當年投考軍校的時候，父親正任雲南昌寧縣長。那時中日之間戰雲密佈，一副不知什麼時候就會大打一仗的態勢。消息都是通過報紙從遙遠的東北和華北傳來。那時的雲南對於內地，是地老天荒般的距離，中日爭端於北方，按說怎麼樣也礙不著雲南的事，但少年張子文偏偏按捺不住自己的報國激情。他的父親也不是官吏，而是讀書人，在這個當口，縣長父親竟然慨然允諾自己年輕的兒年輕的兒的兒子，去投考軍校吧，當兵衛國。

聽著八十五歲的老人講六十多年前的少年往事，尤其講到他父親讓他去當兵，讓他去遙遠的地方以生命報效祖國的時候，我悄悄地流了眼淚。這樣的父親，這樣的抉擇，讓因此而一生飽受磨難的張子文終生無悔。

遇上張子文老人真是偶然，也是運氣。我們在保山市做調查的時候，為了省錢，曾託朋友找到和軍分區有點關係的招待所住，那院子裡有一間餐廳，既服務於宿客，也對外接待。去了兩次，覺得價廉而味美，而且生意還很好。最有意思的是，那位餐廳的老闆兼大廚是位極熱心的人，他聽陪伴我們的當地朋友講要尋找當年美國陸軍的故事，立即拍了胸脯：找我呀！細一打聽，他師傅居然做過衛立煌衛總司令的大廚。

第二天，在他餐廳的小花園裡，我們有幸謁見了這位年屆九十的名廚。老人帶著濃重的邊地口音，五句話我有三句聽不懂，為了激勵老人家的談興，還佯裝照單全收的不住點頭。心想反正孫敏也在，我不懂她懂，誰知一席話下來，孫敏竟然也聽不大懂。至今只記得一個故事，當年年輕的廚師看美國人吃飯只用一把餐叉覺得不可思議，總想惡搞一把難住他們。於是先做了一頓麵條，看他們怎麼用叉子一根一根挑起來。想想那時年輕的前輩端上那盆麵條時的興奮之情，好戲上場了。結果，人家美國佬根本不分根，一叉下去，轉兩圈，一團麵條入口了。大廚接著再燒了一盤豌豆，油光水滑，心想中國人用筷子尚要一顆一顆夾，功夫不好根本弄不到嘴裡，看你怎麼辦。人家美國佬毫無懼色，把叉子當鏟子用，一次一堆地送進嘴裡，連稱好吃。老人家講的滿面紅光，他一點也不因為敗陣而惱怒，而自覺受辱，反有一點為對方成功脫困鬆了口氣的快樂情緒。所以，我想，他活到九十歲了還那樣身心健康。

中午，餐廳老闆熱情地辦招待感謝師傅，把我們自然也捎上了，大家歡樂地圍坐一張大圓桌，才發現席上還有一對安靜而慈祥的老夫妻，尤其那位老先生，幾乎沉默無言，但舉止間透出儒雅與高貴。老闆介紹道，保山一中的張老師，他也是遠征軍老兵。老人客氣地笑了笑，仍未有多言。

我們那次仍是為《尋找少校》紀錄片做基礎，同時也想再找到有關美國陸軍在雲南作戰的更多線索，所以每一位“新”的老兵出現，我們都很興奮。飯畢，我們就和張子文先生聊了起來。初初地看他，略顯削瘦的仙風鶴骨，怎麼樣也和軍人聯不起來。結果，人家不僅是軍人，而且曾以軍人為第一職業，從怒江中日對峙始，直到反攻完畢，老人一步不曾離開前線。

第5節

年輕時的張子文肯定身體強健，加上好的家學根底，順利地就讀了中央軍校，專習炮科。在軍隊的各個行當裡，炮科的要求很高，尤其六十多年前，還沒有導彈和電子戰，甚至坦克在中央軍還是僅供觀賞的時代，炮兵是軍中驕子。在外人眼裡，從未知曉炮兵的高難度與專業要求，以為一臨敵陣，萬炮齊鳴，轉眼間敵人灰飛煙滅了。殊不知在那個時代的戰場上，炮是多麼稀罕的重武器，而炮彈又何等金貴，中央軍校炮兵實彈射擊，打多少發炮彈是要最高統帥蔣先生書面籤批的。遠遠的，敵人在若隱若現中聚集，有多遠，有多大仰角還是俯角，天上有沒有風雨，橫風逆風還是順風，用什麼炮彈，什麼型號的引信，多少號裝藥，一個因素考慮不周到，那炮彈都打不進敵群。何況你在找敵人，人家也在找你，那小群敵人完全可能是誘餌，你哪怕只慢一秒，你的炮位上就可能先落下炮彈，你再沒有翻盤的機會。老人說，他是炮兵，很多人會想他在戰時遠離步兵的火線，而我卻真切地感受到他在怒江前線時肩上的千鈞重擔，誰都可以有閃失，一旦上級下令炮兵行動，無論進攻還是防禦，你都要能應聲而動，打得快，打得響，打得準。炮兵的閃失是致命的。我握著老人略顯冰冷的手，沒有告訴他我對他的體會。我也曾是一名軍人，是炮兵。

