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二年了，每当回忆起父亲，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心疼和不忍。
父亲名梦堂，生于民国十三年四月初八，逝世于一九九六年阴历八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三岁。父亲行四，上面有三个哥哥。父亲四五岁时祖母就过世了，十来岁上祖父也离开了人世。父亲的童年是苦难悲惨的。据父亲讲，他从小大嫂、二哥对他照顾最多，他少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大嫂照顾他，青年的大部分时光是跟着二哥一起生活。祖父名观海，自幼熟读经书，四个孩子中，三个都读过私塾，唯独父亲没有上过学。但父亲也识得一些字，也知道“三字经”和孔子、孟子、“仁、义、礼、智、信”等等。
父亲的大哥梦祥，父亲出生时已经成家，二十年代在家乡是教书先生。二十年代后期，军伐混战，民不聊生，山西晋南本是安宁之地，但连年战火已经使人们失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恰在此时，祖父有一位同村一起长大的发小，名姚以阶，是辛亥革命著名将领，时任冯玉祥部参议。姚以阶自陕西西安回乡省亲，祖父逐将大爸托嘱给他，带到冯玉祥部参军。一九三0年五月，中原大战（山西民间称“阎冯捣蒋”）暴发，大爸此时已是冯部骑兵团长，在河南开封一带不幸战亡。
父亲的二哥梦瑞，三、四十年代在陕西宜川、韩城经商，因忠实守信，头脑灵活，深得东家赏识，聘为店铺掌柜。父亲曾给我讲过一个二爸的故事。三七年日本对华全面战争暴发，三八年夏二爸（父亲让我们称二爸为“亲爸”）受东家委派，身带10根金条，从韩城取道茅津渡抵洛阳进一批洋布。父亲说，为了途中安全，二爸随身带一把雨伞，将金条藏于雨伞把中。但不幸的是，人未到达目标地，战争已经四处漫延，购货已不可能。更让人揪心的是，回来的路已断决，二爸从洛阳返韩城，足足走了三个月。虽然身有黄金，宁是分文未动，要着饭靠两副脚板一路走回，翻山越岭，途中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当时，东家想，十根金条肯定没了。三个月没见人影，往好处想，中原战火纷纷，伙计不可能回来了，十根金条自然没了。往坏处想，伙计路上肯定遇到了不测，钱和人都没了。但怎么也没想到，三个月后伙计回来了，还把十根金条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他。从此，二爸就取得了东家信任，做了商铺掌柜。
父亲的三哥梦生，青年时教过书，曾在陈赓大将麾下当兵，解放运城时复员回乡。三爸很少话语，小时候我们常看到父亲到三爸家里，两个人见面总是着低头抽烟，很少言语，是一对沉默寡言的人。但三爸九十年代初突发脑溢血去世后，对父亲触动很大。九六年春季他来北京的时候，还多次给我提起三爸。话语之间，能感受到他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
我的故乡东毋庄村,位于万荣县西北，地处峨眉岭，南望嵋岭叠翠，北依吕粱屏障，东眺稷峰如画，西临黄汾交汇，好一片高垣热土。日本人占领时期，也曾炮楼林立，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逃避战火，村子里的壮年都逃到了陕西宜川，父亲这一时期都是跟着二哥在宜川做生意。父亲人生的几次生死经历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宜川地处黄河西岸，离革命圣地延安很近，父亲当年除过在宜川帮二爸打理生意之外，也曾三次到延安边区，给边区运送过紧俏的物资，也帮助八路军修理过枪械。有过这些经历，年轻气盛的父亲回家时曾对家人和朋友大谈他到延安的见闻。久而久之，保长和汉奸们就认为他是抗日分子。有次他从宜川回家，被日本鬼子捉住，扔到池塘里。当时，正值春季，池塘没有蓄水，干沽着，裸露着池底。四个鬼子揪着他，丢进池塘里。丢下去，又抬上来，往返十余次，直到他浑身血肉模糊，鬼子认为他已死去，才乐哈哈地离开了。鬼子离去后，村子里几位老年妇女发现了他，把他从池塘里抬了上来，藏在家里的地窖里。父亲给我说，救他的老奶奶给他每天喂面糊糊，整整三个月，才捡回来一条命！
父亲第二次生死经历是解放战争时期，当时徐向前指挥的部队正在攻打运城，他从韩城渡过玉门口铁索桥回到河津，参加支前民工，从前线向后方运送伤员，被一辆慌忙逃跑的国军汽车压断了腿。整个脚面都朝后了，他昏倒在地，等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一个老汉的家里。后来他才知道，这个老汉是名神医，会正骨，常年生活在山里。我们小时候就知道父亲会正骨，但不知道他从何处学的，长大了父亲才给我们说，是跟北山老人那学的。他在山里面又生活了半年，才完全恢复健康。
父亲的一生是多灾多难的一生，同时，父亲的一生又是善良勤劳的一生。五六十年代，父亲就是村子里的干部，他解放初期入党，先后做过贫协主任、生产队长、农场场长。他干活从不惜力，经常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父亲生性秉直，为人仗义，性格急躁，眼中从不揉沙子。他帮助过无数的人，他从不希望从别人身上得到好处。父亲是我们方圆几十个村的正骨高手，经他手看好的病人不计其数，但他从来不要报酬。他非常善良，街坊邻居谁家有困难他总是第一出现在现场。他一生最恨那些生性狡诈，玩弄权术之人。我初中那年，家里陆续住了三批公社整党学习班干部。父亲对那些说话阴阳怪气，官味十足的干部总是不以为是，对那些老实巴交、工作敬业、为老百姓干事的干部，反而敬重有加。
