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出閨閣，讀書去：溫州女學風雲變幻

歷代以來，代表官方的國子監、太學、府學、縣學等綿延不絕，民間的書院書塾此起彼伏，數量繁多，但受封建社會歧視女性、男女不平等、“女子無才便是德”等思想影響，上述教育場所招收的基本上都是男性。

雖然上下五千年裡，屢有知書達禮的才女綻現，甚至東漢“曹大家”班昭、晉“文宣君”韋逞母宋氏還曾經擔任過皇家女教師，但除了像民間傳說裡祝英臺那樣女扮男裝混進課堂，明代異端思想家李贄、清朝風流詩人袁枚冒天下之大不韙招收女弟子外，大都是家學家教造就，比如溫州宋代女詩人錢文婉，清代女詩人謝香塘、周秀眉等，女性受教育水平與知識程度總體上極度低下，荒蕪一片。只有進入晚清，隨著國門打開，社會風氣轉變，人心渴望變革，“教育救國”理念勃然興起，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女子才紛紛勇敢地跨出幽深的閨閣。

溫州早在東晉太寧二年（324）就建立了永嘉郡學，同樣到了晚清，女學女校才開始在甌越大地上生根發芽，女子小學遍地開花，到了民國，更是增加了女子中學、女子師範學校、女子職業學校、女子成人教育學校。可以說，溫州女性除了高等教育，現代教育的主要門類完備無缺，其過程從晚清開始，貫穿了整個民國，長達半個多世紀。由此，也可以看出溫州近現代女性教育有過陽光燦爛的日子。

溫州第一所女學

站在市區高聳的興文裡大廈下面，望著鋼筋水泥的當代建築，周圍停滿了高級轎車，已經沒有人能看得出這裡曾經是溫州第一所女學原址，其主辦者竟是一位跛著足遠渡重洋而來的外國傳教士。翻開中國近代史，很容易找到這樣的記載：鴉片戰爭之後，大批外國傳教士進入中國佈道傳教，並常常選擇了開辦教會學校，其中就包括了女學，既向國人傳播基督教義，也對國人進行濟弱扶貧。

清同治六年（1867）11月，遠渡重洋來到中國的英國籍基督教內地會傳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乘坐輪船從寧波轉到溫州。當時市民大都沒親眼看過金髮碧眼的老外，曹雅直不但金髮碧眼，滿腮鬍子，而且還只有一條腿，拄著柺杖。

由於外貌形狀怪異，因此他外出傳教，市民少見多怪，厭惡又驚怕，往往避而遠之，更引發好奇少年尾隨追趕，投擲瓦片小石頭，還給他起了綽號，叫嚷著：“洋鬼”“紅毛番”“獨腳番人”，把他圍困在中間。聽不懂溫州話的曹雅直經常被糾纏得無法脫身，無奈之下，只好朝地上撒下一把銅錢，趁大家亂哄哄彎腰俯身拾取時，快步開溜。

如此處境，自然難以打開傳教局面，以致於在溫州辛苦傳教一年多，只有兩名市民成了信徒。“為什麼你一個只有一隻腳的人想到中國去？”“因為我沒有看到兩隻腳的人去，所以我必須得去。”面對自己當初的誓言，曹雅直並不灰心，他盡力融入溫州社會，穿起長衫，蓄起辮子，學說溫州話，竭力中國化，還實行“曲線救國”，通過辦學來達到傳教。

1868年，他在市區花園巷自己的寓所辦起了一所男子書院，把不少學生髮展成信徒，但隨著男性信徒的增多，缺少女信徒的問題日益突出。故技重施，1877年，他在附近鐵井欄買地開辦了一所女書院，從收留兩三名貧苦女孩求學開始，1902年改為育德女學堂，這就是溫州第一所女學。“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子識字便有了才，育德其實也等於育才。

開辦之初，女子讀書風氣未開，再加上那時女子大都纏足，三寸金蓮行走不便，很多女子因達到適婚年齡，在外拋頭露面會讓人說閒話，因此都不敢出門，女書院又是濃厚的“洋味”，社會上還謠傳洋人挖心肝製造藥物，有心讀書的女子顧慮重重，家長竭力抵制，招生之難可以想見。

