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道德話語權
道德是個宏大的話題，但是卻又古今中外，無處不在，因為有了文字記載，道德辯論更是眾說紛紜，滔滔不絕，辯手之間，可以相隔一千年。
譬如唐代張籍的名作《節婦吟》，以清麗婉轉的文筆，講了一個徘徊糾結的故事：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
感君纏綿意，系在紅羅襦。
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裡。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
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
細品詩意，頗有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推崇的短篇小說之美：“一切從現在開始，在現在結束，錯過現在就要回溯過去，遙望現在就要虛構將來”。故事以女主角第一人稱講述的方式，層層展開，步步遞進，以“現在”為節點，以“明珠”為焦點，時間彷彿在“感君纏綿意，系在紅羅襦”的“那一刻”陡然打下了休止符，將“那一刻”銘記為永恆，然而，時間又必然持續流動，“那一刻”註定是連接“過往”與“將來”長河的小小浪花，既不能獨立存在，也不能保持延續，既然早已“事夫誓擬同生死”，也只能“還君明珠雙淚垂 ”。
一切都怕時間。時間永是流逝，時間永不回頭，然而，總有人希望從永不停歇的時間長河中，抓住某些“恆久遠”的要素——其中，就有“道德”。
在“奔流”中尋找“恆定”，這注定了道德的複雜性。
以道德的角度審視張籍筆下的女主角，可以牽出上千年的筆墨官司。
張籍稱他的女主角是“節婦”——在唐代，如此稱呼並無不妥，但是到了明清時代，爭議可就多了起來，頗有一些作者，對詩中的女人不以為然，並且異口同聲，都是批評她在“婦道”方面已然有虧。
例如，明代唐汝詢在《唐詩解》中，批註這首詩道：
“系珠於襦，心許之矣。
以良人貴顯而不可背，是以卻之。
然還珠之際，涕泣流連，悔恨無及，彼婦之節，不幾岌岌乎？”
無獨有偶，也是明代，賀貽孫在他的《水田居詩筏》中評此詩云：
“此詩情辭婉戀，可泣可歌，
然既系在紅羅襦，則已動心於珠矣，而又還之。
既垂淚以還珠矣，而又恨不相逢於未嫁之時。
柔情相牽，展轉不絕，節婦之節，危矣哉。”
康熙五十六年，沈德潛編成《唐詩別裁》，他不選這首詩，而在張籍的小傳下說明理由：“文昌有《節婦吟》……然玩辭意，恐失節婦之旨，故不錄。”
明代瞿佑則索性改作了一首，題為《續還珠吟》，刻畫了另一個“節婦”：
妾身未嫁父母憐，妾身既嫁家室全。
十載之前父為主，十載之後夫為天。
平生未省窺門戶，明珠何由到妾邊。
還君明珠恨君意，閉門自咎涕漣漣。
——綜上所述，如果說，時間是一條軸線，人的心理是函數曲線，那麼，張籍所刻畫的節婦心理，是在某個區域範圍內有波動起伏的曲線。而在那些明清作者看來，這種波動起伏都是不對的，做到行為上的“從一而終”也是不夠的，還要時時刻刻、無論何時何處，無論面對誰，無論發生什麼事，都必須毫無情緒波動，毫無心潮波瀾，心理狀態必須無限趨近一條直線，不許有任何變化，才能稱之為“節婦”，否則就是“節婦之節，危矣哉”。
而在所有的敘述中，被審視的“節婦”都是失語狀態，是掌握了話語權的人寫下的文字，為道德設立了不同的界限。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由此，人類共同塑造的集體意識，就構成了整個人類社會運轉規則的基礎。
社會規則多種多樣，有硬性底線，例如“法律”；也有彈性標準，就是“道德”。
比起法律，道德涉及的範圍要大得多。前文提到的婚姻家庭男情女愛，放在法律層面，會有太多“不違法的爭議”，當事人深陷其中苦惱萬分不能自拔，卻根本與法律無涉，正如俗話所云，“清官難斷家務事”——“官”意味著“官方”，而無關“司法”的“家務事”，當然會出現“清官難斷”的局面。
但是這些“與法律無涉的爭議”卻往往成為道德審判的對象。因為兩者的目標也是不同的：“法律”是為了約束人不能成為“壞人”，而“道德”則是圈定了什麼樣的人才能被稱之為“好人” 。
並且“好”或“不好”不是每個人自己說了算，而是來自他人的審視判定。道德審判不具備強制執行性，卻能對每個獨立個體構成強大的心理壓力，甚至可以將人塑造為被社會控制和馴化的動物，以至於不加辨別，把別人的手段當成自己的真實需要。
這是因為，人類是社會動物，自身需求就包含“被他人認可”這一層。在著名的馬斯洛需求模型中，將人類的需求分為五個層面：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又叫社交需求、歸屬需求）、尊重需求（又叫尊重與愛的需求）、自我實現需求。