父亲勤劳，是村子里的种地能手。晋南地处中条山北岳，土地肥沃，适合种麦、棉、红薯、玉米等作物，父亲样样精通。小时候，我经常跟父亲到地里干活，庄稼从播种到收割，每个环节，都是父亲手把手教我。在我的记忆里，我跟着父亲做过所有农活，父亲要求非常严厉，如果干活偷懒，一定会得到父亲一顿批评。
父亲勤俭，生活极朴素。父亲在地里干活时，头上总围着一条白毛巾，脚上穿母亲缝制的布鞋，裤腿总是用细绳子扎实的，为的是防止黄土钻入。他抽旱烟，是自己种的烟叶凉干揉碎，用水帘纸卷起来抽。他从不吸买的纸烟，说不花那钱。
父亲是个重感情的人。记得七六年底我参军入伍走的那天，父亲从家里骑自行车赶到县城送我，从村子到县城30华里，父亲一早就赶来了，骑得满头大汗，给我带了许多烙馍。在此之前，父亲并不太同意我去当兵，他的理由很简单，我哥哥早年就出门工作了，家里有三个姐姐，两个弟弟，当时，我是家中唯一能帮他承担家庭重担的男孩。我小时候比一般男孩乖巧，从不若事生非，父亲对我很喜欢，虽然要求严格，但从不打骂。当时，到县城送我的还有哥哥和三姐，他们是前一天就到的县城，我那时想，父亲肯定不会来了，没想到待运新兵的敞蓬车停在了县招待所门前时，父亲赶来了，他把烙馍递给我，向我挥了挥手。前后并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我叫他“爸”时，他嗯了一声。
我知道，他要向我说的话很多，但他没有说，从他注视着我的眼神里，我已经读懂了他给我说的话。
后来的岁月，与父亲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当兵满三年，我回家探亲，正赶上快要过春节，家里能待客的食物并不多，尤其是农村，物资还相当困乏。父亲拎着一大袋花生，带我去马房炒花生。八0年，农村还没有包产到户，生产队还在。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马房，专门饲养牛、马、骡等牲畜。马房有一口大锅，用铁掀翻炒起来容易些。
父亲一边炒着，一边从锅里抓把花生递给我。花生刚受到高温的物理变化，那种香脆的味儿，是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我从军三十年，在海军共调动过五个单位。前后在青岛、山海关、莱阳、济源、北京部队工作过。这期间，五次进军校学习，还在太原、蚌埠、烟台、大连、湛江生活过。父亲只来过济源和北京两个地方的部队探亲。济源他去过一次，他比较喜欢那儿，驻地是一个部队机场，周围是王屋山和太行山，视野开阔，空气清新。那次父亲只住了不到十天，就匆匆回去了，他给我说，不放心母亲。那些年，母亲身体多病，生活多是父亲照料。
北京，父亲先后来过两次，一次是九三年，之前他没有来过大城市，喜欢站在立交桥上看大马路上串流不息的汽车，父亲感叹，那来的这么多汽车?另一次，就是他去世的那年上半年，他不放心四弟在北京的营生，非要来看一看。四弟那些年，二十岁出头，由于没有上过多少学，在北京打工，我那时在部队工作，也照顾不了他，父亲和母亲疼爱四弟，就让父亲来了。这次父亲住得比较久，差不多一个月。后来，天气热了，家里地里的麦子也快熟了，他就和四弟一起回去了。九六年，北京西客站刚建成不久，我到车站去送他和四弟。临上车时，父亲给我说了一些我至今想起来都不太懂的话，要我以后多回家，要想着多照顾三弟和四弟。没想到，那次离别，竞成永别！九六年十月，父亲因重感冒发烧，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父亲那次北京之行，我至今仍有许多零星记忆。他三次提到了二爸和三爸，说他们都不长寿，去世得都很突然。说我们家族男人都不长命，说自己已经七十三了，也是一个坎。我给他说：别多想，爸身体很好，一定会长寿的！为了让他消除疑虑，我还专门安排他到部队门诊室作了体检。检查结论，一切正常，血压、血脂都不高，肝脏、心脏、肺部指标都无异常。因为，他一直在家参加农业劳动，身体素质很好。
他在北京的那段日子，早晨常常早早起来给我们买菜、买馒头，还认识了几个与他年龄相仿的老头，还说下次要带他在村子里的好朋友一起来北京。他要让他们看看北京是什么样子，北京真是很大很大的，是他们在村子里面想象不到的大城市。那次，我还带父亲游了故宫，父亲说皇帝住的地方是跟咱百姓住得不一样。
父亲的突然离世，对我打击很大。当时我正在浙江宁波部队检查工作。当家人费尽了周折联系到我的时候，已经是父亲去世后第二日夜了。那时，没有手机，通信没有现在方便。也没有高铁，从浙江到山西没有可供选择的交通方式。我只能搭军用飞机辗转北京乘火车回来山西。当我奔丧6000余里回到家里时，父亲的棺木已经封口了。我终生的遗憾，是未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父亲在我心里是伟大的！父亲的不幸离世，是我这么多年来最最不愿回忆的事情，父亲是我心里永远的疼！
过两天就是清明节了，古人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我此时此刻何尚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要写这篇祭文纪念我的父亲！
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谢明正
二0一八年四月三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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