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主政之前的家底
要了解魏忠賢主政時期（天啟四年—天啟七年）遼東及其他邊軍的軍餉情況，不妨先了解其主政前夕明廷的財政情況。
記錄這一時期財政狀況，有四種史料很重要，分別是《明神宗實錄》（萬曆朝歷史）、《明熹宗實錄》（天啟朝歷史）、《三朝遼事實錄》以及《度支奏議》，其均屬檔案資料彙編，各色財政數據多能相互印證，其中《三朝遼事實錄》的作者是王在晉，《度支奏議》的作者是畢自嚴，二者均有豐富的軍政經驗。上述史料都比較可靠，本文的諸多財政數據，均來源於此。
天啟朝初年的財政儲蓄，自然繼承自前朝，尤其是萬曆一朝，在這一時期，財政還是比較充盈的。即便是經過前朝“萬曆三大徵”的折騰，朝廷的財政壓力也不大。
▲萬曆三大徵之“壬辰倭亂”。圖為朝明聯軍的一次攻城戰。
據學者劉利平的研究①，以及《三朝遼事實錄》、《明神宗實錄》等文獻的記載，三大徵花費的白銀總共在1000萬兩上下。從1591到1600年，三大徵前後耗時十年，平均下來每年耗費100多萬兩，並不算一個特別大的數目，和宮裡每年收上來的黃蠟、白米、瓷器、毛皮價值（盧象升認最少有200萬兩②、黃仁宇估算為400-500萬兩③）相比，不值一提。
所以，“萬曆三大徵”並沒有將明朝的國庫耗盡，銀子還是有，萬曆留下的內庫就至少有700萬兩。但在萬曆四十六年春，明清戰爭開始之後，更多銀子被作為軍餉投入到遼東前線。第二年春，明廷出兵10萬攻打後金，耗費500-600萬兩；開原丟失後，先後有18萬明軍出山海關；瀋陽遼陽丟失後，先後有15萬左右明軍出關。大兵需要大餉，從萬曆四十六年到天啟元年的三年間，明廷發給遼東軍費2018萬兩白銀④，當時的遼東經略熊廷弼還制定了耗時八個月，用兵十八萬，需餉2160萬的戰略計劃。⑤
戶部出的軍費耗掉2000多萬兩銀子，這其中還不包括皇帝拿出的近千萬兩銀子，而且兵部、工部的小金庫也支出不少。而這時期的國庫（戶部）收上來“遼餉”不到1500萬兩。
不足的銀子哪來的？顯然是前期所積累下來的，萬曆朝以來的老底，能支撐起遼餉的花費，三年能拿出近三千多萬兩白銀，九邊也並不欠餉，足以說明魏忠賢主政前夕，明朝的家底還算豐厚。
魏忠賢主政之後的軍餉
但是到了魏忠賢主政時期，包括遼東在內的邊餉就捉襟見肘。
天啟二年，明軍在廣寧大敗於後金，自此，明軍基本不再大規模進取，採取守勢，且築且屯，步步蠶食。之所以如此，因為：1、軍餉不再像過去那麼充足；2、野戰能力、軍隊信心大損。萬曆四十六年春以來的那些戰役，花掉三千多萬兩軍餉，真的傷到朝廷財政的筋骨了。
▲明朝九邊圖。
然而儘管如此，魏忠賢主政之前的軍餉，還是不缺。據學者林美玲統計，天啟三年遼東之外的邊餉尤能支出347萬兩白銀⑥，遼餉支出628萬兩白銀⑦，天啟四年，魏忠賢主政之後，遼餉等邊餉數額急轉直下，天啟五年、六年、七年，遼東之外的邊餉分別是298餘萬、104餘萬、146餘萬兩白銀⑧，而天啟四年，朝廷發給遼東的軍餉是499餘萬兩（缺額127餘萬兩），天啟六、七年，這部分缺額高達幾百萬兩，欠餉應該是常態。
因此，說魏忠賢主政時期的遼餉充足，顯然不合史實。可為什麼遼東士兵沒有兵變呢？因為魏公公在遼餉不夠的情況下，優先保證士兵的工資，而用於軍隊的其它耗費，基本不管，而且基本無視其他邊鎮的軍餉需求。
遼東局勢較為平穩，乃是他本人對遼東情有獨鍾，但這犧牲了其它邊鎮士兵的利益，因為缺餉，戰鬥力嚴重下降，讓西遷的蒙古林丹汗隨隨便便就搶了大同（崇禎初有“虜與夷並重”的說法），陝西三邊不少士兵加入“流寇”，內憂更憂。
魏公公主政時期留下的遺產，是大明王朝嚥下的一顆毒果。
被嚴重誇大的徵稅能力
《為什麼殺了魏忠賢不久，大明朝就垮了？》還稱，魏忠賢主政時期徵收了大量商稅、海稅，保證了遼東軍餉的供應，這一觀點同樣是想當然，毫無根據。
和田賦、鹽課等正項相比，晚明朝廷所徵的商稅、海稅屬於雜項，包括“內地關稅”、“地方商稅”、“番舶抽分”、“房地契稅”、“竹木抽分”、“礦銀”、“漁課”等，事實上，商稅和關稅加起來，也不過五六十萬兩（崇禎時期的關稅、商稅反倒高於魏忠賢主政時期），對於動輒幾百萬兩的軍費消耗，這點稅如同杯水車薪。
▲（明）畢自嚴《度支奏議》，崇禎時期刊本。
況且，爆款文也想當然地高估了魏忠賢主政時期朝廷的收稅能力，據《度支奏議》記載，天啟六、七年到崇禎元年六月的兩年半時間內，朝廷有489萬餘兩白銀的舊餉沒收上來，而專用於遼東邊防的“新餉”，則有328萬餘兩白銀的稅被欠著。
這麼多稅沒徵收上來，朝廷還指望怎麼發錢？天啟五、六、七年完全撐不住。財政外解不到，內庫空虛，欠餉成為常態，邊餉數額迅速下降，遼餉只能靠搜刮雜項、挪東挪西維持。所謂魏公公重視商業稅，其實是病急亂投醫，其徵稅能力被爆款文嚴重誇大。
崇禎初穩住了崩潰的財政
爆款文的結論是魏忠賢死後，東林黨上臺搞亂了明朝財政，朝廷缺餉，但事實恰好相反。
崇禎上臺後，接過了魏忠賢主政的爛攤子：八百多萬兩沒徵收上來的新、舊（邊）餉銀。財政空虛，三年內邊餉發了不到額定的一半，專用遼東防務的新餉也開始欠著，於是只能坐等兵變與被打。崇禎元年，薊州兵變、寧遠兵變，蒙古林丹汗寇大同⑨，財政危機引發軍事危機，朝廷急需整頓。
崇禎元年八月，畢自嚴到北京任戶部尚書（他的弟弟就死在上個月的寧遠兵變中），經過一番調研，認為財政危機的癥結在於“一沒儲蓄，二多開支，三外解不到”，他和皇帝幾番討論後，最終確立“清冒裁弱，縮兵舊餉”的方略。各邊儘量節約，內地加緊催徵。
據曾美芳⑩博士的研究以及《度支奏議》的記載，經過努力，崇禎元年、二年、三年遼餉基本得到保障；邊餉發放額已完成百分之九十⑪，基本上扭轉了魏忠賢時期接近崩潰的財政，勉力維持了收支平衡，讓大明可以多堅持幾年。這不得不說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所謂東林黨人惡化了魏忠賢主政時期的財政，純屬無稽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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