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著一部《史記》從頭到尾把事情記得一清二楚，這是你不會讀《史記》。
讀《史記》可長一套聰明，一套見識。實際上，我並不是要學《史記》，乃是要學司馬遷。
——錢穆，1972年
記得去年冬至，“《史記》研讀”課程行將收尾，建築學院的李驍原同學給以後準備修習這門課的同學一條建議：“在一個浮躁的社會里，這門課或許能讓你平靜下來，你要立志，請先想想要立什麼志；你要做人，不妨思考該做何種人。”驍原已深得這門課程的宗旨，那就是“讀出司馬遷，讀出我自己”。這也正是《史記》作為通識教育最佳讀本的深層動因。
“《史記》之文，能成誦八九”
光陰逆推九十載，梁啟超移居清華園適已兩年，偕國學研究院諸生遊北海，並發表談話一篇，周傳儒、吳其昌曾詳作記錄，整理成《梁先生北海談話記》，全文逾四千字，堪稱清華教育史上的經典文獻。任公有言：“反觀現在的學校，多變成整套的機械作用，上課下課，鬧得頭昏眼花。進學校的人大多數除了以得畢業文憑為目的以外，更沒有所謂意志，也沒有機會做旁的事。”1927年如是，2017年或許依然如是。究其緣由，“全國學風都走到急功近利，及片斷的智識相誇耀，談到儒家道術的修養，都以為迂闊不入耳”，“我自己也因智識方面嗜好太多，在堂上講課與及在私室和諸君接談時，多半也馳騖於斷片的智識”。此年任公55歲，距其歿世不到兩年，尚有如此之胸襟，將矛頭對準自己，反思之，自勵之。然哉，凡事將變，皆需起於自身！
圖一：梁啟超先生舊影
據梁啟超三十歲時自述，基於他少年所下的童子功，“至今《史記》之文，能成誦八九”（《三十自述》，1902年）正是對文本如此之精熟，才能體會到《史記》“舉其時所及知之人類全體自有文化以來數千年之總活動冶為一爐，……可見史公創作力之雄偉，能籠罩千古也”。這和傅斯年“學問的淵博，見解的特出，文筆的雄奇，跟司馬遷很相近”（王叔岷語）如出一轍，也和顧頡剛評價太史公之具有“截斷眾流的魄力”（《史林雜識初編·三代世表》）交相輝映。我們期待受教於太史公的，正是這樣一種雄渾豪邁的氣概與浩博無垠的胸懷，也就是錢穆所說的“讀《史記》可長一套聰明，一套見識”（《中國史學名著》）。我們寄希望於同學們的，是經由一段時間浸潤於《史記》文本，漸能濡染一種精神氣質，滲透入肌膚，瀰漫於筋骨，助成自己開拓出一片瑰偉的藍圖與偉業。
這樣一種教學理念，梁啟超當年已在清華園鋪墊下了厚實的基礎。
“業精於理，學博於文”
清華園的學子能精讀《史記》，一種情況是相伴於歷史系的專業課，據《夏鼐日記》可知歷史系學生必在《史記》上下過相當的工夫。1931年12月25日，求學清華的夏鼐，其日課便是“《史記·六國年表》看了一半，參照梁玉繩《史記志疑》加以校注”。然而園子裡還有另外一種人，則他們的專業遠遠不限於文史，遍佈於清華理工文各個專業群體，同樣在《史記》這部書上下過大工夫。
大家最為熟悉的當數錢偉長。錢先生正是1931年考入清華歷史系的，國文、歷史兩門均獲滿分100分，可是之後錢先生立志轉學物理系，以科技報國，想當年他的物理成績只有5分。在這樣一個基礎上，錢先生竟能奮勇直追，理學素養飛速飆升，之後留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獲應用數學博士學位，終究鑄成中國近代力學、應用數學的一代奠基人。在我看來，錢先生之所以能夠在彈性力學、變分原理、攝動方法等領域取得傑出成績，在火箭、導彈的設計研製上能夠載入中國史冊，一方面取決於他的勤奮、堅毅迥超旁人，另一方面則來自於他驚人的膽識和氣度，而這一切均非專業素養本身所能提供。
據錢先生《八十自述》的回憶，他的父親和四叔錢穆均“陶醉於中國文化和歷史，用薪資節省下來的錢購藏了《四部備要》和廿四史，以及歐美名著譯本”，他從如此家教中走出來，“在沒有進小學以前就開始閱讀中國演義小說，從而閱讀《春秋左傳》以及《史記》、《漢書》的”。以《史記》為主的中國文史經典，鋪設了錢先生的底層，成就了他考入清華的雙百，也支撐著他後續一生的事業進路。
圖二：錢偉長先生舊影
第二位典型人物則非顧毓琇莫屬。顧先生1915年考入清華，之後留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專業是電機工程，獲博士學位，1929年回國，先後創辦浙江大學、中央大學、清華大學電機系，清華的無線電研究所、航空研究所也是在顧先生手上創建起來的，並於1932年出任清華大學工學院首任院長。回憶當年在清華求學的八年裡，顧先生可謂醉心於文史，與聞一多、梁思成等均是好友，在他行將赴美留學之際，梁啟超贈以手書橫幅，雲“顧生毓琇嗜文藝，寫此贈之”。何以謂之“嗜文藝”，且看顧先生在麻省理工學院留學之際，課餘竟大量從事話劇創作，1924年成《荊軻》三幕劇（後改為四幕劇），1925年成《項羽》三幕劇（不久改為四幕劇），1926年成《蘇武》三幕劇，這些素材無疑均出自《史記》、《漢書》，由此便知他當年在清華讀的是什麼書，讀到何等深度。我們今天從《顧毓琇戲劇選》、《顧毓琇詩歌集》、《顧毓琇詞曲集》（創作詩詞歌賦近八千首）以及《中國禪宗史》（英文專著）等顧氏著作中，可見任公所謂“嗜文藝”，其言不虛。正是對清華工科起過奠基作用的一代世界級控制理論先驅身上，我們看到他那浩瀚無涯的文史修養，他的一生極好地詮釋了“業精於理，學博於文”（《顧毓琇詞曲集·校後記》）的清華辦學風格。