因此，除非心理素質特別強大（注：這裡的“強大”是個中性詞）的人，可以不在乎別人眼光，大多數人，對於“來自他人的尊重與愛”有切實而強烈的需求，這就註定了他們願意做符合“道德”標準的事情，從而被稱之為“好人”，得到來自社會的認可。
然而，何為“符合道德標準的事情”？
為道德指定標準，就意味著話語權。
和所有的“權力”一樣，話語權也是“無形的存在”——看不見，卻抓得住。
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絕大多數區域都是有宗教的。西方國家、阿拉伯國家、印度次大陸、東南亞地區，等等，概莫能外。
這些地區，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教會或宗教組織，都是教育程度最好、文化水準最高的群體，也就當仁不讓地成為社會話語權的掌控者，全部包攬了從“法律”到“道德”的標準指定。
宗教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出現的一種文化現象，屬於社會特殊意識形態。所有的宗教理論，都是對宇宙萬物、人間百態的簡單化解釋——說不清“世界從哪裡來”，又不容許“存疑”，只能簡單推給“神創”。
因此，在各種宗教組織的控制之下，道德標準必然偏於簡單、趨於剛性，並且不容置疑。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從搖籃到墳墓，教育、工作、婚姻、各種社會活動，無不被教規教義籠罩，其中不乏刻板生硬、有違人性的規定，而要推翻這些刻板規矩，往往需要漫長的鬥爭。如沙特的禁止女性駕車，再如愛爾蘭的禁止墮胎。
關於這種道德話語權的行使，“贖罪券”就是一個非常典型也非常荒誕的案例。
“贖罪券”發生在中世紀的天主教會，邏輯是這樣的：
人類從始祖亞當、夏娃違背上帝的旨意偷吃禁果開始，就具有罪性，所以每個人一出生就帶有“原罪”，上帝為了拯救人類，派他的獨生子耶穌降臨人世，以被釘死在十字架的方式替人類贖罪。然後，人類只要信靠基督耶穌，就可以“贖罪”。而天主教士作為耶穌基督門徒的繼承人，也具有“赦罪”的權柄，並且，耶穌以及後來殉教的聖徒的血，用以贖免人類的罪孽綽綽有餘，這些有餘的“赦罪餘額”，積累下來形成“聖公善庫”，可以由羅馬教皇代表的天主教會來執掌，代表上帝來贖特定人物的罪孽，開啟從煉獄到天堂的大門。
起初，為了得到“贖罪”資源，教徒必須要到羅馬朝聖、參加十字軍東征等等。後來，教皇索性宣佈，可以支付相應的費用來獲得救贖，併發行代表已經朝聖的文書。這種文書就被稱為“贖罪券”——沒有什麼罪孽是一張贖罪券不能解決的，如果有，那就兩張。
至此，話語權的套現模式終於完成。
“西”的反義詞是“東”，“簡單”的反義詞是“複雜”。
回溯上古時代的各大文明區，東方中國的人口基數也許並不一定最多，但受教育的人口數量卻絕對首屈一指。
中國擁有最早的自源性文字，又從西周時期就推行“雅言”，也就是標準語，就像現在的普通話，所以在華夏文明廣闊的地理區域內，人們可以做到交流無障礙，不需要翻譯，大大增加了不同思想相互碰撞、頭腦風暴的可能。而歐洲卻是眾多小國林立，各種語言並存，僅在不列顛島上，就有英語、威爾士語和蘇格蘭語等等彼此完全不同的語言，互相之間完全聽不懂，不同族群也被隔斷為一個個信息孤島。
在宗教盛行的區域，“教育”往往為“教會”壟斷，而中國到孔子興辦私學的年代，教育大門已然向全社會開放。一個現象可見一斑：中國人尊師重教，崇拜的對象依次為：天、地、君、親、師，但中國人尊崇的“師”，是“世俗”的教書育人的教師，而不像在世界的其它區域，如猶太“拉比”、基督教“牧師”、印度“格魯”、伊斯蘭“阿訇”那種帶有宗教神學色彩的“先師”、“聖人”。
有文化的人數越多，社會思維越是活躍，才會出現“百家爭鳴”那樣的盛況——面對同樣的社會事件，不同的角度解讀出不同的道理，並且都能自圓其說，“橫豎都是理”，當然也就越不會單一服從某個權威，“一刀切”的宗教也就失去了存身之處。
也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大多數時候，道德標準是彈性的，彈性餘地還很大。
即使到了明代，儘管出現了許多刻板腐儒，但也有《三言》、《二柏》等鮮活生動的作品流傳，和腐儒腔調互飆對臺戲。
到了滿清時期，閉關鎖國，禁錮思想，文字獄橫行，道德觀也成了一條直線，整個文化生態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然而就在日趨衰落的過程中，還出現了名垂青史的《紅樓夢》，描畫了形形色色的社會百態，也傳達了悲天憫人的道德觀——直到僵化死板無可救藥的晚清末年，國運衰敗，氣息奄奄，也是道德觀念最苛刻最慘無人道的年代。