據學者蘇虹介紹，曹雅直開出了各種優惠條件吸引生源，凡入學者，免費供給飲食住宿、衣服被子、書籍筆墨，每月還補助其家庭十塊銀元，這種經濟上的實惠與扶貧，極大吸引了廣大窮困的市民。而成績好的女生，還可以資助她出國深造。此外還規定不準裹腳纏足，已經裹腳纏足的，應該立即放開，上課前要檢查雙腳，發現裹腳來上學的，沒收裹腳布。這項措施的人性化，頓時博得了深受其苦的女子的熱烈歡迎，入學女子日漸增多。

但在佈施優惠的同時，曹雅直不忘自己的傳教士身份，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讀書至十八九歲時，由校方代為選擇信教人家為配偶，不得嫁為教外人，若有違反，加倍償還一切費用，雙方簽訂下合同為據。這放在當今，無疑是觸犯《婚姻法》與婚姻自由的霸道做法。

而在課程設置上，曹雅直同樣“中西合璧”，既傳授傳統國學，如四書五經，也灌輸聖經，如舊約新約，女生還要參加宗教活動，後來順應潮流增設了國文、英文、算術、歷史、地理、音樂、體育等課。

女學，無疑是女子也有受教育權利的現代人權思想與“男女授受不親”的封建觀念互相妥協的產物，因此先天註定了對男女界限的固守。育德女學的女生入學後，幾乎與外界隔絕，每日大門上鎖，校外男子嚴禁入內，平時不得與男子交談通信。星期天上教堂做禱告時，女生坐過道左邊，男生坐過道右邊，女左男右，“三八線”分明，彼此不許打招呼，甚至連側目而視也不行，“非禮勿視”的嚴厲程度賽過修女與教士。

曾畢業於該校、後任該校校長的黃秋芳回憶，若違反上述校規，“就囚在小屋禁閉數小時，或罰吃淡飯數餐，甚至用皮帶拷打至紅腫。一位叫愛蓮的女生，因為與男子通信而被開除”。就像新生事物往往有利有弊，育德女學既帶來了文化，有時也像一座森嚴的女子監獄，實施野蠻的體罰制度。

曹雅直夫婦

晚清女學的興起

在外國傳教士開創溫州女學後，本地知識階層也意識到女學是教育時尚，提高女子知識與素質，國人有責，不能讓老外越俎代庖。1903年，寓居瑞安的四川人蕭侃在瑞安市區匯頭街創辦女子蒙學堂，其女蕭仁果任教師，當時科目只有國文、歷史、地理三門，但摒棄了教會女學的宗教色彩，學生也只有10來名，規模類似私塾，卻開了溫州各縣女學風氣之先。

據《平陽文史資料》第2輯張君文，當年春（亦有說法為1901年、1902年），平陽士紳陳少文也在平陽順溪鎮自家別墅“適舫”創辦了益智高等女學校，招收自己家族的十幾位姑娘為第一批學生，校名是一代大儒孫詒讓題匾，明末四公子之一冒闢疆的後裔、詩人冒廣生題寫了對聯：“亭臨水次曾無地，室在林間又有天。”相比育德女學免費供給飲食住宿、衣服被子、書籍筆墨，該校也實行免收學費。

說到早期女子小學，更知名的，還要追溯1882年英國基督教循道公會著名傳教士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來溫傳教，1905年，其妻英國人蘇露茜（洛熙）在蘇慧廉支持下，在市區康樂坊天燈巷公館裡辦了一所藝文女學堂，我市著名女革命家胡識因（曾任國民黨浙江省婦女部長、中共浙江省婦運委員會主席）就是在此開始了她的啟蒙教育。

胡識因

她回憶，“在藝文女學讀書，不用繳學雜費，書本由校方發給，每日中午還可在校午餐。年終考試成績優良的，能得到鞋、褲料、手巾、耳環等獎品。但所讀的書，都是有關耶穌教內容的。星期日，學生要到嘉會里巷禮拜堂做禮拜。程度高的學生，還要用阿拉伯文字寫‘道理’。兩位教師和一位廚娘，均是教徒，飯由學生分組輪流燒。”

藝文女學同樣反對裹足，但當時放足女子仍然遭受著社會的非議，蘇露茜在所著的《A Passport To China》（直譯為：通往中國的護照）一書裡記敘了有一天，一位女生來到學校後生氣得流淚，在房間的角落裡用一塊布給自己重新裹腳，她詢問才知道，是她早上上學的時候，聽到街邊長凳上坐著的工人嘲笑她：“有張她媽媽的臉，卻有雙她爸爸的腳。”