圖三：顧毓琇先生舊影
此外，清華歷來的理工文各科學子中，因為各種因緣熟讀過《史記》，具有良好的文史修養者不乏其人。更如老輩的物理學家葉企孫，1911年入清華，之後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他在清華求學期間，曾在父親葉景沄指導下，對《左傳》、《詩經》、《史記》等典籍下過細讀的工夫。據錢偉長回憶，葉先生給他們談論物理學習，即拿學《史記》作為對照，說“讀史貴在融會貫通，弄懂它，不在於死背熟讀某些細節；學物理也是一樣，也是重在弄懂，不要死背公式，熟記定律”（《懷念我的老師葉企孫教授》）。又如社會學家吳景超，1915年入清華，之後獲芝加哥大學博士，據梁實秋回憶，葉先生在清華讀書時曾和他同寢室，“永遠是一襲灰布長袍，道貌岸然，循規蹈矩，刻苦用功，好讀《史記》，故大家戲呼之為太史公”（《清華七十》），我們從葉先生的著作中，隨處可見當年精讀《史記》留下的痕跡。
圖四：葉企孫先生舊影
對這樣一種學風的形成，邱勇校長曾做過精到的概括，他在2016年夏天說：“在105年的發展歷程中，清華大學形成了中西融匯、古今貫通、文理滲透的辦學風格。”就其中的“文理滲透”，邱校長的定義“就是要有打破人文與科學隔閡的勇氣，在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結合中培養健全人格，在交叉融合中啟迪思想、拓展學術空間”（《文理滲透，提升學術和人生境界》）。這確實是清華第一個百年之所以能培育出大批世界級大師的秘笈之一。
甚至啟發我做學問的方向
文理滲透的清華精神，開創於梁啟超，奠定於梅貽琦時代，對此認識最為通透者當屬史學家何炳棣。何先生在《讀史閱世六十年》中如此評價梅校長：“我國20世紀論大學教育以通識為本、專識為末，從未有堅毅明通如梅師者。……唯大師始克通專備具，唯大師始能啟沃未來之大師，此清華精神之所以為‘大’也。”這樣一種“通專備具”的精神，造就了清華人“不管搞哪一行，千萬不要作第二等的題目”（林家翹對何炳棣所言），清華的第二個百年，必將充分繼承併發揚這種精神。在如今任教於清華各院系的教授中，精讀過《史記》並對《史記》情有獨鍾者，同樣不乏其人。
丘成桐，先後獲得過數學界國際頂級獎項菲爾茲獎、克勞福德獎、沃爾夫獎，哈佛大學終身教授，2009年起來到清華大學全面主持數學科學中心的工作。其年丘先生髮表《研求之樂》的著名演講，暢談自己的人生道路，充分流露出他在古典文史方面所具備的深湛學養。丘先生說：“除了看《紅樓夢》之外，我也喜歡看《史記》、《漢書》。這些史書不單發人深省，文筆通暢，甚至甚至啟發我做學問的方向。由於史家寫史，氣勢磅礴，蕩氣迴腸，使人感動。歷史的事實教導我們在重要的時刻如何做決斷。”進而丘先生舉出“《史記》敘述漢高祖的事蹟，劉邦去蜀，與項羽爭霸，屢敗屢戰，猶駐軍中原，無意返蜀，竟然成就了漢家四百多年的天下”，而在其人生的重要關頭，即受聘斯坦福大學之際，正是這一段歷史助成他作出“正確的決定”（《丘成桐詩集》），由此引燃了以後一系列的創造性學術貢獻。用切身經歷現身說法，來印證精讀《史記》對於卓越人生的鋪墊作用，丘先生所言確實發人深省。
馮象，哈佛大學中古文學博士，耶魯大學法律博士，2010年起全職回國工作，擔任清華大學法學院梅汝璈法學講席教授。馮先生在法律思想、知識產權、宗教倫理、聖經學等諸多領域，均有重要的論著。這樣一位兼通法律與宗教的大學者，看似成就在西學，但同樣鍾情於《史記》。馮先生曾經說過，“一本書對我的影響大小，與我‘親密接觸’的程度，不妨以它離開書架的時間長短，跟我書桌上那兩盞檯燈的距離遠近來定”。那麼常常堆在馮先生書桌上，而不是佇立在書架上的，馮先生舉出四部書，其中第一部竟然便是《史記》，在馮先生的心目中，“中國古人的文章，最令我仰慕的要算太史公的‘無韻之離騷’了”（《政法筆記·不上書架的書》）。“太史公的文思筆法，我以前常常琢磨，覺得妙不可言”（《神的靈與言啊，誰最能誘騙世人》），而這在馮先生的譯經中，太史公的筆法自然而親切地裹挾進去，又流露出來。
圖五：新雅書院學生演奏場景
文本是滾動的，同學是流動的，在源頭活水的滋養與流淌中，期待著越來越多的清華學子，能夠沐浴著時尚的生活，濡染上古典的氣質。也期待有著《史記》情結的每一位師生朋友，都能關注我們，加入我們。你來了，就是我們的主人！
2017年冬至記於圓明園東牆外
顧濤，1978年生，江蘇人，2007年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現任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歷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經學史、禮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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