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是健忘的。六年前的5月12日，我跟朋友说，早晚有一天，汶川地震只能是每十年出现在版面一次，三个十年之后就变成了教科书。
为了不许忘，我每年都要发本文，每年都有更新。
关于打牌这件事
当年我和电视台的同事们5月13日飞入成都，当天下雨，很多餐厅都关门了，只有麦当劳金灿灿的M还亮着。到酒店安顿之后，我们就开始出门采访。当时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在大桥下打牌的成都人，采访居然有欢快的气氛。
他们有些人看起来忧虑，但是出了一张小鬼之后，回过头告诉我说：要想开一些，你看这样休息一下也好，可以打打牌。他们还跟我们聊天，问记者从哪个国家来，住在成都怕不怕，推荐我们应该去吃兔脸肉等等。
关于生死这件事
我们进入了都江堰。越靠近都江堰，就越多的警车、救护车、消防车，还有志愿者的车。当年我只是一个看了些好莱坞灾难片的小屁孩儿，等自己真到了灾难中间，脑子就傻了。当时我们在一堆瓦砾旁边停了下来（我第一次学到rubble这个词，就是看着这对瓦砾），开始问当地人。
一个老汉说：这一堆本来是五层楼的。
我说：那您的家人都逃出来了吗？
他说：我家还好，可是还有人在里面。
我说：那救出来了吗？
他指指旁边：早上挖出来两个。
我看了看旁边，两具尸体。
这也是我生平第三次看见尸体（前两次各是奶奶和姥姥的遗体告别仪式），忽然间不知所措了两秒钟，然后赶快告诉摄像这些信息，摄像会说中文，但是也只是远远的拍（美国的电视上一般不建议出现尸体、血腥、狰狞的画面，如果有，就要提前警告观众，说下面会出现disturbing的画面，所以一般摄像也不会拍。）
关于找人这件事
许多周边的居民都避难在绵阳体育馆里，考虑到这个地区的处理灾难的经验以及物质条件，其实当时的组织已经很不错。体育馆外还源源不断有人走来，有一处放着一长排白板，上面贴着各种名单，有的是寻人启事，还有不断更新的已收留人员名单。
我们在那里拍了20多分钟，有人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然后再从那一头走回来，然后离开。还有人找到了自己亲人的名字，速速前往指定的区域会合。还有刚刚到的一位老汉，说自己走了两天的路到了绵阳，不知道村子里还有谁出来了。
后来我才想明白这件事。5月12日下午北京有震感，5分钟之后我就接到了纽约的电话，值班编辑说：中国发生了地震，北京办公室赶快看一下伤亡人数。我记得很清楚，5月12日晚间统计人数是460人。后来才明白，因为交通不便，很多村子生还人数不明确，要等这些人走出来，才知道村子里的情况。
关于哭
这一天我们去了一所小学，操场上停着孩子的遗体，救援人员也在疯狂地奔跑来去，操场周围坐满了家长，救援人员每出来一次，就蜂拥而上，然后有些人马上离开，有些人继续围观。
有一位妈妈问救援人员说：她有耳洞吗？
（时间久远，具体措辞已经不那么清晰，请各位见谅。）
救援人员看了一下耳朵，说：是，有三个。
妈妈又问：她的皮带是班尼路的，对吗？
救援人员把孩子翻了一下身，说：好像是。
妈妈再问：她耳朵里的耳机是什么样子的，给我看一下。
救援人员试图从孩子身上取下耳机，但是拿不下来了，妈妈凑过去看。然后直接瘫软在地上，堆成一团，周围人忽然安静下来，半分钟之后，一声嚎啕大哭。
我当天的晚上在翻译这段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对话，对着电脑也在嚎啕大哭。
转天我和摄像说这段，他告诉我：在中国做记者28年，那是第一次他边哭边拍。
我在四川哭过两次，第二次是采访当时。我们采访了一位高三学生，她失去了右手，她说：我同班的一个男同学，替我顶着一根柱子，后来他再也没出来，我到今天还一直想念他。
当时我只觉得两道眼泪直接流下来，不知道下一个问题要问什么。
这位姑娘开始学着用左手写字，推迟了一年毕业，然后考到浙江念大学。
关于日本人
我们在周边拍了一些stand-up（记者出镜），然后也拍了一些b-roll（就是街景，周围的日常生活，我们有两条线的记者，一条在城区，一条在周边。）
然后又到进入重灾区的时候了，我们去了北川，拍日本的救援队。
日本救援队所在现场很安静，那天太阳足，不时有一阵风来，就夹杂着有机体腐烂的味道。所有的媒体都在一条安全线之外拍摄，遗体搬出时，已经包裹得非常整齐，救援人员话不多，只是闷声干活。
我们的音响师是日本人，工作结束之后，他站在拍摄线外，向前来中国救援的其他日本人整齐了鞠了一个躬，对方也立定回敬鞠了一个躬，然后两方都各自回到岗位上继续工作。
关于慈善这件事
我们在四川认识了一位失去了双腿的女孩，当时美国记者问她想要什么，她听说美国有很轻盈的假肢，不知道是怎么样的。记者回到北京之后，开始多方联系，假肢本身很贵，而且每年的护理费用也不便宜，这位姑娘的家庭收入微薄，这笔费用完全超出预算。有很多跟记者（女）貌似很熟的有钱太太们，当时都在说：你去四川的时候，如果需要捐款之类的，一定要告诉我们啊。
此时这群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接着，记者希望能够在本电视台的网站上登出一个集资捐款的广告，也被电视台毙掉了，原因不详。
最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一年之后，我回去看过这个女孩子，她获得了一套政府安置的房子，打算在楼下开个小店，也开始筹划开一家网店卖小装饰品。前天，我和她又重新取得了联系，她的生活也在继续，我也在暗暗想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帮她。
关于假肢这件事
我们之后又回到四川几次，拍摄灾后重建的新闻。有一位六年级的小同学，失去了左腿，我们要拍摄她的日常上课等等。在准备拍摄期间，我问她，生活现在还习惯吗。她跟我说：已经很熟练了，你们要拍我穿脱假肢吧？电视台来了都要拍这个。
当时我的生理反应：一股血流从后脑上直接冲上来。
关于春熙路
两个月之后，我们再回到成都，一切已经恢复。所有的美国记者都觉得成都的姑娘身材好，敢穿，大白天也都穿着属于美国土人dress up的级别，这是因为他们去了春熙路。有一位来自加州的摄像师，在春熙路拍了一个上午，评价是：the happiest day in Chengdu.
关于我自己，到今天我还忘不掉一个孩子躺在废墟里的脸，灰白色的小脸已经没有了生气。那也是我决定放弃新闻的开始，以后有空慢慢说。
十年之间，我总忘不了那生命的脆弱，总要提醒自己：要帮助别人，做有用的人！
地震教会了我好多事情，从如何在没有手机信号的情况下保持联系，到实地逃生演习，从如何面对压力还要保持乐观的心情，到坦然接受生命的无力感。四川告诉我，以后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Hold住就好。
此文献给坚韧乐观善良的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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