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和朋友谈及诗歌，说到唐诗和宋诗，我的评价是：「唐诗不讲理，宋诗才讲理！」语从何来呢？
我们从后面说起，先说宋诗。为什么说宋诗才讲理呢？我们翻看一些宋诗，如程颢的《春日偶成》，后面两句是这样的「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就是讲理，前面好好的说春天的景色如何如何好，其乐融融，写了一半，怕读者误会，就解释一下：「我并不是老顽童，实在是内心快乐啊！」文字尽管很美，但前后隔为两截了。
再比如说，朱熹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就是更直截的说理了。宋一代，理学兴起，文人都太正经，作诗也不免时时讲道理，以上两例都是著名的理学家，他们讲理自不比说，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潜移默化，纵是纯粹的文人也难免讲理了。
苏轼是宋一代最伟大的文学家，他作诗同样不免讲理。《题西岭壁》中前两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都不同」是很自然的写景；但后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还是摆脱不了说理的痕迹。
相对于宋诗，唐诗很好有这样的情况。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与苏轼的《题西岭壁》选址相同，结果也类似，但从前到后没有一句在说理：「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纵然写事，也很直截。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全文如下：「松下问童子，言事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识处。」同样没有半句是讲理的。
即时当真已经是说理了，如李白的「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等等，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饮者对另一个饮者的交谈，丝毫不觉得突兀。
现在综合分析一下，唐诗是不讲理的，他是「我在说」的心态；宋诗是讲理的，是一种「你要听」的心态。因为是我在讲，创作的重心就在自己的感受而不是读者，是一种自信的体现；而宋诗是为了你要听，所以会在意怎么讲、讲什么……因此给人的感觉是诲人不倦。
我个人更偏爱唐诗，因为在我看来，讲不讲是讲话人的事，听不听是听话人的事，凭什么有一个人很高明似的对我指手画脚？
2006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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