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1966年4月1日為分界線，把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歷史一刀劈成兩半，前半程將是軍隊院校，後半程將是地方院校。
從1931年成立到1966年遵照黨中央的決定改制更名、集體轉業，西電人穿軍裝的日子，在八一軍旗指引下的歲月，整整有35年時間。
這35年裡，西電與中國革命史緊緊相連在一起，經歷了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尤其是深度參與了發生在1950年10月到1953年7月的抗美援朝戰爭。
不但有400餘名學員提前畢業奔赴前線，更是有數千人因為參軍參幹加入到學校來，為學校的發展壯大注入了強大而優質的人力資源。
可以說，這場戰爭對學校的影響十分深遠，幾乎奠定了今天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發展基礎，但如今卻成為記憶，鮮有人再去翻動這頁歷史。
本文即將講述的，就是抗美援朝戰爭與西電千絲萬縷的關係。
加入美國海軍卻奉命去大學搞計算機研發的霍華德·艾肯
作為一個與西電結緣有近20年的老西電人，筆者撰寫的這一系列對於校史的反思文章，其主題其實都是在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建校快九十年來，西電都曾經做對了那些事？
也正因為此，所以文章中涉及的故事，有些與西電相關，有些也並不直接相關，只是存在某種相似性罷了，譬如馬上要提到的霍華德·艾肯。
沃爾特·艾薩克森的新書《創新者》，記載了二戰時期這樣一個計算機先驅的傳奇。
1941年4月，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此時的美國尚未捲入戰爭。當然半年多後，珍珠港事件就會爆發，美國和日本將會正式宣戰。
這一年，時年41歲的霍華德·艾肯應徵加入美國海軍。之前，艾肯在哈佛大學正積極致力於籌建一臺大型自動數字計算機。
加入美國海軍後，海軍給這名擁有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的才俊，安排的工作並不是上戰場，而是授予其海軍少校的身份，讓他前往位於佛吉尼亞州的海軍水雷戰學校任教。
“全身上下都是冗長的數學公式和來自哈佛的學究理論……卻混進了一群連微積分和玉米餅都分不清的南方粗漢當中。”這是任教兩年後，艾肯的同事對他的描述和評價。
直到有一天，一位有影響的、瞭解艾肯情況的海軍高級軍官遇見了艾肯，驚詫地問他為什麼在這裡教書，而不去研製計算機？艾肯回答說，不是您下命令讓我在這裡工作的嗎？
幾個小時以後，新的命令下達了，上級委任艾肯擔任海軍計算項目的負責人，並立刻離開水雷戰學校回到哈佛大學繼續開展研究工作。艾肯曾說，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位計算機的指揮官。
艾肯當時推動建造的這臺數字化機器叫“馬克一號”。它計算一次乘法大約要花6秒鐘的時間，雖然不是最先進的，卻具備了現代計算機的一個基本功能：它是完全自動化的。
為此，1980年艾肯被授予了IEEE計算機先驅獎。
講述這個故事，只是為了引出這樣一個普遍存在的事實：在戰爭時期，各國政府對於報名參軍的知識分子，只要條件允許，都會讓其在更適應發揮其特長的地方為國效力，譬如大學。
為此，各位可以發揮一下想象力：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有多少準備棄筆從戎的知識分子，有多少抱著沙場廝殺想法的愛國青年，最終卻都被送到了當時張家口中央軍委工程學校去。
具體數字確實不少，這裡留個懸念，下一小節將會揭曉。
想著去當兵上戰場保家衛國的小夥子最終成長為了院士
1951年7月，首都北京，國家第二次面向社會號召抗美援朝參軍。
北京某報名點，準備參軍的隊伍排得九曲十八彎，見首不見尾。隊伍裡面，一個18歲的小夥子隻身一人，像一棵青松一樣站得筆直。小夥子沒有家人陪同，因為他是揹著母親和祖母做出參軍決定的。
當時，這個自幼習武的小夥子，剛剛用兩年時間讀完了三年初中課程，並以每門功課97分以上的好成績，從著名的北京勞動中學初中畢業。他原本的夢想，是想去當一名新中國的火車司機，而且考試已經進行了一門。
這樣的年齡，這樣的身體素質，這樣的文化水平，順理成章地，小夥子被批准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
那一年，凡是在北京參軍的學生都在北大集中，隨後被分到了不同部隊。這個穿上了軍裝一心想上戰場的小夥子，最終被分到了位於張家口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工程學校一部五班。
與小夥子一起來自北京的學員，還有清華大學一二年級的學生，以及北京男四中、女一中和其他學校的學生。
僅他所在的一部五班，學員就有100多人，他們來自社會的不同階層，好些人都是憑著一腔熱血跳窗戶跑出來參軍的。
然而，等待他們的卻是持續不斷的訓練、學習，甚至還有分班考試。全體人同考一張試卷，最後根據得分的情況進行分配：初中畢業的學生，考40分算滿分；高中畢業的學生，考80分算滿分；大學一年級的學生，考100分算滿分。
這個小夥子基礎紮實，考得相當不錯，得了40多分。考慮到他是初中畢業，理所當然算是滿分。
不過，這時候的小夥子心裡卻一直在嘀咕：既然大家都要上戰場了，花這麼多時間學文化幹什麼？應該多學打槍瞄準才對呀！
終於有一天，教官似乎看穿了大家的疑問，明確告訴全體學員：
