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句流傳甚廣的名言，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這句話究竟出自何人之口？或許很多人並不知曉。
我的一位多年未見的老同學，在我們相遇聊天的時候，他就曾詢問過我這句話的出處，我當時曾毫不猶豫地脫口而出，這句話為陳寅恪所說。
後來我特意查了一下這句話的出處，是陳寅恪在1929年紀念其同事和摯友王國維先生投水自沉頤和園昆明湖兩週年所撰寫的紀念碑銘，即《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的最後一段文字中：“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傑出的歷史學家，也是高山仰止的國學大師，其人格魅力和學術成就，可謂是前無古人，也後無來者，同是國學大師的傅斯年曾這樣評價：“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對於熟悉陳寅恪和他學問的人來說，這樣的評價並不為過。
陳寅恪先生
對當代人來講，陳寅恪卻又是一個並非耳熟能詳的名字，他的名字和他的學術成就，被湮沒在歷史歲月的長河中，也許是他的學問太過深奧，也許是他的學術成就太過久遠，普通的讀書人是無法理解和認知的，甚至讀不懂他的任何一本著作，也許只有非常專業的博士、研究員或歷史學教授，才能領略其學問的博大精深。
作為普通讀者，只能期待著那些有能力的學者，去不斷地挖掘和研究陳寅恪的著作，做一些普及性的研究和解讀，讓我們能夠近距離地去認識他，讓他離我們的生活近一些，再近一些。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能夠被稱為思想家的人並不多見，但僅憑“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10個擲地有聲的字，陳寅恪就無愧於偉大思想家的稱號，因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中國近現代千千萬萬知識分子的共同追求和價值取向，它像一盞指路的明燈，永遠閃爍著思想的光芒，也必將成為開啟二十一世紀新時代思想和文化的旗幟。
陳寅恪（1890—1969）字鶴壽，江西修水人。出生於清末官宦之家，其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而陳寅恪的夫人唐篔（1898—1969）是廣西灌陽人，是曾任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夫妻二人可謂是門當戶對。
由於夫妻雙方都是名門之後，也都受過良好的私塾教育和學院式教育，而且也都是才識過人，只是因為陳寅恪的才華和名氣太大，唐篔才不被世人所知。
陳寅恪和唐篔於1928年在上海結婚，其時陳寅恪38歲，唐篔30歲，不要說在那個年代，即使在當今這個時代，也屬於絕對的晚婚。
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必定有一個溫柔、善良和賢惠的知性女人，唐篔在遇到陳寅恪之後，就將自己一生的精力都投放在丈夫身上和家庭之中，承擔了陳寅恪秘書和助手的工作。
唐篔女士
陳寅恪患眼疾多年，很早就雙目失明瞭，如果沒有夫人照顧他的生活起居，恐難有精力和毅力從事學術研究和寫作，唐篔絕對是“中國好妻子”的典範，二人年齡相差8歲，沒有辦法做到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卻幾乎做到了同年同月同日死，二人離開這個世界的時間，僅僅相隔了45天，這對歷經人生苦難和精神磨難的夫婦，真正做到了人生旅途之生命相依、生死相隨的境界
陳寅恪、唐篔在散步
國人一向有葉落歸根的傳統，但陳寅恪夫婦的靈柩和靈魂，一直到2003年6月16日才魂歸故里，長眠於廬山植物園內，而這一天也恰好是陳寅恪113歲冥誕，不知是因為巧合，還是有意為之，期間輾轉反側的複雜經歷，讓瞭解此事經過的人都唏噓不已，如果沒有畫家黃永玉老先生的持之以恆的斡旋，其最後結果還未可知，至此，一代國學大師終於返鄉入土為安。
北京大學教授賀衛方曾著有一篇博文《拜謁陳寅恪墓》，現將其所見錄於此：“這是一座造型異乎尋常的墓碑。幾塊未經雕琢的石頭並立在一起，一塊高一些的柱石上面鐫刻著碑銘：陳寅恪唐篔夫婦永眠於此。背後刻立碑人，即陳先生的三位女公子和廬山植物園。另一塊橫置著的石頭上刻著黃永玉先生題寫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署名：後學湘人黃永玉敬書。”
如果我有機會去廬山旅遊，也一定會去前往拜謁陳寅恪先生，在其別緻的墓前，或默默地或大聲地誦讀碑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陳寅恪夫婦之墓
自古以來，文人騷客的逸聞趣事，最令國人津津樂道，而發生在陳寅恪身上的趣聞也不少，他是學貫中西文化的大家，既有深厚的國學根底，又遊歷了許多西方國家，他先後去過日本、德國、瑞士、法國和美國，在多所世界著名大學中游學。
陳寅恪的怪異之處，就是在於他求知識而非名利，求學問而非學位，以至於他1926年6月受聘於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時，竟拿不出一張大學學位文憑來，當時清華學校校長曹雲祥有礙於梁啟超的極力舉薦，才接納和聘用了他。
梁啟超曾對曹雲祥說過類似的話：“我也是著作等身之人，但陳寅恪的學問在我之上。”陳寅恪由此成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國學導師，其他三位導師是王國維、梁啟超和趙元任，當時和後人都稱之為“清華四大國學導師”。
