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燮(xiè)，号板桥，是清朝乾隆元年的进士，画竹和兰是他的长处。他曾经在范县担任县令，爱百姓就像爱自己的子女，不受贿赂，案件处理得很快，没有积压。空闲的时间经常和文人们喝酒颂诗，甚至有时都忘了他是当官的人。郑燮后来被调任到潍县作官，恰逢荒年，几近人吃人的地步。郑燮打开官仓发放粮食来赈济灾民，有人阻止他，郑燮说：“这都什么时候了，如果向上申报，百姓怎能活命？皇上怪罪下来，所有罪名，我一人承担。”于是立即把粮食发放给百姓，上万人得以活命。他离任时，潍县的百姓沿路为他送行。
板桥先生在这封写给弟弟的信中提出了一个读书或者说是看待历史的观念，一个人无论读书论史，都要有自己的主见，不必拘泥于书本和文字记载上的细枝末节。“书中有书，书外有书”，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人要自出眼孔，自竖脊梁。这是非常高明的见解。
各朝各代都花费了大力气来编撰官方认为正统的史料和书籍，这些文字档案资料当然是比较统一规范，这是其长，但是，许多历史的真实，也往往就消失在这种“统一、规范”之中了，这是其短。在这个层面上，有时候，民间的野史、传闻、笔记反而要比经过编辑的史书更为真实可靠。另外，任何一部经典，任何一个享有权威的论断，其实都有它的局限和不足，读书人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交叉阅读，互相参证是比较好的方法。
【原文】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三书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至夏殷之际，仅有三千，彼七千者竟何往矣？周武王大封同异姓，合前代诸候，得千八百国，彼一千余国又何往矣？其时强侵弱，众暴寡，刀痕箭疮，薰眼破胁，奔窜死亡无地者，何可胜道。特无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为《传记》，故不传于世耳。世儒不知，谓春秋为极乱之世，复何道？而春秋以前，皆若浑浑噩噩，荡荡平平，殊甚好笑也。以太王之贤圣，为狄所侵，必至弃国与之而后已。天子不能征，方伯不能讨，则夏殷之季，世其抢攘淆乱，为何如尚得，谓之荡平安辑哉！至于《春秋》一书，不过因赴告之文书之，以定褒贬。左氏乃得依经作传。其时不赴告而背理坏道，乱亡破灭者，十倍于《左传》而无所考。即如“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诸姬是若干国？楚是何年月日如何殄灭？他亦寻不出证据来。学者读《春秋》经传，以为极乱，而不知其所书，尚是十之一，千之百也。
嗟乎！吾辈既不得志于时，困守于山椒海麓之间，翻阅遗编，发为长吟浩叹，或喜而歌，或悲而泣。诚知书中有书，书外有书，则心空明而理圆润，岂复为古人所束缚，而略无张主乎！岂复为后世小儒所颠倒迷惑，反失古人真意乎！虽无帝王师相之权，而进退百王，屏当千古，是亦足以豪而乐矣。
又如《春秋》，鲁国之史也。如使竖儒为之，必自伯禽起首，乃为全书如何没头没脑，半路上从隐公说起？殊不知圣人只要明理范世，不必拘牵。其简册可考者考之，不可考者置之。如隐公并不可考，便从桓、庄起亦得。或曰：春秋起自隐公，重让也；删书断自唐、虞，亦重让也。此与儿童之见无异。试问唐、虞以前天子，哪个是争来的？大率删书断自唐、虞，唐、虞以前，荒远不可信也；《春秋》起自隐公，隐公以前残缺不可考也，所谓史阙文耳。只是读书要有特识，依样葫芦，无有是处。而特识又不外乎至情至理，歪扭乱窜，无有是处。
人谓《史记》以吴太伯为《世家》第一，伯夷为《列传》第一，俱重让国。但《五帝本纪》以黄帝为第一，是戮蚩尤用兵之始，然则又重争乎？后先矛盾，不应至是。总之，竖儒之言，必不可听，学者自出眼孔、自竖脊骨读书可尔。
