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冰冰和影視明星的陰陽合同事件，不僅讓我們對自己賺了多少錢和繳了多少稅產生疑問，貼一篇舊聞：

馬雲和我，誰應該交更多的稅？

我們先講兩個故事：

故事一：四年前，我們親愛的馬雲帶領阿里赴美上市之後，接受記者採訪時候曾委婉地表示，雖然上市了，看起來有錢了，但應該適當給他減稅，這樣才有更多的資金投入到在生產中。

馬雲爸爸沒有說出的聲音也很明白：對富人的稅率要降低，如果稅率太高，富人有避稅的辦法，實在不行還可以移民。

大家熟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飾演“廚子”還曾主演過《大鼻子情聖》的法國國寶級演員傑拉爾·德帕迪約就在2012年因稅制問題而放棄法國國籍移民去了比利時。

故事二，兩個月前，比爾·蓋茨也是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雖然已經支付了超過100億美元的稅，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但政府應該要求像他這樣的超級富豪繳納更高數額的稅款。

事實上，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比爾·蓋茨曾多次公開呼籲應提高收入群體的稅收，以增加政府收入，實施財政刺激計劃。與比爾·蓋茨不謀而合的還有巴菲特。

2010年巴菲特公佈了自己的收入和納稅額，當時他的總收入為6285萬美元，調整後的應納稅收入為3981萬美元，最終繳納了15300美元的工資稅和692萬美元的聯邦所得稅，實際稅率不到18%。原因在於存在大量抵扣以及佔收入絕大部分的非勞動性資本收入稅率偏低。

巴菲特說，“一些超級富豪向聯邦政府繳納的所得稅比他們的前臺接待員還少” 。聽完巴菲特的講述，大家或許感嘆，看起來月收入萬元的我，有可能比秒收入萬元的巴菲特的稅率還高啊。

我們理解，國家需要收稅，但是收多少稅才能皆大歡喜嗎？有沒有十全十美的所得稅政策？應該是高收入者的稅率高，還是低收入者的稅率高？其實，在稅收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利用莫里斯教授199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最優稅收理論”來更透徹地理解這個問題。

莫里斯的最優稅收理論涉及兩個重要的經濟學領域：激勵理論和不對稱信息。激勵理論簡單地說就是運用相關措施激發人們的行為，信息不對稱就是我有的信息你沒有，我知道的事情，你不知道。

莫里斯和李大巍聖誕2017聖誕聚會

稅收，從激勵的視角來看，對高收入群體徵收過高的個人所得稅，最後可能導致“蛋糕越做越小”。為什麼呢？

我們繼續剛才那個大鼻子演員的故事，2012法國國寶演員傑拉爾·德帕迪約他宣佈要從法國移民比利時，並發表了一篇對總理的公開信，宣佈自己放棄法國國籍，並闡述了自己這麼做的原因。

德帕迪約稱，自己從14歲開始工作，從最初的印刷工、貨艙管理員到最終成為演員，他一直在交稅，而在過去的45年間，他總共就交了1.45億歐元。

現在德帕迪約還自己經營餐廳、酒莊和葡萄園，“2012年我上繳了佔收入85%的稅收。我不是在抱怨，也不是在吹噓，但是我拒絕被形容為‘可悲’”他還猛烈抨擊起法國的稅收制度：“我離開是因為你們把成功、創造、天賦，以及任何與眾不同的特質都認作必須接受懲罰。”

這裡有個背景，根據法國稅法，收入超過100萬歐元，即要徵收75%的個人所得稅，除了收入稅之外，當時法國總統奧朗德還在致力於一項“財富稅”的推進,按照計算公式，德帕迪約每年應繳稅款將是他本人年收入的1.6倍。

在法國，為了逃避賦稅而移民，德帕迪約並不是第一人。據悉，連世界奢侈品教父、法國首富、LVMH集團總裁伯納德·阿諾特都受不了了，也曾在去年8月尋求移民比利時，法國左翼報紙《解放報》還因此打出大標題“滾犢子吧，有錢的王八蛋！”來抨擊阿諾特。大家乍一聽這個例子；一個有錢人離開自己的祖國，這無論如何是不對的，但如果有一天我們幸運的可以拿到百萬年薪，到手之後只有25萬，似乎也讓我們開始懷疑人生，至少懷疑稅率。

用莫里斯的理論來講，就是政府和納稅人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政府不瞭解納稅人的能力大小和條件稟賦，政府對賺錢能力高的人徵收高額稅賦，這群人沒有足夠的激勵去多賺錢，就會隱藏自己的賺錢能力，或者乾脆移民離開。從全社會的角度來看，稅收的“蛋糕 ”並沒有因為稅率高而變大，實際上是變小了。