大家都當不了志願軍了，來到這樣，就是為了給國家培育軍工人才、輸送軍工人才。這比上朝鮮戰場更重要，將來發揮的作用，可以以一當萬，當十萬，當千萬！
後來的故事是：這個小夥子果然不負眾望，進入了學校創辦的新中國第一個雷達工程專業學習。關於這個專業建立的來龍去脈，下文會詳說。
1959年4月，讀了快8年書後，他被分配到了總參通信部，後來又輾轉到四川山溝裡的某研究所，最終成長為雷達有源干擾領域的專家，並於1999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
他就是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傑出校友張錫祥院士，這些細節都寫在《張錫祥傳》中。
出版於2001年的書籍《正義與強權的較量——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紀念抗美援朝50週年專輯》中，有一篇同樣因為參軍來到西電的陸心如教授的發言，她深情回憶道：
當年軍委工校一部接收第一批抗美援朝參加軍幹校的學生365人，第二批接收715人，兩批共計1080人。同期，工校的二部和三部也接收了千餘人。此外，還有一些抗美援朝參軍參乾的同志先後轉來我校。
張錫祥，應該就是陸心如教授提到的第二批接收的人員。
西電校史記載：招生規模超過千人的時期，在西電屬於部隊院校時只有兩次，一是集中在抗美援朝的前後幾年，二是集中在遷址西安辦學之後的三五年。再往後，就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了。
連鍋端來的大連大學工學院電訊系和新中國第一個雷達專業
直到建校快九十週年的今天，在中國高校之中，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仍然高擎著“雷達”這面旗幟。無論是2011協同中心建設，還是雙一流學科評選，或者學科評估，雷達都是學校絕對的強勢學科。
而雷達這個專業的建設，就是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
時間回到1951年10月25日，地點是大連。
《畢德顯》這本書記載：這一天，在大連大學工學院院長屈伯川的辦公室裡，屈院長正坐在辦公桌後的藤椅上，對面同樣正襟危坐的是畢德顯，兩個人開始了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對話。
“屈院長，找我有事嗎？”
“畢教授，軍委工校已經來人了，要調你和你們系過去。這可是周總理批准的呀！怎麼樣？”
“周總理批准的？全部過去？”
書中如此描繪：4個月後的1952年2月29日，時年44歲的畢德顯，帶著全系的211名師生離開了風光秀麗的濱海城市大連，來到沙飛石走的塞外重鎮張家口，投身到國防通信現代化的行列中。
到了張家口之後，畢德顯迅速進入角色，他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創辦國內第一個雷達工程專業。之前條件不具備，如今到了軍校正好。他告訴去大連親自接他，時為軍委工校一部主任，後來成為學校實際負責人的孫俊人說：
“我建議創辦一個雷達工程專業，因為將來國防太需要它了。這個專業就從大連過來的3個班級187名學生開始，他們基礎都打得很紮實，能學好。”
兩個人關於國防建設的長遠思考一拍即合。不久，雷達工程系宣告成立，畢德顯被任命為雷達教授會主任。而且，他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從大連工學院過來與他共進退的元老個個了得：
吳鴻適教授，微波電子學家，美學留學博士；朱曾賞教授，通信專家，美國留學碩士；胡徵教授，通信專家，美國留學碩士；周光耀教授，微波電子學家，美國留學碩士，有上海交通大學“神童”之譽；李祖承教授，雷達專家，英國深造回國。
第一代創業者中的第二梯隊，包括黃玉珩、鄭還、蔡希堯、張萊等，大都也是來自中央大學和浙江大學的高材生。
畢德顯和他的戰友們，就這樣開始了新中國雷達工程專業的艱難起步。
這個雷達專業的建立，其課程體系完全參照世界著名工科大學的課程設計。這裡說的著名工科大學，毫無無疑就是斯坦福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畢德顯在那裡分別獲得了碩士、博士學位。
而那時使用的教材，是當時麻省理工學院輻射實驗室編寫、仍在出版之中的一套雷達巨型叢書。畢德顯動用了自己在美國的關係，多次請人幫忙購買。我們今天讓人從海外代購奢侈品，當年畢德顯教授讓人代購的是最新雷達知識叢書。
這套書共有28本，到1954年才基本購全。與這套叢書的陸續出版、購買同步，他組織教員在翻譯、消化的過程中，形成教案並不斷充實之。
抗美援朝戰爭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也讓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創辦的雷達工程專業，走上了與世界最好大學相同專業同步發展的快車道。
這個專業培養的傑出人才，僅僅在張家口時期畢業的學生中，就有保錚、王越，以及前面提到的張錫祥成長為院士，更不用說一大批將軍，以及名專家、名教授了。
抗美援朝戰爭，是維護正義、反對強權的英勇壯舉。對於西電的發展來說，這場戰爭不但送來了大量優質的生源，更送來了現代高等教育的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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