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藥神,我只想救人

如果這個世道,程勇多一些,如果,如果這樣的作品多一些,未來應該會更好一些吧。另一方面,如果這個世道不需要程勇等諸多個體的犧牲,就可以真切地實現“病有所醫”,如果環境以及各方面的原因不讓癌症這個詞語影響人們的生死,這就是更好的方向吧。

患病老人叫住警察,拉著他的手說,“領導,我求你一件事。4萬一瓶的正規藥,我吃了三年,房子吃沒了,家人吃垮了,我只想活命。誰家裡還沒個病人。你就能保證一輩子不生病?”

她的眼淚沒掉下來,影院裡有哽咽聲。

未映先火,《我不是藥神》(以下稱《藥神》)於公映前的大規模點映,這種“好不好,作品說話”的挺直腰桿之舉,口碑硬是被做得嘣嘣直響。點映票房過億,豆瓣評分9.0,作品背後上市公司“北京文化”的股票蹭蹭上漲。

數據會說話。國產電影已經很久沒有見到這樣的動靜了。

起拍於2017年3月,公映於2018年7月5日(原定是7月6日),直戳社會痛點的現實題材之作告訴人們的是,觀眾的審美傾向一直都在線,創作人員不需要所謂的“迎合”。小鮮肉、小花、聲名赫赫的著名導演、浪漫美好的劇情等,不是“流量”的必需品,必需的是“作品好起來”的能力,以及“好作品”可以讓人們看到的制度。

《藥神》的出現,點燃觀眾心中星星點點的火苗,讓它具有成為一部現象級影視作品的元素。雖然作為一部現實主義題材的作品,依然有它的不足之處,即故事產出的人與事之間的複雜關係並沒有深刻剖析,但是它能公開上映,對於未來,已是一種希望。如同你告訴我說日子好了,但是日子怎麼好了?你說可以安心地吃到無公害的食物了,再具體一點,你可以說,《我不是藥神》能夠公映了。

這也是影片主人翁程勇走出監獄那句話的大意,現實是很艱難,現在正在往好的方向走,這就是好的。

醫療體制改革是棵大樹,它根部深,上面有太多枝枝杈杈,這部影片是幾個義薄雲天的人通過自己的糾結與努力,繼而推動醫療體制改革這棵大樹中一枝小杈向好的方向發展的故事。

現實主義受到關注,是社會發展轉型階段人們的精神需求,這也體現在文學創作領域中“非虛構”概念受到關注,“紀錄片”的回暖跡象,甚至於“快手”等平臺的出現等。

不免發問,如果這個世道,程勇多一些,如果,如果這樣的作品多一些,未來應該會更好一些吧。另一方面,如果這個世道不需要程勇等諸多個體的犧牲,就可以真切地實現“病有所醫”,如果環境以及各方面的原因不讓癌症這個詞語影響人們的生死,這就是更好的方向吧?!

希望,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一件事物。

剛一開始,他看到的是商機

劇情其實很簡單,背景是2002年的中國一線城市上海。主人公程勇看起來不是個好男人。他打老婆,離了婚欠了一屁股債。他唯一的生活來源,是其經營的“王子印度神油”。據說是一種壯陽藥,但也日漸失去了市場,因為即使是他隔壁的鄰居,一個老人,也說它好像沒有“什麼逑用”,人們現在用的都是“偉哥”。

有一天這個老人給他帶來一個客人。這是一個慢粒白血病患者。

他打破了神油店老闆程勇的平凡人生。

訪客名叫呂受益,為了活命,他必須長期服用一種瑞士進口特效藥,這種藥非常貴,4萬塊一盒,一年要吃掉好幾十萬。呂受益找到一種印度產的仿製藥,比正版藥便宜得多,大概2000元錢就能買到。

程勇不願接他的生意的,因為他不承認自己是“走私”。生意是生意,“走私”就不好聽了。

但是他有他的人生難題,他的父親生病住院,需要對他來說是鉅額的費用,他想和前妻爭奪孩子的撫養權,那麼就需要具備不讓孩子隨母出國的國內硬性生活條件,他也需要錢交店鋪房租。

於是,程勇從一個男性保健品商販,一下子成為印度仿製藥的獨家代理商。

他的生活發生了劇烈變化,病患們稱他為:勇哥,說他是“藥神”。

生意越來越好,程勇與患者的關係越來越深,“勇哥”的名頭越來越大。程勇、患者、製藥廠、警方,被捲進了極具爭議的事件。

在複雜的現實面前,每個人都莫衷一是:到底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法律和人命,究竟哪個更重要?

