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的話：
比特幣已經跌到6000美元了，是否還會一路下跌，這個完全取決於參與者的心態，或者說，取決於是那些大戶的態度。他們覺得差不多了，那就真的差不多了，所以無從預測。當有朋友問我是否該抄底了，我只能說：沒有足夠的資金，就別想著擇時了。
本文是筆者去年年中的時候給《華夏時報》寫的一篇文章（與邵宇老師合著），從理論層面指出了比特幣悖論所在。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大樓的頂層走廊兩邊，一邊是成員國的標誌，另一邊是各國家的法定貨幣，這種法定貨幣是由主權國家之信用作背書。貨幣先於國家而存在，但自國家壟斷了鑄幣權以後，貨幣就成了國家制度的一部分了。但歐元成了一種跨國界的“主權貨幣”的特例。
1961年，被稱為“歐元之父”的羅伯特·蒙代爾提出了“最優貨幣區”的概念，論證了多個國家，或一個國家不同地區組成貨幣聯盟的可行性。正是在該理論的影響下，歐洲貨幣聯盟於1999年啟動，截止2015年共擁有19個成員國。其實早在19世紀70年代，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白芝浩就預言：“不久以後，整個歐洲，除了英國，都將使用同一種貨幣”。但是，歐債危機以來，歐元區的實踐似乎也論說明了理論的不足。筆者認為，歐債危機是貨幣與主權分離、經濟與政治分離的結果，而非導致歐元危機的原因。
貨幣演化至今，已然成了國家權力的表徵。歐元能否生存，取決於歐元區國家對改革信念與堅持，歐元區最大的問題在於缺少足夠的政治互信與政策彈性。在統一的利率水平下，對於預期通脹水平較高的國家，實際利率較低，國內需求擴張將會導致工資和物價上升，商品的國際競爭力下降。統一貨幣相當於固定匯率，使得貿易逆差國的失衡難以自發調整。長此以往，必然是債務不斷積累，如希臘、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國，持續的貿易逆差積累了大量的債務，從而也成了歐債危機的薄弱環節，而德國的情況恰恰相反。蕭伯納的密友，英國女演員帕特里克·坎貝爾夫人給“密友”下了個定義：在天鵝絨沙發上騷動，在雙人床上沉靜恬睡。很顯然，危機的降臨，讓歐元國家多了些騷動，再難以沉靜恬睡了。
前英格蘭銀行行長默文·金在其新作《金融鍊金術的終結》中說，“歷史上任何一個成功的貨幣聯盟，其前置條件必然是成員國之間具備高度的政治互信”，德國當時加入歐元區的看法也是：貨幣聯盟必須在政治聯盟形成之後的一段時間才能推出，而且可能是很長時間。而當時南歐的觀點卻恰恰相反：以貨幣聯盟倒逼政治一體化。實踐告訴我們，歐元似乎將被證明是早產兒，歐債危機是歐元危機的表現，政治聯姻，從而加強財政協調，將是徹底解決歐元危機的必選之路。當然，政治聯姻的方式有很多種，但主權權力向貨幣聯盟的妥協是維護歐元的前提。那麼，歐元的經驗對比特幣又有何啟示？
自2009年誕生以來，比特幣獲得了廣泛認可，不同的國家對其包容性也呈現顯著的差異。從筆者的角度來說，比特幣作為一種去中心化的“數字貨幣”，最多隻能獲得暫時性和局部的成功。現階段，比特幣甚至還不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貨幣，它更像是一種投機品，其市場價格從期初的不到1美元，至今已經超過2000美元，期間也因為技術危機、治理危機和理念衝突等原因大漲大落，且交易成本還相對較高。比特幣的“價值”源自何處？是人們的理想主義，對自由觀念的崇尚，還是人們對比特幣的樂觀預期？但這恰恰是比特幣悖論之所在。如果人們因為比特幣的“貨幣屬性”而投資比特幣，但是當比特幣真的成為現代意義上的貨幣，其投資價值也會立刻消失。就像我們現在還有誰把紙幣作為一種投資產品嗎？另外，比特幣悖論還體現在2100萬數量上限與通縮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即使其貨幣單位可以細分，但是在數量固定的前提下，隨著生產能力的擴大，每一單位貨幣的價值仍然是遞增的，也就是物價下降。所以，筆者認為，只要主權國家不認可貨幣只是一層“面紗”，只要央行貨幣政策仍然是逆週期管理的必要工具，那麼去中心化貨幣就很難成為主流。
數字貨幣是貨幣制度演進的方向，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它還不會是比特幣。中國人民銀行在推動數字貨幣方面表現出了相當的積極性，特此成立數字貨幣研究所。數字貨幣，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對貨幣的“數字化管理”就有相應表述：“一個穩定的和成熟的商業社會需要具有計算和記錄整個社會資源的能力，任何資產的繼承、轉移及交付信託導致的數量增減和去向都可以及時更新在案。唯有如此，這樣社會的物質生活的所有層面，不論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數字上加以處理”。他在書中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某種意義上，數字化管理的觀念形成了中西“大分流”。
故事可以追溯到1494年，時值明孝宗年間，意大利數學家盧卡·帕西奧利發表《算數、幾何、比與比例知識》一書，提出了會計學原理，並將其發展成了“複式記賬法”，為商業資本主義發展建立了系統的賬戶體系。至萬曆十五年（1587年），複式記賬法已在西歐廣泛應用，而明朝政經衰弱，至1644年覆亡。隨著信息技術革命的深化，歷史或再一次處於“大分流”的節點。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說，“歷史和經驗告訴我們，社會民眾和政府從來沒有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或者說政府從來也沒有根據從歷史中總結得出的經驗去決策”。記住黑格爾的話是有益的。
貨幣，無論是重要的，還是不重要的，都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國家權力的邊界，就是主權貨幣的邊界，歐元困局給我們的啟示是，貨幣全球化之前得有個去主權邊界的過程。貨幣的非國家化，在國家概念模糊之前，只能侷限於理論上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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