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說我殺了4個人，卻又不判我死刑。”張滿說，最近，雲南省檢察院刑事申訴處的兩名檢察官與他進行了談話，“我的冤屈可能會得到昭雪。”
張滿是一樁命案的當事人。1997年，雲南省大理州中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張滿無期徒刑。
經歷多次減刑，今年3月19日，張滿刑滿釋放。
雲南省人民檢察院相關負責人告訴紅星新聞，該院刑事申訴處的確已介入此案。
一樁4人命案
張滿手臂上刻著“冤”、“仇”二字，一個在左臂，一個在右臂。他說是1995年的時候在大理市第一看守所用縫衣針和墨水刺破皮膚留下的。
▲張滿。
1945年出生的張滿，原是大理市七里橋鄉下兌村公所書記（注：判決書中誤寫為“主任”），後因幹部交換政策，調任大莊村公所主任。
張滿說他的“冤仇”，源於一樁四人命案。1994年12月20日上午11時左右，他帶著妻子張玉吉、兒子張銀鋒到4公里外的生久村喝侄女的新婚喜酒，在離侄女家四五百米的地方，大理市公安局刑偵大隊的民警將他攔住。
“他們問，‘書記，要去哪裡？’”張滿告訴紅星新聞，當時民警要求他帶路找一個村民，“我說要去喝喜酒，但他們堅持要我帶路。”
張滿說他一上車即遭控制，並被直接帶到刑偵大隊審訊室，審訊張滿的，是大隊長甘帆，“他要我把1989年12月14日的事回憶起來”。
▲年輕時的張滿。
張滿竭力回憶發生在5年前的一樁命案。他想起，1989年的12月16日早8時左右，他在去村公所上班的路上，遇到了村民王學科的母親張鳳蘭，“她一路哭喊，說大兒子王學科家死人了。”
張滿立即安排村幹部楊懷禮、楊秉全，以及家族的二哥張傑等人趕到王學科家。在王學科家的二樓南邊臥室裡，張滿看到王學科的妻子趙麗英頸部割開死在地上，王學科的兒子、女兒則死在床上。臥室裡到處是血跡。
趕到現場的村民張玉華又發現，院子的一口井裡還有一個人，此人正是王學科。張滿描述，他看到王學科頭部有傷，“脖子上似乎也有傷。”
一次有罪供述
張滿告訴紅星新聞，作為村公所的一把手，當時他一面安排村裡的一名老黨員將傷心欲絕的張鳳蘭背離現場，一面命令其他幹部封鎖現場，他則跑到村公所打座機電話報警。
七里橋鄉政法委書記董希福趕到了現場，“他要求我配合公安一起調查，公安在現場3天，我在現場4天。”他說，公安根據現場判斷，兇案發生的時間，為當年的12月14日。
法醫鑑定結果顯示：被害人王學科系頭部受銳器砍傷，造成廣泛性開放性顱腦損傷死亡；被害人趙麗英頭部受鈍器砍傷，造成顱腦損傷及切頸死亡；被害人王某能、王某田（王學科的子女）系切頸死亡。
此案一直懸而未決，“傳言很多，估計警方壓力也大，直到5年之後，警方將我定為殺人兇手，算是對社會的一個交代。”張滿說。
大理州中級人民法院（1997）大中刑初字第14號《刑事附帶民事判決書》中，法院審理查明的事實如下：1989年12月14晚，張滿潛入王學科家，趁王學科不備將其擊倒殺害，並將屍體拋入水井之中。隨後，張滿又將王學科的妻子兒女殺害逃離現場。
張滿說，兇案發生後他奉命守在現場四天，所以能描述一些現場細節，“但我是被刑訊逼供的”。他稱，當年的12月14日，他與村公所的副主任、副書記等數人在村裡量地基，當晚就住在村公所；15日，因為要陪妻子看病，他回了家；16日早上8時，在去村公所上班的路上，他遇到了哭天搶地的張鳳蘭。他記得，那天早上天已亮，“那是冬天，夜晚很漫長。”
在各種申訴狀中，張滿稱自己被迫做出虛假供述，“甘帆支開其他幹警，動用拳頭、手銬、膠木棒、皮帶抽打我，用木棒壓在我腿上踩我，用開水燙我，用菸頭燒我，下令斷我的糧水”。
但張滿說自己堅持不認罪，“他們就在我妻子、兒子身上做文章，說我頂得住，我妻子和兒子不一定頂得住”。張滿說，此時他才知道妻兒也被帶到了看守所與收容所，“我不想連累他們，只好在28日這天做了一份有罪供述。”
