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企業”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提出的概念。按照馬克思的設想，按照資本發展的內在規律，“個人資本”將轉化為“社會資本”，“個人企業”將轉化為“社會企業”。而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東方企業家，在實踐中已經自覺不自覺地進行了從“個人資本”到“社會資本”、“個人企業”到“社會企業”的探索與思考，從而為馬克思與孔夫子實現了某種意義上跨越時代和地域的思想關聯。
馬克思與亞當·斯密
眾所周知，《資本論》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書。馬克思通過對“剩餘價值”的剖析，揭露了資本剝削勞工的秘密。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無比憤怒地揭露了“資本”的發生歷史:“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馬克思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林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1頁）但與此同時，馬克思並不否認資產階級推動現代社會生產力的歷史功績。正如《共產黨宣言》所指出：“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彷彿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裡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林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頁）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摧毀了封建主義的生產關係，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的生產力，大大地促進了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
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對現代社會的貢獻，要歸功於市場經濟的作用。在馬克思之前，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奠基者、英國哲學家和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就已經揭示了一個人的利己之心與資本運作及其社會實際效果的關係，指出：“各個人都不斷地努力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慮的不是社會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對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會或者毋寧說必然會引導他選定最有利於社會的用途。”（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合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25頁）在斯密看來，一個人對於資本的運作，其目的並不在於增進公共福利，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他個人的安樂和利益。但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就會有一雙“看不見的手”來引導他去達到促進社會利益的結果，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效益時所得到的效果還要更大。也就是說，一個人行為的社會效果不是以其動機為轉移的，謀求自利的行為也可能促進公共福利的增長，私人資本的運作也可能促進社會利益的提升。
作為一位道德哲學家，斯密並不否定人具有利他之心；但是對於斯密來說，利己之心可能更是一種值得讚美的人類特性，反映了一個人不僅關心他的物質福利，還關心他的榮譽地位。更重要的是，對斯密來說，利己之心是現代資本運作和市場經濟運轉的內在動力，更是最終增進社會整體利益的有效途徑。按照斯密的設想，每一個理性經濟人從“利己”的動機出發，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就必然會顧及他人的利益，從而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最終達到“利他”的結果。但是，西方市場經濟的實踐證明，斯密的設想過於樂觀了，猶如“潘多拉盒子”打開之後跑出來的魔鬼，“利己之心”在現有市場經濟的架構中並沒有得到必要的限制，從而在為人類創造巨大財富的同時卻一步步把人類引入歧途。