於是，莫里斯就提出了政府在不對稱信息條件下，如何設計最優個人所得稅制度得出三個結論：

第一，邊際稅率應該設定在0-1之間。邊際稅率的概念就是指每多掙1塊錢需要多交多少稅。你可以簡單地理解為各檔稅率，比如中國最高檔就是45%。這個結論其實很好懂，假如你每多掙100塊錢，卻要多交150塊錢的稅，也就是邊際稅率高達150%，那你還會願意多掙這100塊錢嗎？

第二，努力工作但收入依然最低的人，邊際稅率應當為0。就像中國個稅免徵額為 3500元，3500元以下的收入，邊際稅率就為0。為什麼需要設置一個免徵額呢？莫里斯說，因為稅收會對低收入者帶來較大負擔，低收入者也沒有理由為相對使用較少的公共產品支付相對高比重的稅，所以我們接受稅收具有再分配的性質。順便提一句，大家知道免徵額和起徵點的區別嗎？比如中國，如果你掙5000，只有1500是需要交稅的，那5000減去1500的3500元就是免徵額。如果超過3500的人才需要交稅，但全部5000的收入都需要交，那3500就是起徵點。所以我們常說中國個稅起徵點是3500元，這種說法是有問題的。

莫里斯的第三個結論是，最高邊際稅率應該為0。前兩個結論都很好理解，但第三個結論是和我們的直覺相反。我們通常認為，稅收應該是累進的，甚至是超額累進，邊際稅率肯定大於0。但莫里斯也說，他本來覺得，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應該是支持高稅率的，但沒想到恰恰相反。

怎麼理解邊際稅率不是越高越好？你想，如果稅率過高，努力工作也賺不到更多的錢，不努力工作也能賺不少錢，那你的最佳選擇是不是就是減少工作的努力程度。就好比剛剛提到的社會主義大國法國，收入100萬歐元的，最後被扣了75萬歐元的稅，只剩下25萬歐元；而收入為0的，也有政府的補貼和福利，香檳、咖啡、麵包圈都有，那麼那不如就在家休息得了。這樣，本來會努力工作的人，沒有努力工作，相當於勞動力資源沒有得到有效率的配置。因此，

從個人所得稅的實踐來看，目前世界各國大多采用累進稅率，以調節收入分配。《21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蒂也建議徵收80%的累進所得稅，以縮小貧富差距。這和莫里斯的結論似乎有著天壤之別。應該怎麼理解這個問題呢？

從1900年到1950年，美、英、法、德等發達國家的最高邊際稅率一直在上升，其中英國在1940-1950以及1970-1980年間幾乎接近100%。但正如剛剛所解釋，這樣會打擊很多像馬雲一樣的富人的積極性，所以不是最佳實踐。近年來各國降低最高邊際稅率是不爭的事實。到本世紀初，幾乎所有國家最高邊際稅率都處於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最低位。當然，不過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由於財政赤字原因，這些國家對於富人的稅率又有所上升。

舉個例子，美國個人所得稅實行超額累進稅率。2017年稅改之後美國基本稅率仍然是7檔。如果家庭年收入少於19050美元，適用10%的稅率；如果家庭年收入在19051-77400美元之間，則對超過19051美元部分的收入按照12%的稅率徵收；其餘收入水平依次超額累進。對最高一級收入採取“累進消失”的制度，即不再按照超額累進稅率計算應繳稅額，而是全額適用37%的稅率。美國最高邊際稅率調整過多次，從上世紀的25%，到里根時代的50%，克林頓時代的39.6%，布什時代的35%，2013年重新調整為39.6%，特朗普最近下調至37%。

好了，再說一下我們中國，中國最高邊際稅率自1980年代起就一直是45%。黃奇帆去年在全國兩會上就建議，中國的個稅最高邊際稅率確實太高，香港只有15%，新加坡為22%；俄羅斯只有13%，巴西為27.5%，加拿大為33%，應該將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從45%降到25%，如果真的實施的話，各位大頭思想食堂的朋友們，是不是每年又多了很多可支配收入吶？我們是否就會更加愉快的吃吃吃，買買買吶？這樣看來，減稅真是一個刺激消費的好手段。

莫里斯的一個重要假設是能力越強的人收入越高，在這樣的前提下，向富人徵稅一定會打擊他們的工作積極性、損害效率。但皮凱蒂的假設是收入由能力和運氣共同決定的。就像比爾·蓋茨、馬雲、雷軍收入高並不只是因為能力強，也是因為運氣好，恰好在時代的軟件、電商、移動互聯網三個風口創造了劃時代的產品。而是因為運氣比較好，那麼就算把他所有的收入都徵稅，他還是會一樣努力工作並不損害效率。