——僵化死板的道德觀念背後，必定是文盲橫行死水一潭的社會。
無問西東。
在西方，當時間的錶盤撥到近現代，尼采終於出現。
他給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論斷：上帝死了。
這是宣告整個西方道德基礎與文化基礎的虛無，而上帝死了的原因是“我們殺死了他”——亦即人類自覺自主自我意識的出現。當人類自己可以解釋世界、建立規則，不需要假想一個“虛無的權威”作為標杆，“上帝”也就沒了存在的價值。
接下來的事件眾所周知也順理成章：尼采瘋了。
舊的體系已經打破，新的標準卻不能建立，這種混亂最終攪瘋了尼采的腦袋，也使得整個社會陷入無序的爭執。基於對“獨裁”、“權威”的警惕，以及對“個體”、“個人”的重視，西方設立了“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然而這種投票制的短板也是暴露無遺：駁雜、拖沓、莫衷一是、效率低下，人人都只從自己的利益角度出發，使得投票結果陷入“群體無理性”的尷尬局面，等等。
而在東方中國，百年積貧積弱導致文化衰退，整個民族都陷入話語權不足的衰弱狀態。直到共產黨擔任領袖使命，中國人民才真正走向了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復興之路。
然而，現在的狀態，恰是將富未富、將強未強，本土道德文化標準不一而足，再與國門開放之後傳入的各種外來文明融匯碰撞，道德觀念越發顯得新舊駁雜、參差不齊。就以兩性關係而論，從“性開放”到“女德班”，形形色色、真真假假的“理論”粉墨登場，在輿論界掀起一層又一層的風浪。
這種場景，似曾相識。
遙想當年，赫魯曉夫發佈“秘密報告”，徹底否定斯大林，一時間招致世界譁然。在毛澤東看來，這一事件“一是揭了蓋子，這是好的，二是捅了婁子，全世界都震動。揭開蓋子，表明斯大林及蘇聯的種種做法不是沒有錯誤的，各國黨可根據各自的情況辦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婁子，搞突然襲擊，不僅各國黨沒有思想準備，蘇聯黨也沒有思想準備。這麼大的事情，這麼重要的國際人物，不同各國黨商量是不對的。事實也證明，全世界的共產黨都出現混亂。”
“上帝死了”，於是，話語權既不被教會壟斷，也不被西方壟斷，也不被權威壟斷，權力的分散、下移與東移已經是大勢所趨。
當大批大量的人不再迷信，而要堅持發出自己的聲音，混亂與喧譁自是難免的。
混亂也許不是一種理想狀態，但是開弓沒有回頭箭，舊的體系已經崩潰，絕無復原可能，當代再虔誠的羅馬教皇也不可能再售賣贖罪券。世界需要的和正在發聲的，一定是新體系的構建。
歷史已經證明，涉及到“道德”的評判標準，“一刀切”既無必要，也已經過時，沒有任何可行性。而道德標準又確鑿存在，只是既不同於法律的剛性，也不是風俗的無對無錯。仍以婚姻為例，重婚是法律問題，婚禮上的新娘穿紅婚服還是白婚紗，是風俗問題，前者是“不可商量”，後者是“開心就好”，但是，像普基廖夫《不相稱的婚姻》、威廉·荷加斯《時髦婚姻》所傳達的意境，就傳遞了明顯的道德審判：在作者看來，老翁與少女的婚禮、夫婦間毫無感情的無聊婚姻，無疑都不能達到“善”或“好”的標準。
善與惡、好與壞之間是存在界限的，而道德標準又是“彈性”而非“剛性”的。各種特質綜合在一起，如何既掌握善惡界限，又尊重彈性標準，這是對人類智慧的考驗。
智慧，既屬於個人，也屬於族群。
國家發展，要講究市場經濟原則，既不一味管制，也不放任自流，而是既有市場又有計劃。這也可以成為新時代道德標準構建原則的借鑑：關於道德標準，既要保證言論自由、辯論自由，“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又不能喪失是非觀念，要有宏觀引導，從而推動整個社會不斷靠近“善”與“好”的境界。
與其它所有權力一樣，話語權不會天然賦予誰，而必然是在各方博弈中勝出的強者——在政治經濟領域如此，在道德文化領域同樣如此。構建道德標準的“引導者”的角色，不會天生屬於誰，儘管政府、資本、媒體等等，已經佔據政治、經濟、文化、智力等資源優勢，但誰都不可能掌握標準答案，也不可能自詡權威權柄就高枕無憂，歷史是演進的，道德是彈性的，整個人類社會，必然是多方博弈的動態平衡。
博弈過程中，最蠢的是生硬說教和生硬規定，至高境界是寓教於樂潤物無聲，在這方面，文藝可以大有作為，正如古人云，“文以載道”，文藝作品通過生動的形象與意境塑造，在人心中喚起的情感，也將在人的靈魂中鋪設行動自然跟隨的道路。
由此，必將引發全社會的連鎖反應。
道德的修羅場上，沒有局外人，你我都一樣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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