這是此案所有證據材料中，張滿的唯一一次有罪供述。張滿說，他結合自己看到的現場，輔以自己的“合理”想象，做出了這份供述。
“證人”稱自己“實際沒看見”
判決書所載的審理查明事實部分，張滿的殺人動機如下：被告人張滿因與同村村民王世明有積怨，從而產生了殺害王世明的長子王學科進行報復的惡念。
張滿在所做有罪供述中稱：
我與村民王世明有矛盾，所以決定殺他的兒子王學科。我專門穿了紅色運動服、39碼的釘鞋、戴手套，於案發當晚10時到王學科家叫門。王學科開門後，我先是遞了一根菸，然後用石頭砸倒王學科，繼而上樓用鋤頭殺害了其妻子兒女。我先是用鋤頭砸，繼而用了廚房裡的刀具。因我平日所穿的鞋為43碼，故39碼的鞋太小，我不得不割開鞋後跟。作案後，兇器被我丟到了洱海。為了這次復仇，我準備了整整6年。
張滿說，他最早在供述中，稱“先用刀，再用鋤頭”，但辦案民警提醒他是“先用鋤頭，再用刀”，“所以我就按他們的意思，說自己是先用鋤頭再用刀。”
張滿在供述中稱，其與王世明的仇怨為兩件。其一，1982年，張滿與王世明等人吃飯時喝酒吵架，原因為張滿想請王世明的妻子喝酒，但王世明說其妻子不喝酒，若張滿跪行，其妻子可以開戒，為了助酒興，張滿果然跪行並敬酒；其二，1983年，王學科在工地上丟了單車，王世明懷疑是張滿所認識的一個人所為，對此雙方有過爭辯。
張滿家與王學科家相距不到100米，張滿說，這兩件事是鄰里之間微不足道的小事，不可能成為他殺害王學科一家四口的動機。
張滿的辯護律師姜文信（已離世）在其二審辯護詞中稱，通常情況下，若被告人的口供與現場一致，可作為定案的證據，“但是，此案中被告人張滿到過現場，其口供就不能再作為證據”。
姜文信還指出，本案的兩名證人楊汝周、張雙社的證詞存在重大的問題，“他們的證詞雷同。”兩證人稱，他們看到張滿殺害王學科時，趙麗英一面叫一面跑下樓來，張滿又舉起鋤頭把追打趙麗英，一直追上樓。
▲證人的說明。
2015年2月23日，張雙社在一份文字材料中稱，當年王學科一家被殺，他是聽了張滿的認罪錄音後，警方以釋放為條件逼他作證，“實際我沒有看見。”在之後的一個網絡視頻節目中，張雙社曾明確表示，實際上當年自家面對王學科家的那面圍牆沒有窗戶，所以也不可能看見。
近日，記者嘗試聯繫證人張雙社，張雙社通過中間人轉告紅星新聞，因為某些原因，他暫時不想露面，但是相關文字材料中“被逼作證”仍是他今天要表達的意思。
“相差2.5公分”的物證
姜文信還對如下證據提出質疑：
1、現場的腳印長度為25公分約39碼鞋所留，但張滿穿43碼鞋，無大腳穿小鞋之道理；
2、現場發現的指、腳印，經鑑定非張滿所留；
3、除了鋤頭把，現場未發現張滿留下的其他任何痕跡；
鋤頭把是一審法庭出示的物證，一併出具的還有昆明醫學院作出的《刑事科學技術鑑定書》，該鑑定書認定張滿的血型與鋤頭把上的血跡的血型相同。
“此鋤頭把非彼鋤頭把。”張滿申訴稱，鑑定的鋤頭把長度為137釐米，而勘驗筆錄中的鋤頭把為134.5釐米，兩個鋤頭把的長度相差2.5釐米。這點在張滿的辯護詞和申訴書中曾被反覆提及。他說，此外，勘驗筆錄中的鋤頭把血跡存留部位為“木棒頭部”，但鑑定書中稱血跡在“鋤頭把中部及上端編有2、3號部位提取”。“現場的殺人兇器有石頭、菜刀、鋤頭把，這些兇器上留有大量的指紋，鑑定結果顯示這些指紋均不是我的，為什麼警方不去找真兇？”
張滿做出那份“有罪供述”時，已經抱著“申訴”的打算。在後來的多次問話中，張滿未再認罪。1996年8月29日，他被逮捕。1997年3月25日，此案在大理州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