莫里斯的發現後來還引申出不對稱信息經濟學的一個著名定理——激勵相容原則：是要讓人說實話的辦法是保證說實話時的收益不小於說假話時的收益。這個理論我們會在未來的節目中，介紹諾獎得主赫維茨、馬斯金和邁爾森以及機制設計理論時候再來詳細介紹。我們還會提到媽媽分蛋糕、全國選美、買咖啡、包產到戶的例子，值得期待！

好，那麼問題來了，莫里斯的研究成果有哪些政策意義呢？

我們都知道，健康的稅收制度是一個國家強盛的根本。我給大家記得公元前300多年，希臘歷代城邦利用嚴密的稅收、壟斷、貿易使得國家極為強盛，經濟、文化、軍事空前發達，亞歷山大帝國從歐洲一直幹到亞洲，所向披靡；2000年後希臘經濟不行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希臘稅收制度嚴重不合理，偷稅漏稅是全民家常便飯，會避稅的醫生、律師繳稅比普通民眾少，這更讓政府的稅收無法保障。正所謂有錢男子漢，沒錢漢子難。當年的希臘帝國雄風不振，可以說部分的敗在稅收上。所以，兩千年來，最優稅制設計問題成為各國政府密切關注的焦點。畢竟，公平和效率的權衡是讓全世界政治家都頭疼的問題。

好了，我們簡單回顧了給我們設計最佳稅制的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莫里斯教授的學術成就，我們再說一些有趣的側面。

全球化公民莫里斯

莫里斯與亞當·斯密是同鄉，把自己稱為全球化公民。他出生在蘇格蘭，在英格蘭接受教育，在美洲和歐洲工作，近年在香港做教育家，每年中的幾個月，還要去澳大利亞探望女兒。而且莫里斯和中國很有緣分。他曾經是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在牛津大學求學期間的導師。莫里斯和帕瑞莎·威爾森（中文名字為白霞）的第二次婚姻也是中國因素促成的。

多姿多彩莫里斯

當年，莫里斯是劍橋大學辯論隊的最佳辯手，也是是劍橋大學的秘密精英社團——劍橋使徒社(Cambridge Apostles)的成員。大家都知道，世界著名大學都有一些精英俱樂部，比如耶魯的骷髏會。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劍橋秘密網絡” 培養了很多頂級的間諜，包括007的原型。去年一次，我問莫里斯先生有過多少傳奇經歷，他哈哈大笑，並沒有回答我。可能他忙著研究收稅，忘了去當間諜。

學海無涯莫里斯

過去幾年裡，我們基本每隔半年就見一次。每次見到莫里斯教授，只要超過10分鐘，他必須拿出一個kindle 看書，只要超過20分鐘，他一定拿著紙和筆。我想，他不可能是在畫小人吧？跑過去一看，永遠是複雜的數學模型，我問他，難道你還想再來一個諾獎嗎？買一贈一嗎？他笑了一下，說，雖然80多歲了，但想做的事情非常多，比如凱恩斯主義還沒有一個清晰而簡潔的公式，這就是他一直在努力試圖解決的。

至情至性莫里斯

2016年聖誕節我和莫里斯一起參加了場晚宴，當時他唱了首歌，我聽著熟悉，手機搜到是淚蛋蛋拋在沙嵩林。為什麼一位英國老教授可以唱陝北民歌吶？因為莫里斯教授的另外一個好朋友，他的博士生張維迎教授，每次和莫里斯喝酒吃飯後，都會眼淚汪汪地唱這首歌，久而久之莫里斯也就學會了這首歌。

總結一下，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國人民和我李大巍本人的老朋友，微觀經濟學家莫里斯的主要經濟學成就：他設計了對月收入1萬的我們以及秒收入1萬的馬雲、王健林都公平的，激勵相容的繳稅機制，為我們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長治久安，讓每一個人都在社會的不同階層和角落裡努力工作又回報社會，設計了很好的制度。

李大巍

李大巍

他山石智庫（China Thinkers Bureau）創始人，CEO

李大巍曾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中國經濟報告》任職國際主編多年；曾參與財新傳媒創建，曾任財新英文執行總經理，並負責英文雜誌Caixin China Finance and Economics。商業工作之外，李大巍曾在多個公益機構任職，包括銀泰基金會、華媒基金會、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等，並在清華技術創新研究中心兼職從事創新和經濟發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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