但蘇露茜堅定地推行放足，天氣好的時候，她讓女孩子放學後留在綠草地上嬉戲遊玩，“她們會圍繞著我做遊戲，玩老鷹抓小雞，她們會裝長腳鸛、橘子和檸檬，狐狸和鵝，她們盡情地跳躍，最後我意識到這就是天足的美與價值。”

而作為教會學校，藝文女學的校規也跟育德女學一樣嚴厲，“蘇師姆（蘇露茜）對女生管教很嚴，書讀不來或有其他犯規事情，要用戒尺打手心。隨後又調來一位謝師姆主持校務，她比蘇師姆更兇狠，管束學生是很殘酷的。校中有一位牧師的女兒金某某，當年已十八歲，當謝師姆知道她和一教外青年通信後，認為是犯了罪，就指派女教師把她監視起來，並把她打得遍體青腫，後來又逼她嫁給永嘉山底一個教徒為妻。”當時懷有正義感的同學，都對此非常不平，而胡識因也正是對這種不人道的做法強烈不滿，便轉學到市區後來開辦的另一所女學——大同女學。

在1903年蕭侃創辦女子蒙學堂後，女學女校呈現每年都有開辦的熱鬧景象。1904年是藝文女學。1905年春，平陽姜會明、黃益謙在平陽昆陽鎮設立毓秀女子學堂，我市民國著名畫家蔡笑秋、蔡墨笑姐妹就是就讀於此。而1906年更是迎來了一個女學開辦年。

造姆、德象、大同，各地名校湧現

1906年1月，樂清北白象鎮創辦了造姆女子初等小學堂，是為樂清第一所女學。創辦人黃解，字漱泉，今樂清北白象鎮人，是從日本留學回來的海歸人士，同盟會會員，後任浙江省參議會議員。喝過洋墨水的黃解思想開明，先後聘請樂清維新志士陳乃新之妻、“西鄉六君子”之一的石聘南、當地人趙蔚齋為堂長。

其中趙蔚齋兢兢業業，長期投身女學，任教長達二十來年，教出了大批女弟子，直至年邁頭白仍然無怨無悔，為此，南懷瑾恩師朱味溫曾經賦詩稱讚他為“玉階蘭桂青箱業，紅粉門生白髮師”，相比李贄、袁枚當年收女弟子飽受衛道士攻擊責罵，時代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清末溫州育德女學師生出，自曹雅直夫人《中國傳教26年》

接下來的2月3月，瑞安縣城創辦了德象、毅武、宣文三所女子初等小學堂，皆為孫詒讓取名，學額各30名。之所以一辦就能辦成功三所，跟孫詒讓帶頭支持與提倡女子放足大有關係。

作為教育家，孫氏深知教育必須男女一視同仁，但當時女子纏足，不利於行，更別說出外讀書。1902年，他與“東甌三先生”之一的宋恕，以及堂兄弟孫詒棫等發起成立“勸解婦女纏足會”，由其叔母林氏（即孫鏘鳴夫人）任會長，規定入會者率先放足。孫家如此名門望族大力提倡，瑞安放足之風頓時蔓延開來，這為瑞安女學創辦奠定了良好基礎。德象女子小學創辦時，放足女子紛紛報名，轉眼就滿員了。而孫詒讓更是把自己女兒孫韻簫也送進德象入讀，為世族世家子女的入學起了榜樣作用。

這裡必須著重提到的，德象、毅武的創辦者吳之翰。吳之翰（1867—1931），字之屏，瑞安人，晚清廩貢生，其孫回憶，因仗義疏財，不顧風險不避利害，吳之翰被地方人戲稱為“憨”，由此，吳之翰乾脆將自己營造的八大建築，命名為憨亭、憨臺、憨樓、憨閣、憨社、憨園、憨池、憨橋，號稱“八憨老人”。1925年瑞安書法家池志澂撰聯並書，特意拆“憨”字嵌入：“湖上橋，橋上亭，亭上樓臺，廿載經營，公真果敢者；壁中石，石中書，書中姓氏，千秋紀念，我亦有心人。”

吳之翰深懷救國圖強的決心，熱忱教育事業，自費創辦了兩校，同樣不收取學生的學費與書本紙墨費，有趣的是其孫回憶：“凡進校女生名字中有鶯、燕、花、柳等字的，祖父均將其改名為毅、武、強、華。其含義是中華女子不能太軟弱無能，應同樣為振興中華，為富國強民出力”，可謂一片苦心，力圖讓學生能顧“名”思義。德象開辦後，還併入了蕭侃的女子蒙學堂，蕭仁果轉任德象堂長，由此也可見德象的成功。