張子文軍校畢業時，正趕上雲南省主席龍雲去向中央要人力支援，最主要是軍事人才，雲南籍青年張子文就回到故鄉在滇軍任職。那時候的中國很怪誕，說是中華民國，但軍隊卻分中央和地方，就和今天的運動員一樣。中央軍由國家政府調遣，但多個省，尤其較為偏僻的省份，準軍閥身份的地方諸侯都養著自己的武裝。在紅軍長征的時候，雲南和四川的地方軍都曾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放行困獸般的紅軍過境，因為鄰近的貴州兄弟王家烈就是因為與紅軍死纏爛打而被蔣委員長派遣中央軍支援，中央軍名義上幫著貴州驅逐了紅軍，結果不拿自己當外人的駐紮了下來，反使王家烈丟掉了地盤。所幸的是，中日戰端一開，我們的地方軍沒有一傢俬尋自保，紛紛應聲而起，與中央軍攜手保家衛國。可惜的是，地方軍畢竟此前只是看家護院的近似團練般的隊伍，一旦與日本那樣超級能打的現代化軍隊遭遇，勇則勇矣，用傷亡慘重來形容都是自我安慰的詞彙了。但云南省主席龍雲是個有遠見的人，他向中央要人就是要將滇軍現代化。修築滇緬公路也是這位說起來有點土的新軍閥提出來的，事後看，這條路的重要性怎麼評價都不過分。張子文回到滇軍，就在新組建的炮兵中任職，做了多久我沒問準確，因為怕老人累，由著他講，這些時段上的細節我們再沒細問。戰爭一起，他們這批軍事骨幹迅即被調回中央軍，重新編入戰鬥序列。張子文時任上尉連長。

老人告訴我們，自1942年起，他就駐守在怒江前線，那時他們的炮還很落後。好在與日軍中間隔著洶湧的怒江，那兩年，雙方其實就是互相盯著，出演中國版西線無戰事。

第二天，我們要去拍攝在保山馬王屯的遠征軍司令部遺蹟，我們提出請老人陪我們一起去，張子文先生立刻答應了。一路顛簸著開車，翻來覆去地問路，足足費了兩個多鐘頭才找到馬王屯，老人始終面帶微笑地坐在車上，沒有絲毫的煩躁與不安。馬王屯還保留有不少當年的舊房子，老人肯定很久沒有來了，但他一一指給我們，哪裡是當年什麼部門，美國顧問團在何處演電影。就在這個司令部裡，青年軍官張子文本已迎來了人生最好的歲月與發展機遇，他曾調任遠征軍總司令部做參謀，反攻開始時工作在這個地方。

1944年5月，史稱怒江戰役的滇西反攻開始了。張子文所在的炮兵部隊並未在開始攻擊時隨軍過江，因為他們的裝備過於落後，上級命令他們原地等待，新的美製榴彈炮即將運抵換裝。在滇緬戰場上，美國為中國軍隊提供了大量的裝備與軍用物資，具體的裝備以中國駐印軍為優，他們被稱為美械裝備，而怒江沿線的中國軍隊據稱為半美械。我們在調查中逐步發現，這種所謂半美械在各個部隊中仍沒有統一標準，不講武器，單是膠鞋都沒有發到每一支部隊，更不用說每一位士兵腳上。以我的感覺，怒江前線的北線部隊裝備遠遠好於南線部隊，從渡江開始，他們就有重榴彈炮的火力支援，並且用上了噴火器。但重炮沒辦法從古道弄過高黎貢山去，所以翻過山後在攻擊騰衝時中國軍隊失去了強大的炮火支援。而南線的攻擊部隊其實是在一路打通滇緬公路的中國段，每前進一步，都可以將車載巨炮繼續推進至下一個戰場，可偏偏反攻開始的時候，並沒有為他們配署足夠的新式火炮。今天的我們無法判斷當年的火力配置是否有問題，但起碼南線部隊是在缺乏炮火支援的情況下開始攻堅戰的。到底為什麼，這支號稱半美式裝備的軍隊中，大半人穿著自己編的草鞋上戰場來完成民族光復偉業，只有當年負責掌管駝峰航線物資的官員們才知道真相。還有人活著嗎？為了軍人的良心，懇求您出來說話。