當時清華教授和學生早就耳聞了陳寅恪其人的學問之大，等到先生授課之時，學生們還是被其博學驚呆了，甚至很多教授都爭先恐後地前去聽課，並以此為幸事，成為當時清華園的一景，因此陳寅恪有“教授中的教授”之稱譽，傳說國學研究院主任吳宓教授就是每堂課必到的聽課者之一，由此可見陳寅恪學問和授課的魅力。
著名畫家陳丹青於2001年為紀念清華大學90週年校慶所創作的油畫——《國學研究院》，就是表現這一時期的作品，只是這幅畫上多了一位吳宓先生，時任國學研究院的主任。
陳丹青以非凡的畫筆，描繪和刻畫了五個人的不同形象特點，使人物的精神和氣質躍然紙上，整個畫面具有一種濃郁的懷舊氛圍，五位國學大師貌似正穿越時空，迎面向現代的中國走來。
陳丹青油畫《國學研究院》
清華大學國文考試題的趣聞，在清華園乃至社會上也流傳甚廣，其中以“孫行者”對對子和作文《夢遊清華園記》而廣泛流傳，傳說出題者就是陳寅恪。
清華出身的季羨林先生在清華大學90年校慶時，曾寫了《清新俊逸清華園》一文，回憶自己當年入學考試的作文題就是《夢遊清華園記》。
無獨有偶，2006年6月7日中央電視臺《大家》欄目主持人曲向東採訪同是清華出身的錢偉長時，錢老回憶自己1931年報考清華大學時，數理化和英語一共考了25分，其中物理只考了5分，而歷史和國文卻考了滿分，歷史卷考的是24史，而國文作文題目就是《夢遊清華園記》，錢偉長寫了450字的賦，歷時45分鐘，被清華大學破格錄取。
儘管季羨林和錢偉長都是大師級人物，但二人的記憶卻有很大的誤差，因為季羨林是1930年入學，而錢偉長則是1931年入學的，他們當年入學考試的作文題，不可能是同一個題目，這是基本常識，那麼，誰的記憶有誤呢？
2007年1月4日，上海《文匯報》刊登了一篇卞毓方撰寫的“《夢遊清華園記》考”的散文，他曾就此專門到清華圖書館查閱史料，在三十年代《清華週刊》的某一期查到了出處。
原文引錄如下：“清華大學1932年的國文題是：1.試對下列對子：（甲）少小離家老大回，（乙）孫行者。2.夢遊清華園記。附註：此題文言白話皆可，但文言不得過三百字，白話不得過五百字。”
卞毓方的這個考證，應該說是準確無疑的，也就是說，無論是季羨林，還是錢偉長，他們的記憶都是有誤的，但是有一點卻是毋庸置疑的，1932年他們都已經是清華大學的在校學生了，而清華大學1932年的入學考試的國文作文題目，同樣會給他們留下了難忘而深刻的印象，以致直至暮年，對那段清華往事，還留有模糊的記憶，只是歲月的年輪，讓他們模糊了自己青春時的記憶，畢竟已經是70多年前的往事了。
陳寅恪在授課
早已超過古稀之年的卞毓方先生，是一個頗為活躍的學者，其散文的寫作，頗得業內人士和讀者的高度評價，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不為尊者諱，以嚴謹的治學態度，考證了這一軼聞的誤傳，澄清了歷史的真實，雖然這不是什麼嚴肅的學術問題，但其追求真理而不盲從大師的精神，還是非常值得晚輩們學習的。
1932年清華大學國文試題是時任國文系主任劉文典教授委託陳寅恪出題的，而陳寅恪也是在匆忙之中所為，因為次日他要啟程去北戴河休養。
及至三十幾年之後，陳寅恪談及自己當年出題的意圖，曰：“蓋曾遊清華園者，可以寫實。未遊清華園者，可以想象。此即趙彥衛《雲麓漫鈔》玖所謂，行卷可以觀史才詩筆議論之意。若應試者不被錄取，則成一遊園驚夢也。”
而以“孫行者”對對子，當年可是考倒了大部分的考生，因此當陳寅恪聞怨聲載道聲起之時，提出四條出題理由答覆：1、測試考生能否區分虛字和實字及應用。2、測試考生能否區分平仄聲。3、測試考生讀書之多少及語藏之貧富。4、考察考生思想條理。此言一出，抱怨之聲即刻平息，進而升起的是對陳寅恪的仰慕和崇敬。
北京大學100週年校慶之後的暑假，我曾與女兒一同遊歷了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校園，其目的就是讓女兒感受一下中國最著名學府的氛圍，在暢遊燕園和清華園時，雖然我心生許多感慨，卻由於筆拙，未留下任何文字，但這段遊歷北大清華的經歷，相信對女兒的一生，都會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也算是我盡到了一點為人之父的責任。
北平解放前夕，陳寅恪也在國民政府搶救學人名單之中，與陳寅恪有親戚關係的傅斯年曾極力遊說於他，但他卻也沒有追隨胡適、梅貽琦、傅斯年等人去臺灣，而是留在了大陸，但他的滯留，並不是因為追隨新政權之故，否則他就會留在北平，等待新中國的誕生，而是帶領妻女偏居廣東嶺南大學，做一個不問政治的學者，幾年之後，又因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之故，他又被調到中山大學任教，直至長眠在那裡。
晚年陳寅恪
陳寅恪曾於1910年和1921年兩赴德國柏林大學遊學，可以說陳寅恪是中國最早接觸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之一，早在1911年他就通讀過德文版的《資本論》，能夠閱讀德文版的《資本論》，從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一百多年來，也沒有多少人能夠做得到。
後來在中國廣為傳播的《資本論》，大多從英文、俄文或日文轉譯的為多，即使是中文版的《資本論》，能夠認真研讀的人也並不多見，這倒不是不學習馬克思的著作，而是因為《資本論》對於普通人來講，也確實是太過深奧了。
陳寅恪的學術境界，不是普通的學人所能效仿和達到的，但我們不能因為其學問的博大、精深和深奧而忘記他的存在，因為傳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和歷史文脈，是我們每一個炎黃子孫的共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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