與造姆、德象、毅武、宣文同年，我市學者金伯釗也在溫州市區府學巷創辦愛群女子學堂，自任堂長，該校雖然僅一年就停辦，但當時卻頗具新氣象，不但上課的女教師是從上海遠道聘請的，而且學生一律穿校服，佩戴校徽，時髦出眾，具有超前的品牌意識。當時還身在藝文女學的胡識因回憶，“每週星期日下午，藝文女生登上市區華蓋山或積穀山遊玩時，遇到愛群女生，看到她們服裝整齊，心裡極為羨慕，有的還打算轉學愛群”。

育德女校

進入1907年，有陳乃新創辦樂清虹橋明強女學，以妻子為教師，以宣傳革命的通俗小冊子《新山歌》為主要課本。同時樂清還有組強、德淑、私立樸頭等女子初等小學堂。

而當年在溫州市區，繼育德、藝文、愛群后，市區府城殿巷還有葉新亞、陳樂仙等創辦新亞女學堂，更引人注目的是多了一所大同女學。此外，一年後溫州城區還有貞一、東甌、閨秀等四所女學開辦。

大同女學為瑞安人夏松亭、池強華夫婦在市區蟬街創辦，取名來自《禮記》裡大同社會的理想與孫中山的大同思想。跟之前女學大都由知識分子創辦不同，夏松亭本來是一位民間工藝匠師，會畫像，會捏泥人，池強華更是一位不識字的小腳婦女，與教育風牛馬不相及。

但當時發生了“鑑湖女俠”秋瑾遇害事件，夏氏夫婦雖然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卻具有進步思想，欽佩秋瑾的革命行動，主張男女平等，然而辦學不但要有先進思想，還要有場地經費，幸運的是，兩夫婦自身辦學條件不怎麼樣，其子夏伯龍卻是當時溫州警備司令，自然不愁經費場所。

轉入大同女學的胡識因回憶道：“池強華任監學兼國文教員，她教國文，是利用晚上自己先學，次日再教學生，現學現教。她工作很負責，當其他班上課時，她總要到課室巡視，盡到監學之職責。大同女學創辦後，那些不滿於‘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女子，紛紛前來投考，少數不滿藝文女學的女生以及部分愛群女學的女生，也轉學過來。”

1911年冬，大同女學舉行第一次畢業考試，“這天，校裡張燈結綵，好像辦喜事一樣，非常熱鬧，永嘉縣知事蒞臨主考，親自出題目，共錄取了夏道子、徐麟子、姚平子等八名優等生。舉行畢業典禮時，她們一律穿黑色緞鑲邊、釘金辮的紡綢藍衫，腳登黑色緞、白粉底靴子，顯示出秀才的身份。有的畢業生還坐轎拜客請酒，轟動一時，傳為佳話。”

這段引文舉例的夏道子、徐麟子、姚平子均有“子”字後綴，並非她們是義結金蘭的閨密，而是由於當時日本國力強盛，在崇洋（東洋）思想下，女生取名時髦多仿照日本女子名用“子”字，其中姚平子日後成為我市著名革命家，即1949年後溫州第一任市長鬍景瑊之母。但因為過於出風頭，當時也有守舊人士用打油詩半開玩笑嘲諷：“一條辮子直長拖，不著綾綢不著羅。我道是誰真失敬，原來中國主人婆。”大同女學直到1928年改為大同小學，才兼收男女，不再是純粹的女校。

而到1908年，瑞安有德巽女子初等小學堂、東南女子初等小學堂，樂清有趙聖之開辦毓秀女子初等小學堂，蒼南有金鄉女子初等小學堂。此外，清末創辦的還有蒼南蒲城的蒲西女子小學堂，蒼南靈溪的育德女子小學堂。女學儼然是遍地開花，欣欣向榮。

民國女子小學熱潮

走進市區康樂坊的瓦市小學，迎面是一株粗壯茂密的大樟樹，幾乎覆蓋了前後教學樓之間的空坦，旁邊的古樹名木碑記載著它已經上百年壽命，如果它有知，一定記得1912年，那一年是民國元年，清溫州軍政分府都督徐定超的夫人胡德淑等人在這裡創辦了女子學館，錄取二三十名學生，創辦伊始，師生以開風氣為己任，帶頭剪掉髮辮，鬆開小腳，以“新女性”面貌示人。