在等待的時間，張子文接到調令，奉調為中國遠征軍總司令部(長官部)作戰參謀。能在那樣高階的部門任作戰參謀，非有出色的工作資歷和優異的專業水平不可，因為那是戰爭時期，參謀班子不是耍寶用的。最近這些日子，我看了若干描述張子文老人的信息，有講他最高軍銜是中校，也有講少校的，但我們與老人交談時，只聽他說起自己任職連長，軍銜上尉。因為他提到，他們連裡有一位美軍顧問，是中尉軍銜，他們關係很好。如果調到長官部做參謀，有可能獲得晉銜，但張子文應在1945年就離開了部隊，所以晉升中校的可能性並不存在。

無論官階高低，只要調到衛立煌總司令身邊工作，衛上將都會抽時間單獨召見。我見過許多幅衛立煌上將的照片，大多都是他在怒江前線的，其中兩張都是他與身邊的參謀人員和衛兵一起在戰壕邊進餐，每人都端著小飯盆，圍著簡單的三四個菜，不像大魚大肉的樣子，總司令也毫無特別待遇，同樣拿自己筷子在不大的菜盤裡劃拉。看著將軍輕鬆走過烽火未熄的惠通橋那一幅，尤能體味仁者無敵的韻腳。張子文先生並未詳述總司令與他的談話內容，他印象尤深的，是臨別時他給總司令行了軍禮，總司令握著他的手，說道：“青年才俊呀，好好幹！”好好幹，在反攻侵略者的日子就是把仗打好，不貪生怕死，雪恥救國。

小小的單元房一塵不染，不光乾淨，還家徒四壁。除了最簡單的舊木製傢俱，印象最深的家用電器是老太太拿出來的一個陳舊的錄音機。她想給我們放一段錄音，和他們的快樂晚年有關。可我們真不敢聽，心酸。忽然，老太太問道：你們想看老照片嗎？我看見孫敏眼睛裡放出光來，是張老伯的嗎？是。老太太走進屋，捧出一個本子，從中拿出一張，只一張很舊的照片遞到我們手上。第一眼看到照片上那位一身戎裝的青年，我真是五雷轟頂的感覺。照片上的張子文正是軍校將畢業的時候，他坦蕩清澈的眼睛眺望著遠方，那是國家棟梁才會有的堅毅目光，那位軍人的眼神告訴我們，他準備好了，準備好了為自己的國家獻身。老太太喃喃道：他年輕時候喜歡照相呢，可惜不敢留，都燒掉了。都燒掉了，真實的歷史痕跡。從什麼時候，是什麼原因，讓我們改變了信仰，把對家國天下社稷同胞的責任感偷偷換成了政治上的隨波逐流，以至於讓每一個人再不敢珍惜幾千年道德文明中都屬於光榮的忠誠呢？

滇西反攻結束後，張子文脫下軍裝重回學校讀書，只不過這次他是進修英語。以前我曾認為張子文離開軍隊是預感內戰將起，不願繼續從軍參加內戰，故而退役。細細分析這是不準確的。滇西戰局結束後，中國遠征軍有一次大裁撤，有約一半的官兵被遣散。那時全局戰場盟軍已呈壓倒性優勢，本想在中國大陸發動的以中國軍隊為主的陸地決戰已無必要，因此原擬於怒江戰役之後調回東線重投戰場的遠征軍就超編了。遠征軍不復存在，長官部當然撤銷，成建制的裁撤與縮編均在下一級集團軍首長治下由中央欽定，這個過程時任十一集團軍司令黃傑的日記中有詳載。以張子文當時所居的官職，是不可能在抗戰尚未結束的時候預感要打內戰的，那時候的敵人只有一個，就是日本人，軍隊中並無###宣傳與教育。很多當年老兵說起離隊都是講不願打內戰，其實是冤怕了和多年洗腦的條件反射，那麼無畏於民族獨立戰爭槍林彈雨的勇士悄無聲息地學會了趨利避害的生存法則。以張子文的能力與位置，他謀求留在部隊當為不難，因此他轉往地方應是主動之舉。我覺得以那時他的抱負，國既已拯救出苦海，則重建中興需要人才，因此他要再次學習建設而不是戰爭的本事，用新才幹報效和平祖國；再則張子文當時已有妻子兒女，都在滇西，他心裡肯定不願分離，換了我也一樣。想透了，以後我不會再想當然地把不願打內戰的高帽子給老人們戴上，不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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