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女生站出來，喊出“Me too”，她們勇氣如同鏡像，照射出更隱秘的男權社會和性別不公。也許，我們可以為自己開脫：性騷擾的不是我，我是個好男人。但我們每個人，都仍然站在男權的優勢上展示自己的道德優越，再紳士的男人也無法擺脫社會性別的原罪，不經意間流露出來。校園或者辦公室性騷擾，除了發端於性衝動，更多是因為潛在的權力結構，讓慾望有了掙脫褲襠的渠道。
生為男人，我很抱歉。
根據美國最大的反性暴力組織Rainn報道，美國大學本科生中23.1%的女性和5.4%的男性都曾遭受過強暴或者不同程度的性侵害。另據報道，在18到24歲的受侵害女生中，只有不到20%的人會報案。美國大學在防止性騷擾方面的規定和執行力度遠超國內，那麼是否可以推測，中國女生受到侵害的比例更高，只是她們選擇沉默而已。
男人首先該抱歉的，是不平等造成的性別權力失衡。
根據李海生的調查，到2012年，我國高校女性研究生導師佔全體導師的25%，雖然絕對數量在增加，但是，“研究生院高校女性導師增長速度不及全國水平，導師男女性別不均衡的趨勢有加大之虞”。在高校的權力頂端，研究生導師的性別比例依然存在性別不平等的問題。而2012年曾有一項對83所著名大學的研究生導師性別比例調查，發現只有6所大學的女性導師比例超過40%，24所大學的女性導師比例不足20%，導師的性別失衡，成為高校性別問題的大背景。
師生關係天然存在著權力不對等的隱患，如果得罪老師，可能面臨著無法畢業、被穿小鞋等各種壓力，也不能像企業裡那樣憤而辭職。老師往往掌握著學生的打分、評獎、答辯、畢業、就業等各種權力，如果不加以約束，實在是滋養性騷擾的溫床。
十多年前，我去香港中文大學看望上學的女友，發現很多教學樓門口的顯要位置，都貼著兩張海報，一張是如何預防流行病，另一張就是拒絕性騷擾。裡邊的內容非常細緻，包括嚴禁師生戀、老師和學術溝通的時候要保持何種距離等等。當時覺得大驚小怪，後來發現很多上學的女性朋友都有被騷擾的經歷，諸如做訪學的時候被某教授做性暗示，開會時被“不經意”地搭上肩膀，或者收到一些老師的曖昧短信。好在這些女孩要麼直接掙脫，要麼用眼神扼殺掉對方的小苗頭，事後，這些當時勇敢的女孩談起這段經歷，依然有揮之不去的恐懼和陰影。我才發現，校園性騷擾，始終如同幽靈一般，並未遠去。
無論是香港還是西方，都設置了嚴格的校園性騷擾禁令，具體到身體接觸、在封閉的房間中交流都屬於禁區。而我們卻在尊師重道的文化下，單憑道德假想來推動人的自律，惡魔憑道德庇護暗暗滋長。
身為男性，我們在高等教育和職業體系中天然處於優勢地位，我們可以看到高校學生的男女比例反轉，女生漸漸多於男生，甚至有人高呼著“拯救男孩”。卻對接下來的研究生教育歧視、就業歧視視而不見。
歧視到隱性歧視，這是身為男人的第二個抱歉之處。
極端者如陳小武性侵，而更多存在於高校的，恐怕是對女性的隱性歧視，浙江大學社會學系的馮鋼先生曾發微博，“女生讀研後繼續走科研道路的十不足一，讀研期間也少有專心學問的，大多混個文憑準備就業。”雖然後來馮鋼在各種媒體中辯解自己“不歧視女性”，但不可辯駁的是，這種刻板印象本身就是歧視。
作為社會學教授，不可能不明白女生走科研道路面臨的困境，結婚、生育和各種來自家庭和社會的職業期待，給女生從事科研造成了巨大的困境。同樣，在女性的職業生涯中，也存在各種隱性的職業隔離。除了少量的體力勞動之外，很多諸如文秘、前臺、護理、幼師等職業被認為是“女性氣質”的，同時女性在婚育中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十月懷胎、哺乳育兒等被認為是女性的家庭責任，也極大侵犯了女性的職業權益。職業性別隔離、社會角色造成的刻板印象，進而加劇了這種不平等，整個社會陷入了關於性別歧視的死循環。
