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三變”改革，即“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是國家現有改革大政和制度框架下，把農村集體組織自然資源和經濟資源盤活的一種機制創新。2017年一號文件指出，“從實際出發探索發展集體經濟有效途徑，鼓勵地方開展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等改革，增強集體經濟發展活力和實力”。這樣的表述，也是對“三變”的定位。
資源變資產，就是把農村集體的土地和設施，進行評估折價，變成可以入股的資產。對於貧困地區來說，主要是集體土地資源，包括林地、草地、荒山、水域等。此外，也可能有建設用地以及房屋設施等。
資金變股金，就是把國家的一些支農財政資金、村集體資金，變成股金。其中，來自國家的財政資金，主要是那些設施建設、生態保護、產業扶貧等方面的資金；所有直接補貼到人的資金，都不在此列。
農民變股東，就是把農民的農地經營權、宅基地的使用權，以及其他資產資金，評估折價入股。
概括地說，“三變”，就是把集體的資金和土地評估折價入股，讓集體成為股東；把農民的承包土地和宅基地折價入股，讓農民也成為股東。
農村“三變”改革，是一種機制創新。其並沒有突破現有的大的制度框架，而只是對現有資源的一種整合，是資源使用方式的改變。一是基本產權關係，並沒有發生變化，農村土地的“三權分置”制度，並沒有發生變化，農民入股的，僅僅是農地的經營權和宅基地的使用權，而農地的承包權和宅基地的資格權，仍然在農戶手中；二是農用土地的屬性，並沒有發生改變。也就是說，無論怎麼變，耕地還是耕地，林地還是林地，農用土地的農業用途，是不能隨便改變的。
“三變”改革的根本意義，在於其能夠把農村集體和農民個人的資產盤活，用於回報率更高的農業經營項目。衡量改革是否成功，最終要看“三變”改革，能夠給集體和農民帶來多少實質性的收益。
“三變”改革是否能夠獲得成功，受到多方面因素影響。最根本的，是在兩個關鍵環節，都要成功。
第一個關鍵環節，是能夠實現“三變”。這又取決於兩個方面：一是自身資源的利用潛力要大，可以進行生產結構調整，由生產大路貨，轉變為生產出高價值的產品。也就是說，可以進行特色種植業，如高價值的林果業、藥材、茶葉、油茶、橄欖果、花卉等；或者進行特色養殖業，如散養的禽類、蛙、魚蝦蟹等；或者進行鄉村觀光休閒農業的開發，搞生態旅遊、健康療養、民宿度假、農耕教育等。一般說來，這應該是綠水青山風光美麗的地方，藍天白雲環境宜人的地方。這是必要條件。二是外部的企業要有眼光，能夠看到這些資源潛力，並且有能力、有意願，來開發出這些資源的潛力，把資源潛力變成現實，變成豐厚收益的產業。這是充分條件。
第二個關鍵環節，是“三變”之後，能夠實現增收。“三變”，是把農村集體和農民個體變成股東。“三變”之後，集體和農民就一定會增收嗎？不一定。關鍵還要看股權能否收益，也就是說，股權所代表的經營活動，是否能夠獲得高效益。這取決於各種因素，尤其是所入股的企業，是否有良好的經營能力。這包括：開發項目的選擇，是否對路，是否瞄準了市場的需求；是否有足夠的籌資能力，不因為資金鍊問題而拖長項目的建設期；是否能夠很好地解決項目所涉及到的各種技術性問題，例如種植技術、養殖技術、旅遊項目設計技術等；是否能夠熟悉農民的特點，以適當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讓每個農民都全心全意支持項目發展，在項目工作中即便沒有監督，也能夠自覺地使出全力；是否在項目建成後，有很好的營銷能力，把好產品賣出個好價錢；以及是否有公正之心，給集體和農民以合理的收益回報；等等。
“三變”改革本身，並不是目的；通過“三變”使得集體和農民增收，才是目的。為此，合作企業的選擇和引入，就極端重要。是主動外出招攬企業？還是坐等企業上門來？引來的企業是否靠譜？這是對村幹部態度和能力的考驗。如果村幹部有過外出打工經歷，甚至有創業經驗，那麼，對於積極穩妥推動“三變”改革，通常具有較好作用。
那些看重鄉村振興機會，願意到農村投資的企業，除了要有戰略眼光之外，也還要特別重視和解決好一個重要問題。這就是：無論項目回報期的長短如何，無論使用什麼辦法，都要在短期內，就讓農民獲得收益，至少能夠得到一個保底性質的收入。這是因為，那些有條件進行“三變”改革的地方，通常都是在山區丘陵區，農民普遍收入水平較低，可能不少還是貧困戶，如果在數年之內沒有收益或收益很少，他們是難以承受的。
企業的選擇，無非是兩個：一種策略，是在項目選擇上，長短結合，既著眼於長遠的收益，也搞一些來錢快的項目，讓農民在短期內就看到好處。另一種策略，是注重長線項目，志在遠期高回報，那麼，就要想辦法先籌措一些資金，先給農民支付一定的保底性收入。這樣做，不僅僅是維繫農民生計的需要，也有助於增強農民對項目發展的信心，積極支持項目建設，讓項目開展得更順利。
閱讀更多 國農互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