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自誰無死，留到丹心照汗青”，這是宋末最著名的忠臣文天祥流傳千古的一句詩。南宋末期，執行錯誤的聯蒙滅金戰略，殊不知唇亡齒寒，金被宋、蒙聯合剿殺，但宋朝隨之便成為蒙古人下一個目標，南宋豈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對手，何況最後關頭組織抵抗的並不是岳飛、韓世忠這樣的忠臣良將，而是文天祥、陸秀夫這樣的文人墨客，於是悲劇上演，文天祥、陸秀夫皆死於國，十萬南宋軍民蹈海陪葬。
大概是文天祥一口丹心之氣尚在吧，四百年後，他竟然再次轉世成人。轉世之說雖然荒謬，卻史有明載。文天祥轉世為何人呢？他就是明朝最後的棟樑史可法。《明史》載：“史可法，字憲之，大興籍，祥符人。世錦衣百戶。祖應元舉於鄉，官黃平知州，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從質妻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史可法的父親叫史從質，母親尹氏，史可法的母親尹氏懷孕時，夢見文天祥到了她的產房，於是生下了史可法。
史可法果然繼承了文天祥的忠孝節義和錦繡文章，少時就有孝名，長大後考中進士，德才兼備。他的老師，是敢跟魏忠賢戰鬥的“鐵面御史”左光斗，剛直不阿。左光斗很看好史可法，認為他是傳衣缽之人。左光斗被捕入獄，史可法探監，左光斗氣憤至極，罵道：“糊塗蛋！這是什麼地方，你來幹什麼！國家已經落到這般地步，我是活不長了，你再跑到這兒來，讓人害了你，誰來繼承我！蠢才！快走！不走我就打死你！”史可法泣淚而出，說他的老師是“鐵石心腸”。
事實上，史可法和文天祥一樣，乃一介文人，或許他們有以身殉國的骨氣，但他們缺的恰恰就是當斷即斷的“鐵石心腸”。史可法並不是優秀的政治家，更不是優秀的軍事家，公平地說，他只是忠君愛國的文人志士。這樣的文人志士，如果生在和平年代，是清官，是公僕，是能吏，是“清天史大人”。但如果生在亂世，則沒有清官表演的舞臺，亂世出英雄，只需要叱吒風雲的戰將，指點江山的武夫，運籌帷幄的謀士，史可法沒有這方面的才幹，但歷史偏偏將他推上了這個尷尬的平臺，賦予他救國的重任。
命中註定了史可法的一生，和文天祥一樣是個悲劇。史可法本是個文官，崇禎元年出任西安府推官，後遷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但到了崇禎八年，天下大亂，兵鋒四起，一方是闖王李自成的農民軍，勢不可擋；一方是滿清多爾袞的八旗軍隊，虎視眈眈。文官史可法被強行推上了鎮壓農民軍的前線，史可法並沒有諸葛亮那樣的神機妙算，鎮壓起義軍雖然有勝有敗，但敗多勝少，一度曾因鎮壓不力獲罪，但因為他的忠誠，崇禎帝允許他戴罪立功，並屢遷他官至兵部尚書。明代的兵部尚書相當於現在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明朝為什麼滅亡？實際上與崇禎帝的用人失誤有關，你不用袁崇煥這樣的軍事家，用史可法這樣的文人，豈有不敗之理。