程勇抱著渾身是血的黃毛說:他只有20歲,想活命,有什麼罪?故事越往後發展,漸漸明朗了起來。

故事中,剛開始,程勇看到的是商機。他穿過印度旺盛絢麗的街道,作為第一個接觸到的中國人,他爭取代理權時說的是“life is money”。

他說中國人多,中國癌症患者多,中國慢粒白血病患者多。

那位第一個找到他的病患的自殺離去,刺激到了他,他知道把藥帶到中國是什麼樣的後果,他決定倒貼錢進去再次把藥從印度帶到中國,此時他已成為一個企業主,現實生活中的他不再缺錢,但是慢性白血病患缺藥。

他說就當“把以前還回去”,他認為他在這場別人的“生與死”的戰鬥中,他的離場是一種愧疚,對於信任他的人來說。他在法庭上說,“看到他們難受”。

程勇的個體在這個故事裡完成了精神上的蛻變。細觀裡面的每個人物在生命面前,最終的態度幾乎都是“義薄雲天”,包括藥販子張長林。他和警察出現在海報上,是這個影視作品的另一種善意。

個人轉變的背後是現實的殘酷,他人的付出。在不利於自己的環境中,做出捨己救人的決定,不是生逢亂世,程勇更加了不起。

浪漫、溫馨,一切歲月靜好的基礎是人們對現實有清醒的認知,並且願意付諸行動去改變它,代價一定會有,如何權衡其中的關係並加以選擇,這是每個人之所以成為自己的重要原因。

電影是在程勇的笑容中的細緻表情紋裡結束的。大屏幕,讓每一條細紋都清晰如見,一如影片剛開始時的油膩邋遢以及各種落魄。

不僅僅是主演,裡面每一個演員的演技都出乎意料的精彩,你都叫不上來他們的名字,但是他們在一起,組成的就是一個活生生的時代困局。

《春光燦爛豬八戒》裡走出來的徐崢更是讓觀眾看到一個演員的職業素養,甚至願意忘了現實中,他是一個商人,是導演,是監製。這部作品中,他是一個好演員。

現實中的“勇哥”

與前一部引起關注的國產社會痛點題材電影《嘉年華》來比,《藥神》有線索明顯的原型故事。這可能是它比《嘉年華》引起更多關注的原因之一。

勇哥的屏幕故事來自於另一個現實生活中的勇哥,即陸勇的人生經歷。

他們的結合告訴你,生活是最好的編劇。

34歲那年,陸勇確診慢性粒細胞白血病,吃了兩年抗癌藥格列衛,花費56.4萬。後來他改用印度仿製藥,價格只要1/20。他把這些藥推薦給其他病友,還幫忙代購,後來因“涉嫌妨礙信用卡管理罪和銷售假藥罪”被捕。

陸勇的遭遇得到了廣泛同情。1002名癌症患者在聯名信上簽字為他聲援,說陸勇“使更多的患者獲得了自救路徑,從而逐步走出人生災難深淵”。

時值《達拉斯買傢俱樂部》上映,主人公在影片中與癌症、人們的偏見及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抗爭。許子東在《鏘鏘三人行》裡說,陸勇更像這部電影的主角。

一年後,檢方決定對陸勇不予起訴。

陸勇在看守所一共待了135天,這段經歷賦予了故事歷經考驗的證明。他被看做普羅米修斯式的人物,不顧自身危險為病友盜取天火。

後來成為電影原型,一定意義上意味著陸勇不再只是一個事件的主角、一個邊緣人群的代表,他的故事進入了大眾視野。

這是陸勇影響力所抵達的最新邊界。這也是他沒有想到的。

陸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衛的仿製藥之上。格列衛是人類第一個分子靶向抗癌藥,將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藥是利潤驚人的生意,瑞士諾華公司的格列衛年銷售額將近50億美金,延續高溢價的策略,美國市場價格曾7年內翻了兩倍,中國的市場價格至今為23500元一盒。對於癌症患者而言,他們別無選擇。

仿製藥與原研藥在劑量、效力等各方面基本一致,唯一的區別在於沒有專利。印度1970年的《專利法》放棄了對藥品化合物的知識產權保護,本國企業開始大量生產仿製藥,並迅速發展成為支柱產業。一種藥在美國上市後幾個月,就能在印度找到價格低廉的仿製藥。