乾隆九年六月十五日哥哥字。
——郑燮《板桥家书》
郑燮画像
【译文】
夏禹在涂山大会诸侯，当时戴着美玉身着锦帛参与会盟的人有上万个国家。到了夏末商初时期，只剩下三千国了，那其余的七千个国家究竟到哪儿去了呢？周武王大量分封同姓和异姓诸侯，加上前代的诸侯，共一千八百个国家，那另外的一千多个国家又到哪儿去了呢？那时候，强大的侵犯弱小的，人多的欺侮人少的；人们身带刀伤箭疤，眼睛薰瞎，肢体伤残，到处奔逃，死无葬身之地。这些情况哪里能说得尽！不过当时没有孔子制作《春秋》，没有左丘明为它作传记，所以未能流传下来罢了。世上的读书人不了解这一点，认为春秋时期已是混乱到了极点的世道，其余的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而说到春秋时期以前，都像是民风淳朴、太太平平的，这真是十分可笑了。凭周太王的贤能圣明，被狄族所侵逼，还必须把国土让给他们才罢休。统治全国的天子不能惩罚，一方诸侯的领袖不能讨伐，那么可想而知，夏代和商代的末年，那时的纷扰混乱该到了什么程度，还能说它是太平安定的吗？至于《春秋》这部书，只不过是凭借诸侯国通报鲁国的文书，写下来作为赞美和抨击标准的，左丘明也才能够依照《春秋》写成传记。那时候虽没有通报违背天理、败坏道义、祸乱逃亡、破国灭家的事件，但实际上要十倍于《左传》所记载的，却已无法查考了。就像《左传》上说“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诸姬”究竟有多少国家？楚国又是何年何月何日怎样消灭他们的？这些也都寻找不到根据了。求学的人读《春秋》和《左传》后，认为当时的情况已经混乱到极顶，却不了解书上记载的，还只是十中之一、千中之百啊！
唉，我们这类人既然不能得志于今世，穷居在偏僻的山林海边，阅读古代传下来的书籍，为此感动得高声吟诵，深沉叹息，或喜欢得歌唱，或悲伤得哭泣。然而，只要了解到书中有书，书外有书，就会内心空明，道理融会贯通。哪里还会受古人观念的拘限，而失去自己的主见呢？哪里还会被后代浅陋的读书人的曲解所迷惑，而丧失了古人的真实含意呢？即使没有帝王宰相的权力，也可以衡量历代君王的得失，评判千百年来的是非，这也足以令人自豪和快乐的了。
再譬如说《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要让鄙陋的读书人写它，一定会从伯禽写起，认为这才算完整的书，哪里会没头没脑半中间从鲁隐公说起呢?他们根本不了解孔子不过要借此阐明道理，规范世道，故完全没有必要拘泥于传统套路。有文献可以查考的就查考它，无法查考的就放在一边。假如隐公的事迹也无法考查，就从桓公、庄公写起也可以。有人说，《春秋》从隐公开始，是为了推重让国啊；删《尚书》而从唐尧、虞舜时代起首，也是为了推重让国呵。这就跟小孩子的见识一样，幼雅可笑。请问，唐尧、虞舜以前的天子，有哪个是争夺得来的？大体说来，删《尚书》而从唐尧、虞舜时代起首，是因为唐尧、虞舜以前时代遥远不能确知；《春秋》从隐公写起，是因为隐公以前文献残缺无法稽考，常说的史官有疑问就空缺不记即是如此。因此，总的说来读书要有独立的见解，不假思索人云亦云，就不会有收获。而独立的见解又离不开合乎情理，任意曲解窜改，是不会有收获的。
有人以为《史记》把吴太伯列为《世家》的第一篇，把伯夷列为《列传》的第一篇，都是意在推重让国。可是《五帝本纪》把黄帝列为第一篇，是杀蚩尤用武力的开端，那么这是在推重争斗吗？前后矛盾，不应该到这种地步。总而言之，鄙陋的读书人的话，一定不能听，求学的人自己应有眼光，并拿定主张去读书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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