明末曾經是一個“三國時代”。崇禎帝吊死煤山後，天下進入大明、大順、大清三國爭戰之中。如果論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南明絲毫不遜於李自成兵敗如山倒的大順、初進中原的滿清。但南明最大的劣勢在於，皇帝不明，將相不和，奸臣當道，不能眾志成誠捏緊拳頭，形成強大的力量。崇禎帝逝世，在立誰為帝上，依史可法的眼光，有兩個人選，一個是福王朱由崧，此人有七大缺點：貪、淫、酗酒、不孝、虐待下屬、不讀書、干預官吏。整個一昏暴之君，不能用。史可法相中的另一人選，是潞王朱常淓，賢良而聰明。事實證明，這兩個人選，都不適宜當皇帝，朱由崧固然有七大缺點，但朱常淓也是個軟骨頭，沒有一點擔當。在與朱由崧做南明皇帝一年被俘後，朱常淓被眾臣擁立當了監國，但這個監國只當了六天，就選擇了投降滿清，賢王不賢，最後與弘光皇帝和其他十幾位藩王以“意圖謀反”罪處死。所以說史可法看人的眼光，那是相當的不準。
史可法沒有政治家的權謀和膽略，他雖然官居高位，但卻無法左右朝庭政局。他是兵部尚書，但明末的各路兵馬並不願受他差遣；他本不同意朱由崧繼位，但卻鬥不過四位藩鎮將軍共同擁立，最後不得不妥協；因缺少政治權謀，他被朝中其他奸臣排擠，竟然遠走揚州。最要命的是，面對紛繁複雜的明末“三國”形式，他犯了宋末“聯蒙滅金”一樣的錯誤，奉行“聯虜平寇”的國策。實際上“聯虜平寇”就是“聯清滅順”。史可法身為兵部尚書，將李自成的大順政權看做最大的敵人，殊不知滿清才是明朝最大的禍患，史可法等人派出左懋第為首的“和平使團”，帶著白銀十萬兩、黃金一千兩、綢緞一萬匹向大清“通好”，鬧出了明末虎狼在前不知抵禦最大的笑話。
等到滿清“圖窮匕現”，將李自成農民軍趕盡殺絕，兵鋒所指南明政權時，史可法後悔晚矣。史可法實際上麾下不乏能人志士，清軍與李自成農民軍戰鬥正酣時，做為第三方力量，幕僚曾勸他北復中原，乘機收復李自成軍隊留下的華北大好河山，但史可法怕這樣做，破壞了與滿清的“和平”協議，“渡河復山東，不聽；勸之西征復河南，又不聽；勸之稍留徐州為河北望，又不聽。”。至此，史可法失去了最後在“三國鼎立”時代最後復明的時機，困守揚州成為下下之策。沒有戰略規劃也還罷了，史可法也缺少指揮作戰的戰術之能，他的指揮才能甚至不如一個普通的將軍。清軍兵臨城下，他的勤王命令如同廢紙，無一兵可救，相反，他的部下紛紛投降，成為清軍攻破揚州城的先鋒部隊，自己打仗不行，又沒有馭將的本事，空在四大藩鎮之中周旋、協調，維持表面上的“和諧”，這就是明末史可法時的戰況。
一將無能，累死千軍。明末之所以沒有形成對清朝有效的抵抗，主要是於前敵元帥的謀略不足以服眾。打勝仗都願意跟著你，常敗將軍豈有魅力？史可法雖然可以做到與士卒同甘苦，共患難，但這只是小謀耳，非大家所為。史可法象極了宋末的文天祥、陸秀夫，從錯擁皇帝，到“聯清滅順”，到痛失戰機，到負隅頑抗無可奈何，屢出昏招。史可法值得後人學習的，只剩下了寧死不降的勇氣。不過，在其位謀其政，史可法站在兵部尚書的位置上，卻不能為挽救明朝滅亡出良謀，劃良策，難道不是瀆職嗎？在國家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需要的不僅是忠於國家、忠於人民，更需要的是有忠君愛民的本事。否則空佔大位，豈不是罪過呼？如果本人沒有這個本事，最應當做的，是讓賢，而不是死國。因為自己決策失誤而死國，連累八十萬揚州軍民慘遭屠城，大大超過了文天祥、陸秀夫死國時的十萬南宋軍民，雖然我們不能苛責古人，但這難道不是史可法大人的終生遺憾嗎？（作者：陸棄、孫玉良，原創文章，未經許可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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