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卿美
鴉片戰爭是中英兩國之間的矛盾，但兩國的矛盾遠不止鴉片那麼簡單。當時，中國與英國需要頻繁交涉，小到民間糾紛，大到政治談判，都要依賴英文翻譯。一個英文翻譯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著矛盾的解決程度。翻譯得好，雙方溝通順暢，矛盾就可以順利化解。翻譯得不好，雙方誤解加深，可能就會激化矛盾。晚清的中外衝突那麼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方翻譯水平之差。
晚清初期的中國翻譯，沒有英文專業畢業的科班人才，大都是買辦。也就是與外國商人打交道的商人，比如廣東珠三角一帶，懂外語的買辦就比較多。他們是最早與外國接觸的中國人，也是外國人到中國後首先接觸的人。與外國人的長期接觸，讓他們逐漸學會了外語。不過，這些人的外語水平基本僅限於簡單的口語交流，如貨物的買賣等商業領域。一旦涉及到其他領域，他們就啥都不懂了。最要命的是，他們沒有英文的閱讀與寫作能力，因為工作中幾乎很少用到。給他們一本英文書，只能簡單認識幾個字。讓他們寫一封英文信，更是難上加難。
晚清思想家馮桂芬對此曾有抱怨，他說：“叩其所能，僅通洋語者十之八九，兼識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識洋字，亦不過貨名銀數與俚淺文理。”
即使如此，買辦們掌握的英語也不是標準英語，而是廣東英語，是混雜了粵語、葡萄牙語、英語的雜交英語。廣東英語注重口語、聲音。這些買辦學英語時，同今天很多中國人一樣，喜歡用漢字標註。但買辦們用的卻是粵語發音。比如英文“today”的發音，往往會標註為“土地”。“土地”兩字的發音明顯與“today”的標準發音差很多。
1834年11月，《中國叢報》對此曾有過報道。文章說：“除了有限的，幾乎不可理解的和廣州語混合的蹩腳英語外，這些通事在任何重要問題上都完全沒有能力充當傳譯。”通事，即指翻譯。幾年後，又有人在該報紙上批評中國翻譯的水平。文章說：“他們用記在腦子裡的英語單詞，用漢語的習慣和一些與談話主題相關的信息組成他們所認為的句子，隨後便覺得自己是高水平的學者，完全可以勝任自己的官府和外國商人之間的通事。這些‘舌人’中卻沒一人會讀懂最明瞭的英語文書，大多數聽不懂兩個外國人之間的口語交談。”
現代人很難想象，如此糟糕的英語水平在中英兩國的交往中會鬧下多少誤會。1842年2月，英國人駕駛十多艘火輪進入浙江餘姚。餘姚百姓很少見到外國人，此次公然看到洋人直接將船開進了縣城外很是震驚，大駭。事情緊急，餘姚縣事帶領四名水勇，直接與洋人交涉。一名水勇先登上船，怎奈雞同鴨講，無法溝通。縣事再上船後，英國人要扣留縣事，欲將其帶往寧波。縣事大聲抗議，沿岸圍觀的百姓也大聲起鬨。英國人便將兩張寫滿英文的紙交給了他。
蠟像圖：清朝官員與洋人交涉
“夷字二紙”到底寫的什麼，誰也不認識。一路上奏到朝廷，道光下旨，要求儘快找人翻譯。浙江巡撫劉韻珂發動全省力量，終於找到一個在浙江的廣東買辦。結果，費盡千辛萬苦找到的這個買辦也只是略懂英文口語，根本不認識幾個英文。“但知夷語，並不認識夷字。”
劉韻珂很著急，不知如何才是好。有人出主意，吩咐人用透明的油紙將英文拓印下來，交給這個廣東買辦，讓他去儘快到外省找人。此買辦憑藉原來與英軍交往的人脈關係，輾轉打聽到了南京，特別找到了當時在英國船上的兩個當事人，一個是英軍炮兵團上尉安突德，一位是德國傳教士郭士立。兩人說，這兩張紙就是所謂的便條而已，答應不會將縣事帶走，並寫上了年月日與簽名。
買辦如實稟報，浙江又彙報到了朝廷，道光才放下心。但此事並沒有這麼簡單，疑點重重。因為郭士立是通曉漢語的，還會講廣東話、福建話，而且會中文寫作。因此，他為何不用中文寫字條呢？買辦回來時也帶回了郭士立的字條，這次卻是漢字書寫。如此矛盾的事情卻沒引起大家的注意。
晚清初期，類似這種中英交往的尷尬與誤會比比皆是。據英國東印度公司記載，1834年7月，“哈里森號”商船駛入澳門，要求澳門海關監督減免部分稅收。海關的中國翻譯與海關監督嘰裡呱啦一陣講，然後對英國人說，可以放行。但英國人發現海關官員的態度與表情貌似並不是這個意思，明顯是拒絕與厭惡的樣子。英國人反倒不敢動了，經過反覆溝通、確認，終於發現，還是翻譯搞錯了。
1839年，林則徐在廣東禁菸，命廣東知府與番禺、南海知縣，立即逮捕顛地。廣州知府帶人到英商的公所，緝拿顛地。中國翻譯一陣講，把英國人搞蒙了，不知道是啥意思。當時在場的英國人很多，其中費倫等人也是翻譯，他們的漢語還不錯，就連他們也沒聽懂。現場吵吵嚷嚷，一片混亂，差點動手打起來。中國翻譯嫌英國人故意聽不懂，廣州知府認為是英國人耍陰謀詭計。英國人一臉無辜，最後還是費倫等人出面，經過仔細溝通才搞清楚事情緣由。
1834年7月，英國任命律勞卑訪問澳門。雙方因為會見的翻譯問題反覆談判。兩廣總督盧坤始終堅持，不能違反慣例，必須使用中國翻譯。而律勞卑根本不信任中國翻譯，堅持要使用自己帶的翻譯。盧坤認為洋人不識抬舉，律勞卑認為中國人死腦筋。最後雙方爭執了兩個月，都沒有見成。
事實上，當時英國翻譯的漢語水平都普遍高於中國翻譯的英語水平。但為何中國人不願意用英國翻譯，而非要固執地使用中國翻譯呢？因為在當時的環境下，國人普遍認為，洋人一肚子壞水，用他們的翻譯肯定會遭算計。而且，還有一點是要命的，就是在重大談判場合，英國人不能使用漢字。如果英國翻譯直接將英文翻譯成中文給中國官員是被認為違反規定的。但英國方面發現中國翻譯的水平很差後，總是拒絕使用中國翻譯，由此又造成了新的矛盾。每每雙方交涉、談判時，英國發現有中國翻譯在場時都會提出抗議。
清廷由於始終不重視外交問題，一直沒有培養出自己的官方翻譯隊伍。買辦除了翻譯水平的問題，還有背景問題。由於買辦都與洋人打過交道，這讓清廷很不放心，擔心他們被洋人收買。虎門銷煙後，琦善任兩廣總督，他聘用的英文翻譯鮑鵬就被各方懷疑為英國人的間諜，甚至鬧出了鮑鵬擅自做主，割讓香港的重大政治事件。此事讓道光大為震驚，將琦善與鮑鵬押解至北京嚴刑審問。但最後也沒找到鮑鵬勾結洋人的證據，只能不了了之。
由翻譯事件可以管窺全豹，晚清的落後局面是全方位的。很多本可以避免的矛盾，卻因為一個小小的翻譯問題，捅出了大簍子。這又該怨誰呢？
閱讀更多 晚清陳卿美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