1916年學館改為永嘉縣第一女子高等小學，成為如今瓦市小學的前身。它一定回憶得起，繼胡德淑之後，蔡笑秋、姚平子相繼擔任了校長，開設國文、算術、格致、唱歌、體操等課程，學習氣氛活躍，她們滿懷激情地來去於它的身旁，在濃蔭下歇息乘涼，與師生們討論女子教育。

進入民國，小學教育並沒完成歷史使命，可以功成身退，實際上繼續發展，鮮明的標誌是女子學堂改名為女子小學，並劃分為初等小學與高等小學。既有初等又有高等的，稱為兩等小學或完全小學。相應地，堂長改稱為校長。此外，原來大都私立的女學，被官方介入，有了縣立小學。

如今的瓦市小學

1912年，除了胡德淑創辦女子學館，我市著名書法家馬公愚也倡辦了啟明女學。當年2月，曾任辛亥革命後樂清縣民事長的曹文升帶領衛兵，到樂清鄉下調查一件民間的劫案，歸途中不幸被匪徒綁架殺害。據學者張炳勳《懷馨閣雜俎》載，噩耗傳來，該校擬送去輓聯誌哀，考慮到是女校，用語應該以女性口吻為宜，不料同事一時均想不出好辭。年方二十的馬公愚這時不打草稿，揮筆而就，顯露了文學才能：“

啟明女學之後，當年7月，樂清名儒、後任浙江省文史館館員的高誼籌辦樂清縣立第二女子完全小學，也稱柳市女學，就是今天的柳市二小。然而創業艱難，開辦之初，僅三位學生報名，高誼便與造姆女學的黃解協商，把造姆女學併入，課桌與教學用具也轉讓給縣立女子二小，學生免收學雜費，每人每學期還補貼4斗大米，而“近水樓臺先得月”的高誼不但首任校長，還讓自己的女兒高志驤也在此就讀。高志驤畢業成年後，作為一位知識女性，成了民國時期國共合作牽線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周恩來好友張衝的賢內助。

而在縣裡，當年蔡笑秋還在平陽創辦了龍湖女子小學，也稱平陽縣立兩等女子小學，自己擔任校長，後來專辦高等小學，改稱為平陽縣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學校，平陽女詩人劉蕙（溫州名儒、溫州府學堂監督劉紹寬之女）就讀於此校，蔡笑秋之妹蔡墨笑後來也擔任過該校校長。

民國元年之後，創辦女子小學依然熱潮未退，民國二年，瑞安塘下莘塍有淑譽女校，民國三年，蒼南有南港鎮育德女子小學，平陽縣立女子模範小學，民國四年，平陽有蒲山女子學校，民國五年，平陽有北港第一女子學校，民國七年，文成大嶨有嶨山女子學校。

當時樂清共有四所縣立女子完全小學，縣立第一女子小學為清末的德淑女子初等小學堂改名，原是清邑庠生蔡瑞亭開辦，縣立第二女子小學即高誼的柳市女學，縣立第三女子小學在大荊鎮，縣立第四女子小學為樂清名士張雲雷（同盟會、光復會成員，南社社員，黎元洪總統府顧問，後為樂清縣人代會常委會副主席、浙江省文史館館員）、盧霞九創辦的樂清虹橋女子學校。

此外，曾任福建道員的溫州名士呂渭英也創辦崇性女子小學，樂清有培坤女子學校，我市著名畫家野夫之妻張彩蓮就擔任過該校教員，到1919年，甚至連偏僻山城的泰順，其縣城也創辦了一所羅陽女子小學，有學生60多人。溫州各縣唯一沒有女學的，只有洞頭。直到上世紀二十年代，官方下令溫州各縣小學實行男女同校後，這股熱潮才告消散。

伍蓮芸與南延宗新婚合影

中教、職教、成教，碎步跟上

如果說清末女學初創，小學教育擔當了探路先鋒，那麼到了民國，我市的中學教育、師範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邁著纖纖碎步，依次跟上，全面攻佔了女子教育的陣地。

相比女子小學，女子中學起步較晚。據《瑞安市教育志》，溫州第一所女子中學為1927年瑞安王毓烻創辦的私立女子中學，次年停辦。隨後，1929年，劉紹寬、王理孚師徒等集資在平陽縣東門也創辦了一所平陽私立女子中學，學生統一服裝，蔡墨笑任教，劉紹寬為校長，但可惜也是短命學校，同樣次年停辦。

