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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由中國社科院、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共同主辦的“中國城市百人論壇”以“中國城市改革開放發展四十年”為主題舉辦年會，向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獻禮。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就“歷史瞬間和特徵化事實——中國特色城市化道路及其新內涵”發表主旨演講。
他表示，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回顧40年的發展歷程，我們國家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對資源也有了重新配置的過程。“在重新配置過程中，不僅包括一二三產業之間的重新配置，也包括地域之間、部門之間、城鄉之間的各種配置。”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發展呈現出怎樣的特徵呢？在蔡昉看來，“退出、流出和進入”這三個關鍵詞確定了中國以勞動力為主的資源重新配置的過程。而這也是城鎮化的過程。
蔡昉表示，中國城鎮化第一個特徵化事實就是“退出”。農村改革推動勞動力的退出。農村改變了激勵機制，顯著提升了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也釋放了剩餘勞動力。“城鎮化率伴隨著農業勞動力比重下降和人數的減少，以及非農產業的提高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因此，在這一過程中，大量勞動力從農耕中釋放出來。”
中國城鎮化第二個特徵化事實是“流動”。蔡昉表示，流動是以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作為標誌，為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而且這些企業所發展的區域並非原來意義上的大城市，而是一些小城鎮地區，最後形成了城市集中連片區域。
“集中在小城鎮地區的產業集群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導致被釋放出來的農業剩餘勞動力能夠在區域上進行大規模地轉移，最為突出的特徵是在城鎮地區，農民工的數量大幅提高。因此，第二階段表現為勞動力在農村和城鎮之間的流動。”
中國城鎮化第三個特徵化事實則是“進入”。蔡昉認為，過去，勞動力在流動過程中面臨較大的制度障礙。制度層面的障礙會阻止資源的重新配置。“因此，清除進入障礙的一系列改革也是完成整個城鎮化過程中的重要一步。”
“在過去的這些年裡，我們看到政府漸進式的推動了各項改革。雖然戶籍制度仍然存在，但戶籍制度之外，和它配合的制度已經成熟了。比如我國廢除了糧票制度、票券制度；打破了‘大鍋飯’等。與此同時，戶籍制度本身身份認定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一系列的創新舉措，是我們過去探索的過程，也是我們的改革經驗。”蔡昉說。
鄉村發現轉自：每日經濟新聞 2018-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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