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戈 《橙色的人物》 117cm×71cm 布面油畫 2003年
我曾經在20世紀90年代較多地談到“知識分子”，進而產生了對“知識分子畫家”這一概念的認識和思考。現在越來越感到，對這個時代而言這個概念更加具有挑戰性。
當代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許多問題也相應出現。目前我們正處於一個準消費社會，或者說是一個準消費價值的社會，這個社會真正的主導因素是經濟法則。在商業化浪潮的衝擊下，大眾的價值觀發生了變化，所有的道德和精神準則也相應變遷。這還包括90年代以來，在實用主義和拜金主義衝擊下，知識分子本身的迷茫與式微，很多知識分子變成了白領或專家，但卻失去了正義感和對人性的關懷，這也算是消費時代到來的某種標誌吧。這個時代的空氣像缺氧一樣缺乏一種好的東西，令人窒息，人們生活在這種環境裡是不會健康的。
面對現實，我們要麼對應有的責任採取迴避的態度，任由自己在浪潮中隨波逐流。要麼就在浪潮中堅守著某種價值準則，並去思考與甄別一切。如何堅守，如何去思考與甄別，這才是知識分子本應擔負的使命。縱觀幾十年來的中國社會狀況，人們對“知識分子”的定位一直是不清晰的。在我看來，人除了滿足生存之外，還應該有更高的準則和要求，所以古往今來給我印象最深的事，就是一個人為某種更高層次的價值準則去奮鬥和獻身。因此我所強調的“知識分子”，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讀書人或掌握文化知識的人，更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仕”，而是指具有獨立的思想和普遍的社會責任感，併為維護更高層次的價值準則奮鬥不息的人，就像中國的魯迅、法國的薩特、俄羅斯的索爾仁尼琴等——這些人建立了一個更高層次的關於人性和藝術的準則，他們是我的偶像。
朝戈 《西部》108cm×156cm 布面油畫 1996年
朝戈 《有書的構圖》 60cm×38cm 布面油畫
具體到繪畫藝術而言，一個畫家可能是個知識分子，但卻不一定是“知識分子畫家”。如何來定義這個概念呢？在我的作品《敏感者》中，通過表現人物的個別特徵進而揭示了其精神世界，所表現出的情緒從某種程度上的確代表了知識分子階層的精神危機，但這並不是說畫了一個知識分子就是“知識分子畫家”，而表現農民工、叛逆青年或市井生活的畫家就不屬於“知識分子畫家”類型。我後來創作的如《西部》這一類的作品，表現的對象可能並不鎖定在知識分子階層，但是作品中表現出的那種因現實世界與精神世界的衝突而產生的不安與痛苦，我認為那也是一種“知識分子”式的情緒。
因此我們不能僅靠繪畫題材來定義和分類“知識分子畫家”的。我所認同的“知識分子畫家”，是“藝術家”與“知識分子”的統一。其核心是包含了“知識分子精神”的價值觀，畫家的藝術能接觸到或者能很強地輻射出這種價值觀，那麼我認為就可以稱之為“知識分子畫家”。這種藝術創作應當站在人性的立場上，維護著對更高層次藝術價值準則的追求，堅守著知識分子本應擔負的使命，對這個社會的一切存在進行思考和甄別，進而去讚美我們認為美好的事物，同時批判社會中我們無法容忍的事物。我通過在日常生活中的不斷積累，發現當下這個社會在這兩點上都十分薄弱，人們往往吝於讚揚優秀的東西，也不能坦然批判醜惡的東西，更甚至能欣然接納醜惡的存在，這實在令我感到悲涼。
在20世紀90年代，我退出了拍賣市場。那時候我認為自己的藝術還不是很成熟，倘若沉醉於市場的懷抱，那就等於向商業化投降了。及至今日，在認清藝術的純粹性與商業性之間的關係後，我仍然傾向於維護藝術的純粹性，同時更堅定了自己對“知識分子畫家”的堅守與維護，即便那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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