一審法院認為，張滿的犯罪事實有報案記錄、現場勘查筆錄、物證、抓獲經過、屍體檢驗筆錄等證據支持，基本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張滿的罪名成立，應予支持。
判決稱，張滿無視國家法律，為了報復洩憤，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其行為已經構成故意殺人罪，“張滿殺人手段特別殘忍，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極大，本應依法嚴懲，鑑於本案的實際情況，應酌情考慮從輕處罰。”
▲大理州中院判決書。
張滿說，他本來以為自己“必死無疑”，“法院認定我殺了四個人，卻又不判處死刑。判決書中說的‘鑑於本案的實際情況’，我也不明白是什麼意思。”
已故律師姜文信在其辯護詞中認為，該判決本身就說明了證據不足，是“疑罪唯輕”。
對於判決書中所說的“鑑於本案的實際情況”，這點具體如何解釋，大理州中級人民法院新聞發言人郎維學回復紅星新聞，因他不是此案主審法官，故對此案不知情，也無法回應。2005年，郎維學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張滿“殺四人”卻不判死刑，因“案子與案子之間不一樣”，故沒有可比性。
省人民檢察院找張滿談話
1999年9月14日，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了維持原判的裁定，並於2002年10月12日駁回張滿的申訴。
▲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裁定書。
1999年12月16日，張滿被送到雲南省第二監獄服刑，在監獄裡，他先是負責加工烤煙、縫煙包，後又做鍍鋅與收發的活計。他每月都寫申訴信，“發誓要告到最高部門”。他的申訴幾乎都沒有回信，他改變策略，“爭取減刑，只有回家，才能報仇”。
2005年，張滿的刑期變更為有期徒刑19年，後又經歷多次減刑。2011年9月14日，張滿因高血壓等疾病予以監外執行，今年3月19日，張滿刑滿釋放。
▲解除社區矯正證明書。
張滿說，2016年11月15日，他接到過雲南省人民檢察院的電話，對方稱要與他談話，但接下來一年多，並沒有人來找他談話。直到今年5月29日，他再次接到了雲南省人民檢察院的一個電話，“要求我30日這天哪兒也不要去，就在家裡等。”
張滿向紅星新聞表示，在大理市人民檢察院，他與雲南省人民檢察院刑事申訴處的兩名檢察官見了面，“他們說是受最高檢的指派來和我談話的，我代表自己，代表家人，一開始就向他們表示感謝。”張滿稱，談話進行了整整5個小時，談話記錄有十幾頁。
雲南省人民檢察院相關負責人告訴紅星新聞，該院刑事申訴處的確已介入此案。
該案當年的公安機關經辦人甘帆，現在是大理市強制隔離戒毒所所長。甘帆稱，他仍“記得此案”，但問到該案是否為錯案及當年辦案程序是否不妥的問題，甘帆稱：“時間太長，需要看卷宗，有沒有問題是判決說了算。”
死者王學科的弟弟王學強告訴紅星新聞，此案是否有存在冤枉，他作為家屬不好評價，“張滿有沒有罪，得靠司法機關調查。”他稱，最近的確有調查部門找他了解哥哥一家被害一案。
“如果是我乾的，請立刻判我死刑，我好帶著冤枉見閻王；如果不是我乾的，請儘快還我清白。”張滿說，過去24年，他的家變得千瘡百孔，“兒子受刺激吸上了毒，妻子落下一身病。”
張滿說，作為曾經的基層一把手，而今的自己被這個村莊隔離了，他是一名已經服刑完畢的“殺人犯”，總是被人指指點點。至於他與王學科的家人，“再也沒有說話的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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