無疑，隨著社會的日漸開放，男女同校的實施，專門開辦女子學校已經沒有必要，這也導致了溫州市區唯一一所女子中學的短暫命運。1930年，劉紹寬之弟劉仲琳在溫州市區倉橋街創辦永嘉私立女子初級中學，由北師大畢業生、瑞安莘塍人木節任校長，不料到了次年，舊溫屬六縣共立初級中學成立，女中便被併入而消亡，幾經變遷，成為今天的溫州二中。

但對於女子職業教育來說，因為女子本身的性別特徵，卻在我市持續了最久，直至1949年。1919年，永嘉女子蠶桑傳習所成立，傳授女子養蠶種桑的技術，這應該是我市女子職業教育的開端。隨後的1925年，蒼南金鄉、鰲江、城區開辦了三所女子職業學校。

1929年，張雲雷、盧霞九把樂清虹橋女子學校改為樂清縣立初級女子職業學校，盧霞九任校長，除了普通學校的課程外，還有刺繡、紡織、烹飪等針對女性的特色課。

民國樂清縣立初級女子職業學校現存教學樓

民國時期，政府開展了掃盲識字運動，設立了國民學校，讓成年男女入讀脫盲，但儘管如此，專門針對女子的成人識字教育學校，竟然也不乏萍蹤，經查，瑞安縣婦女會曾經舉辦婦女簡易識字學校，1918年，樂清成立虹橋區立女子國民學校。而讓成年婦女學習勞動技能的女子成人職業技術培訓，在我市也出現過苗頭。1931年，永嘉縣民眾教育館曾經舉辦婦女職業傳習所，1932年，樂清縣民眾教育館曾經舉辦婦女裁縫傳習所。這些，都令人無法不感嘆教育對溫州女性何其偏愛。

陳華鬘

投身風潮的溫女師

如果說女子中學曇花一現，過於短命，難以展開精彩敘述，溫州女子師範教育就豐富多了，因為它度過了整整十來年光陰。1920年秋，永嘉縣女子師範講習所在溫州市區大士門附近成立，1923年改名為舊溫屬女子初級師範學校，創辦人木節（幹齋，瑞安莘塍周田人，地理兼家事教員）擔任校長，教員有我市著名教育家金嶸軒（後任溫州市副市長）、晚清瑞安舉人伍梅荃（名守彝，以字行，曾在蘇慧廉開辦的藝文中學教國文），以及胡識因、蔡墨笑等人，學制兩年，首屆招生二三十人。

該校畢業生、我市知名女畫家孫孟昭回憶：“女師除學習普通中學課程外，根據師範學校的要求，將教育學、心理學、倫理學等列為主課，並根據女子教育的特點，增設家事、縫紉、手工等課。”等於兼具了職業教育的特色。“學校特製了一種校服，用老紫紅色的線呢製成，上身包領、琵琶襟，下身是同樣顏色的短裙，再配上女師學生喜歡梳的髮髻，整齊美觀，大方莊重，一上街，人們就能一眼認出是女師學生”，不啻替女師打了活動廣告。

當時中國內憂外患，政局腐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女師學生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我們參加了永嘉縣學生會。當全國掀起反對廿一條不平等條約高潮時，我們對日本侵略者憤怒萬分，走上街頭，高呼口號，‘誓雪國恥’‘打倒日本侵略者’，當抵制日貨熱潮到來時，我們群起示威遊行，還參與搗毀‘東洋堂’的活動，當上海輪船抵達朔門碼頭，我們不論白天黑夜，上船搜查日貨，好幾次把搜查到的日貨運到廣場燒燬，真是大快人心。此外，我們還時常外出宣傳‘婦女解放’‘男女平等’等主張。”

而在進步教師胡識因等人的言傳身教下，女師學生普遍投入了溫州婦女解放運動，大部分學生畢業後成了婦運骨幹。溫州上世紀二十年代婦運的蓬勃發展，可謂與女師學生密切相關。在那些如火似荼的歲月裡，女師共畢業了七屆學生，知名者除了孫孟昭，還有陳華曼（也作陳華鬘，我市最早的兩名女律師之一，詩人王敬身夫人），伍蓮芸（伍梅荃之女，“中國鈾礦之父”南延宗夫人）等，到1931年第八屆時，併入舊溫屬六縣共立初級中學，才退出了風雲變幻的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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