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很多人都聽過一句對明朝的形容——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流傳之廣以至於被傳為明朝祖訓，然而如果深究其出處，就會發現它最早出現於閻崇年先生的《正說清朝十二帝》一書：“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是為了天子守國門，抵禦入侵。”
追本溯源，我們可以發現而在有關明代的文獻中最接近這句話意思的是，明末清初的大學者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建都》中說的“昔日之都燕，則身守夫門庭矣。”
清代葉衍蘭繪黃宗羲像
任何語言脫離了前後文語境，就是割裂的片段。黃先生原文中寫道：今夫千金之子，其倉庫匱筮必身親守之，而門庭則以委之僕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僕妾以倉庫匱篋；昔日之都燕，則身守夫門庭矣。曾謂冶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與。
大意是說南京好似金庫要津，應當親自坐鎮，而北京作為院門則應該委派臣子出鎮。
明前期版圖
可以說明清換代之際，許多人將明亡之禍的導火索歸於內憂外患的夾擊，流寇起於關隴四川，女真興於白山黑水。於西來說，李自成自商洛再出之後下西安，破洛陽，經略晉南，虎步河北，自西向東，藉著從中國第二階梯到第三階梯的地勢優勢，不日竟成滅國之勢。換到東面，自遼東淪陷，北京全無屏障，八旗鐵騎進出關內，可以說與後院踏青無異，北京城月月狼煙，日日戒嚴，形勢之嚴峻更是遠超也先俺答之時。
而北京的地理位置在這個多事之秋顯然加劇了事態的緊張，於是遷都的聲音逐漸在朝堂之上出現，翰林學士李明睿向崇禎提出了取道山東，借拜祭孔子之名順勢南下，遷都南京的建議。然而由於群臣的反對，錢糧的緊張，軍力的匱乏，朱由檢還是選擇了困守北京，甚至否定了讓太子先行南下的想法。
可能遷都南京並不一定能挽救明朝的亡國之勢，而本文也不是要論證南遷的正確與否。當我們站在上帝視角，回到風起雲湧的洪武永樂年間，再來試著分析一下定都北京的合理性。
北京元時稱大都，明洪武、建文年間稱北平，永樂元年改稱順天府，建北京城，永樂十八年，明成祖正式遷都改稱京師，就此北京成為明清兩代天子居城近500年之久。
明朝首都，初時在南京，然而明太祖屢有遷都之意，《姜氏秘史》中有論斷：“太祖以江南地薄，頗有遷都之意。八月命皇太子往視關、洛。皇太子志欲定都洛陽，歸而獻地圖。明年四月以疾薨。”
懿文太子的早逝使得晚年的明太祖喪失了銳意，就此不提遷都之事。然而北元雖然退出了中原，卻依舊在大漠維持著統治，北方的邊患也並沒有隨著擴廓帖木兒等北元名將的凋零而消散。南京畢竟偏處江南，鞭長莫及，開國的名將所存無幾，於是手握重兵的塞王應運而生。而出鎮北平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明成祖朱棣
靖難之役後，朱棣取代朱允炆天下之主，遷都一事也隨之重新提上了日程。
朱棣考慮遷都，主要出於以下考量：
從經濟來說，自安史之亂以後經濟中心的南移在南宋最終完成，而北方經歷了金元時期的長期戰亂，人口稀少，生產力不足，如若政治中心不在北方，北方獲得的資源將更加稀少，北方經濟的恢復將更加緩慢。
從軍事來說，燕雲一代是中原王朝能施行有效統治的外圍邊界，也是國防的前線。自石敬瑭向耶律德光獻上燕雲十六州後，後晉、後漢、後周、北宋，沒了崇山險關，北方政權的騎兵不數日就能飲馬黃河，時刻威脅著汴京，期間雖有檀淵之盟後的百年無事，但是一旦北方政權有意南下，就是國家興亡的大危機。
明中期名臣王守仁曾有論斷：“大明雖大，最為緊要之地四處（宣大薊遼）而已。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所謂宣大薊遼，就是現在的山西、河北北部以及遼寧，這是因為他清楚的看到了燕山長城防線的重要性。
明初，北元尚存，邊患主要來自北方，其中寧王和燕王就是太祖冊封的塞王，用以守邊衛國。而靖難之時，寧王的蒙古鐵騎——朵顏三衛被朱棣帶著南下渡江，寧王自己在隨後也被改封到了江西，洪武時留下的名將在靖難之役以後基本凋零殆盡，更不能裂土分疆重蹈覆轍，朱棣思來想去北方的攻伐之事還是得自己來。
從政治來說，靖難之後，君位易主，然而建文帝下落不明，江南多有怨氣。燕雲作為國防的關鍵，是兵糧重鎮，而南京作為首都又相距千里，遙控不便，無論是誰將兵，朱棣都怕安史、靖難故事重演，
而此時朱棣選擇北伐蒙古不但能轉移世人的視線，開疆拓土，消除邊患，更能使回到自己的龍興之地。五徵蒙古，使得朱棣稱帝后呆在北京行在的時間遠遠超過了在首都南京的時間。皇帝常年呆在北京，政府的許多官員機構自然跟來北京，北京也就慢慢變成了政治中心。
正如理解文章意思，不能脫離了上下文語境，看定都北京的合理性也不能脫離了時代環境。
朱棣稱帝時，國家初定，北患未除，北方人口稀少，經濟停滯，生產不興，而北平卻是自己經營二十多年的軍事重鎮。定都北京雖然讓君王身處險境，但是也能延續自洪武時期主動出擊大漠的軍略，減少軍需補給的距離，還能防止邊將尾大不掉的可能，更在經濟落後的北方形成了國家的政治中心，客觀上加速了北方經濟人口的恢復。而之後的歷史中，北京也在1449年和1550年頑強度過了兩次重大危機：也先和俺答兩位蒙古領袖雖然用雄冠漠北的軍事力量包圍了北京，卻終究不能破城。
北京作為政治中心使得資源向北方聚攏，生產人口的恢復使得北京有了相持的經濟基礎。
北京作為軍事中心，是邊疆塞防的核心，不僅城堅兵雄，更有精騎駐守周邊，但使烽煙起，王師不日至的防務佈局提供了相持的軍事基礎，
北京作為天子居城，更是國之根本，不能輕易言棄，而守住了北京也就是守住了整個北方，換言之，皇帝守城的態度表達提供了相持的人心民意。
應該說，永樂年間朱棣拿國運做賭注的遷都之舉直到萬曆中期都能算得上賭成功了，獲利甚多遠大於弊，然而物極必反，經過了歷史的拐點後，北京作為首都的弊病也在經年累月後暴露的更加充分，我們隨後再來看看地處邊疆的首都是如何加速了明清的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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