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能與神秀作偈呈心，
而獨得弘忍的付與衣法，
這是出於《壇經》的，
是慧能自己敘述的。
這一部分，
近人懷疑的不少。
神秀與慧能的作偈呈心，
是否《壇經》舊有的部分，
是值得研究的。
龍朔元年（六六一），
神秀與慧能同在弘忍會下。
那一年，
弘忍有傳法的意圖，
神秀與慧能都就在這一年走了。
當時有沒有作偈呈心的可能呢？
“偈”，是印度文學形式之一，
通稱為偈、頌，
而實有好多類。
在經典的傳譯中，
五言、七言、四言，
也偶有六言的偈頌，
到唐代已有六百年的歷史了。
唐代新文學——詩的日漸隆盛，
中國佛教的應用偈頌，
也就受影響而盛行起來。
早在鳩摩羅什與慧遠（西元五世紀初）的時代，
已用偈來表達心境了。
禪者是直觀的，
與藝術者的意境相近。
所以禪者的文學，
不是說理的、條理嚴密的散文，
多數表現為詩偈的形式。
慧可早就是“乍託吟謠”；
答向居士書，
就是七言十句的偈頌。
在敦煌本《壇經》中，
發現說話部分而含有偈頌一類的句子。
“迷即佛眾生，悟即眾生佛。
愚痴佛眾生，智慧眾生佛。
……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
自若無佛心，向何處求佛。”
（大正四八.三四四下）
敦煌本沒有“偈曰”字樣，
而書寫者卻寫成每行二句的偈頌形式。
在至元本中，這不是偈。
此外，如無相懺悔的
“前念後念及今念，
念念不被愚迷染”等，
也是偈。
這可以看出，
《壇經》的說者——慧能，
在說話中雜有可以諷誦的偈頌，
這對於不識字的禪師是非常適合的。
總之，
這類偈子是沒有必要去設想為後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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