陸勇先後購買過兩種印度仿製藥。抱著實驗的態度,一切檢驗正常,他建立起了對印度仿製藥的信任。陸勇將自己吃的藥介紹給其他患者,成為國內推廣印仿藥第一人,在患者圈內頗有影響。

陸勇案經媒體報道後,向公眾普及了印度仿製藥的概念。大量新聞以及隨後的法律決定、人大代表議案等構成相互印證的鏈條,讓陸勇成為了所有信息的入口,公眾對他的信任,也轉移到對他所介紹的產品的信任上。

陸勇後期又給病患推薦過其它廠家的藥,有人認為是漏洞百出的表演,因為“慢粒患者希望相信一個橫空出世的救世主,能夠幫助他們擺脫苦海。”但陸勇作為開拓者的角色深入人心。很多病患一度想過放棄治療,是印度仿製藥讓他存下希望。他被抓進去,他的事件作為新聞在央視滾動播出,他把慢粒白血病這個疾病公諸於媒體、社會,也是一個推動。《GQ》曾對陸勇的事件進行了跟蹤報道,解讀了其中的人性“複雜性”。

直到現在,陸勇的微博名依然為“藥俠”,他喜歡這個稱呼。6月底,他隨影視作品團隊出現在清華大學的首映禮上,生病以及藥物帶來的痕跡明顯可見。他說多年來,媒體的報道與解讀對他的人物形象有“誤導”,現在他在做與印度有關的文化旅遊項目。

很多人在努力

劉正琛是哭著看完,笑著走出影院的。他是慢粒白血病患者,16年前生病,後來他做公益,主要關注白血病人。徐崢陶虹的公益專項基金“崢愛基金”就設在劉正琛發起成立的北京新陽光慈善基金會之下。兩年前,劉正琛聽徐崢跟他講過電影故事梗概,但是他沒想到作為一個十六年的慢粒病友,看的過程中還是百感交集,淚流不止。

網紅縣委書記陳行甲加入劉正琛的團隊,熟稔政府流程的他無疑是給這個公益項目加了一把柴。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幫助了很多白血病人。

劉正琛說,作品中很多細節是真實的,都有他認識或聽說的原型:在老婆懷孕期間診斷為慢粒的病友,怕照顧不好家人,整晚流淚想離婚或者自殺;孩子得病後,爸爸或者媽媽跑掉,另一半一個人籌款和照顧孩子;媽媽在知道自己得病後,為把家裡僅有的十幾萬存款留給孩子而自殺;母親在孩子得病後為籌治療費提供過性服務……

如果把視線從慢粒白血病這種特定的疾病上移開,在中國,每一個重大疾病,特別是癌症,藥費都難以負擔,最新的抗癌藥例如PD-1抑制劑,價格要從十萬美元起步。

中國是個惡性腫瘤的高發國家,腫瘤對一個家庭帶來巨大的打擊。目前現狀是很多醫生告訴患者:我知道世界上有種療效確切的藥物,但是,告訴你也沒用:因為你買不起。有買得起的,但是你買不到。

“因病致貧”已經成了中國貧困最大的原因。新的治療方案層出不窮,醫療費用上漲的速度遠遠超過人們的收入速度,最終人們面對著兩難選擇:要麼病死,要麼傾家蕩產最後窮死。

所以,我們的朋友圈裡到處可以看到“輕眾籌”,背後是一個個生命,一顆顆破碎的心,還是一個個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

影片中最讓人受觸動的是,醫生介紹治療方案,妻子明知其實無望,依然堅定地說,大夫,我們做。

看電影的第二天早晨,我早起辦事。

凌晨3點,月空朗朗,不遠處有哭聲。一個女人一手抱著孩子一手掌著寫著“快遞”倆字的電動三輪車,從小區保安處哭著離開。

沒一會,她又哭著路過。整個馬路都是安靜的,只有她的哭聲。她停下車接一個電話,對著電話哭喊著,孩子(發)燒死了,孩子(發)燒死了。

整個夜空都是她的哭聲。

我問門口的保安剛才發生了什麼。他說,好像是她的孩子生病了,她在找醫院。我想追上去告訴她關於附近的醫院以及其它的辦法,不管有沒有用。

但是,那天我有對我來說非常緊急的事情。

此後,我問自己,如果有可能,我會做程勇嗎?我知道,實際上我是在擔心,如果我做了別人的程勇,沒人會做我的程勇。

那天凌晨,我最終沒能去追上她。

作者 | 南風窗高級記者 陳莉莉 [email protected]

編輯 | 蒙潔華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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