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嬰作為文帝時的博士，對《詩經》有著深入的研究。但是，在漢初儒家復興的時候，他大膽發揮《詩經》的微言大義，對其“斷章”並取其所需，積極拓展原始儒家中能為統治者服務的思想，在這其中他極為重視和強調原始儒家“忠”的思想。
韓嬰
與孔孟強調“民貴君輕”不同的是，韓嬰提倡臣對國君無比忠誠的精神，將臣之忠分出等級，對忠君之臣大加讚揚，而對“國賊”們則痛加斥責和鞭撻。但是他同時特別地強調了臣對國君應無條件地忠誠和服從，甚至達到了非常殘忍的地步，抹煞了作為臣下的應有權利，中國歷史上的“愚忠”思想在此已見端倪。
韓嬰認為在一個國家裡，“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君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達義，偷合苟同以之持祿養交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子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為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
而這“愚忠”思想與“弘演痴忠”和 “荊蒯芮為君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韓嬰認為像弘演、荊蒯芮這樣的人才是勇士、有節有義之士。
韓嬰
韓嬰將臣子們的忠分成大忠、次忠、下忠、國賊四個等級，並且描述了各個等級之臣的表現，又舉例說明什麼樣的人是好人、壞人、賢明的人和邪惡的人。他又說： “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為下。懦為死。”謙虛而又直接地規勸國君，是最好的；很急切地規勸國君，是次一等的臣子的態度；以在背後指責國君過失的方式來規勸國君，是下等的做法；最懦弱的做法是等到國君遇害後再去為他而死。
韓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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