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修軍、申學科、申周，這3個仡佬族漢子住在貴州省遵義市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石朝鄉大漆村，在剛剛過去的2017年，隨著一項項脫貧政策的落地，他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的作為易地扶貧搬遷戶全家搬進了縣城寬敞明亮的安置樓房，過起了城裡人的生活；有的家門口終於盼來了久違的公路，外面的世界從此不再遙遠。這些走出大山的人們臉上，有對全新生活的欣喜，也有些許對未來的迷茫和對過去的不捨……
紀錄電影《出山記》近日在京首映，這是總導演焦波繼《鄉村裡的中國》之後鄉村情結的又一次爆發。這一次，他鏡頭對準的大漆村位於貴州省20個極貧鄉鎮之一遵義市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石朝鄉，在那裡他率領團隊駐紮了近一年，從實地拍攝的近300個小時素材中凝練出約90分鐘的影片，以脫貧攻堅中的易地扶貧搬遷、大通道建設、特色產業發展等為主線，講述了一個當地群眾脫貧致富、走出大山的故事。
極貧鄉里的極貧村
影片中的村民申學科一家，住在大漆村唯一沒有通公路的泉裡村民組，進出需要走一個多小時的山路。為了替父親治病，申學科一次次沿著陡峭山路，把父親一步一步背下山，送往醫院。為此，他極力爭取道路修進自己的村子。
30歲的申周想借政府的易地扶貧搬遷政策離開山村，早日成家立業。但父母在大山裡生活了大半輩子，只跟莊稼牛羊打交道，不敢想象搬去縣城的生活。兩代人的思想不能調和，父子倆爭吵不斷。作為村黨總支書記，申修軍不得不三天兩頭上門調解，自己的生活也因此亂了節奏。
大漆村平均海拔1260米，山巒重疊，溝壑縱橫，全村985戶4119人中貧困戶有432戶1850人。通過一系列精準扶貧政策的落實，截至2017年年底，大漆村易地扶貧搬遷91戶400人，脫貧292戶1292人。正是在這裡，焦波和他的攝製團隊用300多天的時間記錄了脫貧攻堅進程中發生的感人故事。
2016年秋天，焦波關注到一條新聞，隨著2020年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歷史目標的日益臨近，脫貧攻堅戰在全國各地打響，中國有幾千萬的貧困人口即將走出大山。這樣一個歷史大事件應該去記錄一下，帶著這樣的想法，焦波把目光投向了全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貴州。
“貴州省有20個極貧鄉鎮，遵義市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石朝鄉是其中一個。石朝鄉大漆村是鄉里面積最大、海拔最高、人口最多的村莊，也是極貧鄉里的極貧村，脫貧攻堅任務最重。”儘管這些年為拍紀錄片焦波一直在各地鄉村的泥濘中行走，可第一次到大漆村，他還是被當地的交通現狀震驚了：石朝鄉多霧，一年只有100多天是晴天。汽車穿行在濃霧中的大山裡，看不見身邊的懸崖有多深，而去泉裡的幾公里只能靠步行。
2012年，焦波這個50後帶著5個當時平均年齡21歲的孩子，在家鄉山東淄博沂源縣杓峪村蹲守了373天，透過3個農民家庭一年的生活，記錄了這個普通村莊的四時之美和村風民情。這部名叫《鄉村裡的中國》的紀錄片後來先後獲得了包括中國電影華表獎、上海電視節目白玉蘭最佳紀錄片獎在內的22項大獎，成為記錄當代中國農村的影像經典。
和《鄉村裡的中國》裡記錄的杓峪村不同，在位於西南民族地區的大漆村，焦波團隊遇到的第一個挑戰就是語言不通。村民們日常交流用當地方言，焦波他們只能偶爾聽懂幾個詞，拍攝時不是請村支書幫忙當翻譯，就是看說話人的表情推測大意。
以前在村裡拍片，劇組都是跟村民同吃同住，可大漆村沒辦法解決劇組的食宿，他們被盛情安排住在剛建好還沒住滿的鄉敬老院。條件好多了，可每天拍片不管多晚都得從村裡往回趕。