馬克思與亞當·斯密的最大不同，就是他從一開始就不相信私人資本具有促進社會公共利益的屬性。在《資本論》第二十四章“所謂原始積累”第七節的註釋中，馬克思引用了這麼一段話：“《評論家季刊》說：資本逃避動亂和紛爭，它的本性是膽怯的。這是真的，但還不是全部真理。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馬克思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林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1頁）利潤是私人資本追求的唯一目標。為了榨取利潤，私人資本家可以拋棄一切道德的外衣，踐踏一切世間的法律，甚至挑動戰爭禍害人類，這哪裡還有什麼“社會公共利益”可言！
一方面，資本主義確實推動著人類生產力的發展；另一方面，私人資本又在肆無忌憚地戕害著人類的文明。如何馴服“資本”這頭怪獸，使之真正地造福於人類社會呢？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為“資本”同時也是為人類社會的福祉指出了發展的前景。馬克思指出：“那種本身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並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裡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並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馬克思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林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4-495頁）這段話真是可圈可點，為我們全面認識“資本”的屬性指出了明確的方向。首先，“資本”是人類社會的創造，本身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並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極大地解放了人類的生產力。其次，“資本”既可以表現為“私人資本”，也可以轉化為“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最後，在“社會資本”的基礎上所形成的“社會企業”，與“個人資本”所形成的“個人企業”相對立，即可以避免私人資本的弊病，超越私人企業的侷限，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
行文至此，真是令人醍醐灌頂、恍然大悟！如果我們只讀《資本論》第一卷，就會得出一個結論：“資本是個壞東西”；而讀了《資本論》第三卷，我們卻可以得出另一個結論：“（社會）資本是個好東西”。質言之，馬克思並不是不分青紅皂白地一概反對“資本”，而是反對“私人資本”而肯定“社會資本”。從“私人資本”轉化為“社會資本”，從“私人企業”轉化為“社會企業”，正是“資本”從“壞東西”變為“好東西”的關鍵！
稻盛和夫的利他之心
從“私人資本”轉化為“社會資本”，從“私人企業”轉化為“社會企業”，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提出的天才設想。但是，如何轉化？馬克思並沒有進一步深入的探討。令人稱奇的是，在地球的另一邊，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東亞企業家卻在自己的實踐和思考中，似乎找到了這種轉化的途徑。日本企業家稻盛和夫的“利他之心”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
稻盛和夫的“利他之心”，是從其企業經營的實踐中切身體會出來的。1959年，稻盛憑藉自己大學畢業學到的技術，創辦了京都陶瓷公司。在公司成立初期，剛剛進入公司不久的11名員工突然給稻盛遞交一封“要求書”，要求稻盛承諾給他們定期加薪水和獎金等未來保障，否則就集體辭職。當時公司剛剛成立，未來的發展前景尚不明朗，稻盛無法答應他們的要求，於是和他們促膝談判了三天，最終大家總算信服，並留在了公司。
自從經歷了這場談判，稻盛和夫不得不重新思考公司存在的意義。他認識到，如果只是為了追求自己作為一名技術員的夢想而開展經營的話，即使取得了成功，那也是建立在犧牲員工利益的基礎上的。但公司應該有更為重要的目的，公司經營最基本的目的必須是保護員工及其家屬的今後生活，為大家謀幸福。由此，稻盛和夫總結出了公司的經營理念——“追求全體員工物質與精神兩方面的幸福”。京都陶瓷也從一個為實現創辦者個人理想的公司，轉變成追求全體員工幸福的公司。但稻盛和夫覺得這個經營理念還不夠全面，自己應該有一個用畢生的精力來完成的、作為社會一分子所肩負的崇高使命，於是就在企業的經營理念裡面加上了“為人類和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作出貢獻”，作為自己畢生追求的目標。
正是基於這種“利他之心”的經營理念，稻盛和夫先後創辦和領導了兩家“世界500強公司”——京都陶瓷和日本第二電信電話公司，兩大事業皆以驚人的力道成長。2010年，年近80歲的稻盛和夫出任破產重建的日航董事長，僅用一年時間，就使日航做到了三個世界第一，利潤第一，準點率第一，以及服務水平第一。其奧秘就是“以利他之心為本的經營”。也許有人會認為，“利他之心”是倫理道德範疇內的語言，與企業經營沒有什麼關係。但是稻盛和夫認為，經營者具備“利他之心”，與提升企業效益這兩者之間絕不矛盾。稻盛和夫分析道：“利他之心能夠喚來超越自力的所謂‘他力之風’來幫助自己。‘為社會為世人’這種純粹的動機，也就是所謂‘利他之心’就是成功的原動力。”（《大師課堂：稻盛和夫先生談以利他之心為本的經營之道》，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網頁，2015年5月15日）