儘管我們在表面上實現了性別平等，但我們依然在不經意間流露出隱性歧視，諸如開車的時候嘲笑女司機（事實上有調查表面男性司機比女性司機的事故率更高）、忽視社會不公的現實而認為女性不適合某項工作、把女博士列為第三種性別等等。
而隱性歧視還包括用消費主義來定義和塑造女人，消費都帶有性別屬性，男性的敗家往往被合理化，買車買表這種昂貴的消費較少被提及，雙11的狂歡往往統稱為“敗家娘們”，女生都是“包”治百病，各種奢侈品往往致力於變成幫助女人取悅或者在性關係上吸引男人的工具，與香奈兒致力於推廣女性褲裝的反叛精神背道而馳。“買買買”，成為男人對付女人的手段，這種思想滲透在各種流行段子中。男女關係，從傳統的統治與從屬，變成了用消費來束縛。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男性往往陷入歧視的不同層面，陳小武這種性侵屬於直接歧視，馮鋼則忽視了性別不平等的歷史因素，將現實斷章取義，轉向隱性歧視。而在社會話語和消費主義兩個層面，更加隱秘的歧視，往往不時流露出來，仔細想想我們開車的時候，看到一個笨拙的司機倒車，心裡想到的是不是“女司機”？如果這種刻板印象存在，說明還是不可勝數的隱性歧視，出現在我們的腦海中。
第三種該抱歉的地方，是在婚姻與性關係這種看似“天經地義”的層面。
王爾德的名言是：生活的一切都和性有關，除了性本身，因為性關乎權力。長久以來，社會賦予兩性關係的屬性，本身就存在著權力關係。在性關係中，男性往往成為自我滿足，女性的這一權利往往被忽視，甚至用貞操這種觀念來束縛女性，所謂失貞的女性被不斷汙名化。很多被性侵的女性，甚至存在負疚感。而在一般“正常”的兩性關係中，女性的性行為都被賦予生育等附屬功能，最該被重視的自我滿足反而被忽視。
不僅是性關係，婚姻更成為一種束縛兩性關係的絕對權力。從統治層面來看，婚姻其實束縛了任何性別的自由，不過是一種治理手段而已，便於釐清雙方在法律層面的權利義務、實現社會秩序的穩定而已，僅針對個人而言，婚姻與愛情並沒有直接關聯，只不過是從國家和宗教層面被附加了神聖性。
而這種格局，恰恰因為前邊兩點，而將更多劣勢轉嫁到女性身上。從個人能力上來說，我的太太要強於我，但她要懷胎十月，承受分娩的痛苦，除此之外還有一年的哺乳期。這些生理層面的責任，往往被放大，哪怕在哺乳期結束後，女性也被認為要承擔更多的家庭義務。
我只想說，憑什麼？
那些喪偶式育兒，是所有身為男人的最大恥辱。男人在扮演各種社會角色的同時，往往安於享受男權社會帶來的利益，然後把女權思想標籤化為“中華田園女權”，以此來為自己內心的陰暗遮羞。雖然嘴上說不歧視女性，但伍爾夫提出的“鏡中幻影”依然存在，只不過變得更隱蔽了，“幾千年來婦女都好像用來做鏡子的，有那種不可思議、奇妙的力量能把男人的影子反照成原來的兩倍大。”男人在潛意識裡仍然享受著女性作為鏡子帶來的“兩倍大”的虛幻，也許正如伍爾夫所說，“男人如何反對女人解放的歷史或許比女人解放運動的歷史本身還更要有趣。”
生為男人，我很抱歉。
我們仍然在潛意識裡牴觸多元文化和性別平等，只因為我們在“生理”上屬於男性，正因如此，巴特勒在女性主義道路上走的更遠，直接解構了前歷史的、先驗的“生理性別”，長久以來基於異性戀的主流文化霸權，讓男人在婚姻、公共話語和職業權力等不同層面認同並實踐著性別不平等，正是這種土壤滋養了那些有恃無恐的性騷擾、以及諸如被騷擾是因為女生穿著暴露這類扭曲的價值觀。在任何語境下，先學會不要用性別標籤來定義一個人，從建構的群體特徵中跳脫出來，放下作為一個男人的傲慢，以及傲慢背後的性別標籤，忘掉性別，才是擺脫歉疚的途徑。
我是非典型佛教徒
針砭時弊，不捨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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