在焦波看來，這次拍片最大的難題還是交通。公路修好前，從務川縣城到石朝鄉再到大漆村的路很窄，一個大車一個小車錯不過來，而這條路劇組幾乎每天都要跑，趕上夜間，趕上冰雨大霧就更危險，有幾次劇組的車被大車別到了懸崖邊，大家只好下車推回來。
去泉裡的路上必經一處懸崖，路本來就很窄，又被洪水衝去一塊，必須一大步跨過去。拍片的近一年裡，每次經過那個地方焦波都提心吊膽，看到劇組的人全都安全通過心才能放下，“泉裡劇組一共去了28次，路上我摔倒了12次，組裡有個攝像小夥子揹著兩個三腳架，頭重腳輕，摔得更多，大家都叫他‘摔跤哥’”。
2017年春節，焦波是帶著劇組在大漆村過的，他們用鏡頭記錄了村民的日常生活，有的已經搬出了大山，有的即將搬出，村裡各種矛盾此伏彼起，每天的爭吵裡也孕育著新的希望。
“留住中國鄉村發展的記憶”
《鄉村裡的中國》裡，張自恩作為村支書一直被鄉村裡的家長裡短包圍著，整天忙著處理雞毛蒜皮的糾紛，而在《出山記》裡，同為村支書的申修軍日子過得就更是“硝煙瀰漫”了。申修軍在村委會幹了22年，如今，在脫貧攻堅政策引導下，面對空前的發展機遇，他下決心要讓大漆村擺脫貧困，邁向小康。
對於“地無三尺平、天無三日晴”的大漆村來說，加強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打通大通道是這裡脫貧攻堅的關鍵環節。可是修路要佔用農民的土地，房屋和牛欄要拆除，大量的墳墓也要遷走。開會動員，挨家說服，可不少村民不是捨不得離開祖祖輩輩居住的大山，就是擔心搬到陌生環境沒法謀生，一場接一場的爭吵填滿了申修軍的生活，有的村民情急之下甚至和申修軍動了手。胳膊上纏著紗布，申修軍一臉的委屈，而更讓他委屈的，是因顧不上自家事常常招來妻子的埋怨。
“村裡就是個小社會，每天發生著很多精彩的故事。”焦波說。
早晨的陽光照進農戶，幾十年心懷文藝夢想的農民杜深忠蹲在家門口，用毛筆蘸水在地上的光影裡書寫《道德經》……《鄉村裡的中國》中的這個鏡頭曾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讓焦波在杜深忠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源於骨子裡的平視視角，一方面來自從小生活在鄉村，對土地天然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也來自焦波幾十年攝影記者生涯的人生歷練。
為了用鏡頭留住爹孃，1974年6月8日，剛學會攝影的焦波給日漸老去的爹孃拍了第一張照片。30年間，他陸續為他們拍了1.2萬張，名為《俺爹俺娘》的攝影專題榮獲了首屆國際民俗攝影比賽最高獎——“人類貢獻獎”，更以親情打動了無數人。
“拍《俺爹俺娘》時，拍著拍著，我有了拍紀錄片的想法。紀錄片是聲音、畫面綜合手段的藝術，動態的影像比靜止的照片更能夠展示自己的一些想法，也更適合講故事，觀眾看紀錄片也比看照片更容易接受。”十幾年前，焦波一手拿相機、一手拿DV，從記錄爹孃的生活著手，開始把鏡頭對準父母身後廣袤的鄉村，將視角落到鄉村社會的發展變遷上。
毫無疑問，《俺爹俺娘》成了焦波走到哪裡都能和村民迅速打得火熱的“通行證”，帶著團隊走南闖北，交流往往從這樣一句話開始：“噢，你就是那個‘俺爹俺娘’啊！”
大器晚成的焦波憑藉一部《鄉村裡的中國》在紀錄片界名聲大噪，“起點高，但壓力也大啊。”焦波說，自己以後每拍一部片子都在想怎麼才能超越前作。這幾年，找他拍片的人越來越多，但焦波很挑，不合口味的一律謝絕。
從《鄉村裡的中國》開始，6年來，焦波帶著他的團隊從一個村子奔赴另一個村子，在江蘇宿遷拍了《大眾村》，在山東菏澤拍了《淘寶村》，在四川宜賓拍了《五世同堂》，他說接下來的作品還是會繼續關注鄉村，“我藝術的根在鄉村，個人情懷在鄉村，創作起點在鄉村，所以我離不開鄉村，那是我的土壤，讓我如魚得水”。