孔夫子與馬克思
儒家思想主張義利兼顧，博施眾利，這種鮮明的“利他”特徵對於推動“私人資本”向“社會資本”、“私人企業”向“社會企業”轉化有積極的啟發意義。
據《春秋左傳·成公二年》記載，孔子曾說過：“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當政者的職責就在於循禮而行義，通過行義，就能創造出物質利益，從而滿足民眾的需要，這就是為政的真諦。據《戰國策·齊策》記載，馮諼是齊國執政大夫孟嘗君的門客。有一次，孟嘗君派他到自己的封地薛邑去收債。馮諼到薛邑後，假傳孟嘗君的旨意，把債券賜給百姓們，並燒了那些債券，百姓們高呼萬歲。過了一年，齊王不再重用孟嘗君，孟嘗君只好前往自己的封地。距離薛邑還有一百里路，老百姓就扶老攜幼，迎接孟嘗君，在路上站了整整一天。這時孟嘗君回頭對馮諼說：“先生所給我買的義，今天才看到！”在這個案例中，孟嘗君開頭確實損失了“利”（債券），卻得到了“義”（民心），這對於執政者來說，也可以說是最大的利。
由此，儒家經典《大學》明確指出：“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在儒家看來，財富取之於民就應該用之於民。財富聚集在當政者手裡，民眾就會離心離德、流散而去；財富疏散給廣大民眾，民眾就會同心同德、聚在一起。從根本上說，有了民眾才會有國土，有了國土才會有財富，有了財富就要與民眾共享。
儒家的上述財富共享思想雖然是對國家組織及其當政者說的，但其原則同樣適用於商業組織及其領導者。受此影響，中國明清時期的山西商人（晉商）發明了著名的“身股制”。他們將商號的股份分為銀股和身股，銀股是財東（相當於股東）投資商號的合約資本，對商號的盈虧負無限責任；身股是財東允許掌櫃等重要夥計以人力（而非資本）充頂股份，可以參與分紅，但不對商號的虧賠負責。在利益分配上，身股與銀股同權同利，都是在工資之外對利潤的分紅。唯一的不同在於，身股不得轉讓，“人在股在，人走股沒”。
縱觀古今中外的經濟史，“身股制”堪稱一個偉大的創造。它第一次將“人力”與“資本”並列，成為經濟組織利益分配的基本要素（現代經濟學中也有所謂“人力資本”的提法，但如果“人力”不成為經濟組織利益分配的基本要素，那“資本”又何從談起？）。這不僅超越了西方企業奉為圭臬的“股東資本主義”，而且為馬克思關於“從私人資本轉化為社會資本、私人企業轉化為社會企業”的天才設想提供了一個東方儒家色彩的解決思路。
在當代中國，不少儒商型企業家正在積極推廣“身股制”，下面略舉三例。其一是深圳華為的“全員持股制”，其8萬多名員工全部購買並持有華為的股份，而華為的創始人任正非的持股比例只有1%。其二是寧波方太的“全員身股制”，其一萬多名員工，凡是在方太工作滿兩年以上者均可按不同比例參加身股分紅，最高者拿到的年度分紅甚至相當於全年的工資收入。其三是東莞泰威的“天地人和股權改革”，其51%的企業股權由創始股東捐出成立公益基金，以促進社會大眾、天地萬物的和諧共生，剩餘之49%的51%，即25%由創始股東捐出成立全員績效分紅股份，讓全體員工分享企業的成長。最後剩餘的24%（49%的49%）為企業原始股東持有。
這些現代企業的“身股制”改革的深度和力度都已經超越了晉商當年的框架，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一致遵循儒家的思想和教導。華為深圳總部刻碑樹立的公司信條是“小勝靠智，大勝在德”，把儒家所倡導的“德”作為企業的最高追求。寧波方太則將《論語》中的“修己以安人”作為企業最核心的經營之道。其董事長茅忠群解釋道：“‘修己’，有兩個主體，一個是企業家自身，一個是全體員工。每一個人都要修己，修身心，盡本分。然後‘安人’，是讓人心安定。主要有兩個對象群體，一個是員工，一個是顧客。如果把自己修煉好，同時把顧客、員工安頓好，企業還會不成功？還會沒有利潤嗎？”（《茅忠群解密方太儒道：修己以安人》，載《中國經濟網》，2015年1月9日）東莞泰威“天地人和股份制改革”的靈感來自孟子所說的“天時地利人和”，其董事長李文良論述道：“沒有天地萬物，則沒有人類，沒有人類，則沒有企業員工，沒有企業員工，何來股東？可以這樣比喻：天地萬物是企業的大父母，全體員工是創始股東的小父母。因此，如果企業的原始所有者拿出企業所有股權的一半以上來回饋天地萬物，同時，拿出剩餘的一半以上來回饋企業的全體員工，那麼，則天下大同矣！”
中國當代企業家汲取孔夫子的思想智慧，落實馬克思當年的天才設想，推進從私人資本到社會資本、私人企業到社會企業的轉化，將“老闆”與“員工”的利益捆綁在一起，將“所有者”與“管理者”的積極性融合在一起，將“貢獻”與“分配”的質和量聯結在一起，從而為企業的“共建、共治、共享”提供了可靠的基礎。這就表明：誕生於兩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蘊藏著解決當代企業與社會發展難題的不朽智慧。“孔夫子”和“馬克思”，在這裡完全可以交會互通，以共同造福於當代人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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