“《俺爹俺娘》是一種親情，《鄉村裡的中國》是一種鄉情，我很熟悉它們，也更容易駕馭這個題材。”焦波說，鄉村在一日千里地變化著，也許過幾年就不是現在的鄉村了，也不是大家記憶中的鄉村了，再想尋找那份鄉愁也沒了方向，“這個現實我們無法改變，但是可以用影像來記錄它，通過系列作品留住中國鄉村發展的記憶”。
6年裡，焦波團隊中的85後、90後年輕人沒有一個離開，儘管他們或是城市人，或是早已離開農村，對鄉村生活並不熟悉。在這樣一個浮躁的時代，還有年輕人肯跟著自己整天在村子裡摸爬滾打，讓焦波非常感動。他甚至像個父親一樣“轟”其中的一對小情侶：“30歲了該回去結婚了，建個安定的家。”
“時間的重量”
“影片裡的人物、故事全部是真實的。”焦波說，村民們的故事，他們的那種狀態，演員是演不出來的，“他們可以重複自己剛說過的話，但絕不會為配合你的拍攝說他們不想說的”。
那些從來沒有參與過拍片的村民，在鏡頭前該說說，該罵罵，時而大打出手，時而又悄然抹淚，這種真實感在首映式現場引發了觀眾們的陣陣笑聲。《出山記》中無一職業演員，無一劇作家創作的臺詞，完全是鄉間生活的真實記錄。
《出山記》北京首映式當天，忙得胃疼的焦波還不忘用手機抓拍在後臺吃盒飯的劇組，捕捉現場觀眾的笑聲和感動。生活中隨時掏出手機來記錄下生動的瞬間，這是當年他做攝影記者的時候就養成的習慣，只不過那時候他隨身攜帶的是一個小徠卡相機。
“拍紀錄片的時候，如果拿著相機或者攝像機，人物就會很不自然，他能明顯感受到鏡頭的存在，如果用手機拍，人物就不會那麼緊張。”焦波說，自己最看重的是能夠記錄歷史、記錄當下、記錄人、記錄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像作品，相比之下，技術是錦上添花的事，哪怕捕捉到的畫面虛了，哪怕只有聲音，那都是真實的現場，“一些攝影人每年春天去一個地方拍油菜花，秋天又去一個地方拍紅葉，我見過很多朋友堅持了10年、20年，拍了幾萬張照片都是一個樣。我就想為什麼大家不去拍風光中的人呢，一代代的人，身上該有多少故事啊”。
10年前，焦波收了6個汶川地震孤兒為徒，教他們攝影攝像技術，“一開始我也把鏡頭對準他們，今年是汶川地震10週年，我會把這部紀錄片拿出來獻給大家。通過紀錄片大家可以看到這6個孩子的成長過程，他們的歡樂，他們的淚水，也會看到長大了的他們怎麼用自己的本事回報社會”。
焦波說，《俺爹俺娘》拍了30年，《汶川地震孤兒》拍了10年，這麼樸素的東西之所以震撼，這就是“時間的重量”，“30年也好，10年也好，1年也好，紀錄片始終記錄的是故事的發展進程，故事永遠在進行著，我們能截取的也只是一個片段”。
比起作品本身，焦波似乎更享受鏡頭外鄉村的變化。《鄉村裡的中國》拍完，焦波拉來一筆錢給村裡修了水泥路，另外一家企業給村裡捐資建立了一個閱覽室。《出山記》停機的時候，全長3公里、因一路懸崖而耗資400多萬元的公路也快完工了，鄉親們說等公路全部鋪上水泥硬化好了請他回去吃羊肉。
懸崖上的泉裡三面環山，有一塊天然的牧場，牛羊在那裡不用看管也跑不出去。修路方案一敲定，申學科就帶頭買了幾頭牛和幾十只羊，準備發展養殖業。想多買，沒錢了，焦波立馬掏了1.3萬元幫村民買了38只羊，前幾天他們興奮地告訴焦波，已經掙了1萬多元。
“看到這些老百姓有了自己的產業，慢慢富裕起來的時候特別激動，比我家富裕了還激動。”焦波說。
《出山記》就要公映了，在焦波看來，片子能在社會上站得住腳，就要有土壤，而這個土壤就是觀眾，“只有觀眾喜歡，才能廣為傳播”。
《出山記》劇照
“《鄉村裡的中國》2016年在騰訊視頻上線以來，播放量6600多萬了，至今還在上升。《俺爹俺娘》1998年在中國美術館展出到今年20年了，仍然在網絡上傳播發酵。”焦波說，開始拍紀錄片的時候就沒想過要大紅大紫，超強的生命力才是真實影像的魅力，“時代的變化，國家的變化，人的變化，都是越發酵越醇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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