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大帝孫權，人稱渣權，又稱孫十萬，這個稱號哪來的呢？
建安13年（公元208年），權自率眾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荊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建安19年，權徵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參軍董和，男女數萬口。權反自陸口，遂徵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淩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
吳嘉禾2年（公元233年），公孫淵反覆無常和東吳翻臉，孫權欲北征，被部下勸阻，於是討伐曹魏合肥等地，均無功而返。
嘉禾3年，孫權派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孫權率大軍圍攻合肥新城，最終再次無功而返。
連續對合肥用兵失敗，更有一次親帥十萬大軍攻打，被張遼打出了個威震逍遙津，連手下大將陳武都在此次戰役中陣亡，此戰之後江東小兒啼哭，一聽到大人嚇唬說“遼來”，便停止啼哭。
為何孫權一直對合肥念念不忘呢
合肥在長江和淮河的中間地帶，南臨施水。施水是長江的一個支流，由北流來，自西向東穿過合肥城，向東南方注入巢湖，巢湖水經濡須水向東南注入長江。在施水北面是淝水，淝水向北注入淮河。施水和淝水距離很近，在夏季江河暴漲時，兩條河流相互連通，從而使船隻可以經由此條水陸從淮河駛入長江。若再開鑿人工河使其連接，則即使不是夏季也可以通航。因此合肥就處於聯繫江淮兩條大河的水陸交通樞紐。曹魏佔據合肥後，若再控制濡須水口，就可以把其在淮河水域的水軍調到長江上，從而對孫吳的江防體系形成嚴重的威脅。即使短期內曹魏水軍還打不過孫吳水軍，但控制巢湖後就可大規模訓練水軍，逐步具備與孫吳水軍抗衡的能力。所以曹操佔據合肥後，孫吳則全力經營濡須口，在濡須水口夾水立塢，並在巢湖建立水軍基地，長期駐紮水軍。一是阻止敵人挺進到長江沿岸，二是確保對巢湖水域的控制。
從陸路上看，合肥向東可進入塗水，塗水由西向東注入長江，魏軍沿塗水東進可達到長江北岸的瓜步渡口，逼臨孫吳國都建業北大門。但由於瓜步附近江面寬闊，渡江困難，因此這一路的威脅不大。威脅最大的是從合肥向東南到達歷陽渡口，從採石渡長江，逼臨建業的東大門。因為建業附近的江面上，歷陽——採石之間的江面寬度最小，且有自然形成的渡口可以利用，是最佳渡江地點。而歷陽——採石的下游，江面非常寬闊，且江南方面均是高崗連綿，沒有合適的渡口可以登陸，因此橫渡非常困難。195年孫策率軍東渡，三年創建江東基業，當時就是從這裡渡江的（孫策從橫江渡江登陸牛渚，橫江在歷陽境內，牛渚即為採石）。222年曹丕三路伐吳，東路軍大司馬曹休出洞口準備渡江，洞口的地理位置就是歷陽的橫江附近。280年晉滅吳之戰，東路軍王渾部的攻擊目標就是歷陽和橫江。1162年，金主完顏亮率60多萬大軍攻擊南宋，也是由此渡江攻採石，結果被南宋名將虞允文擊敗。除此之外，南北朝時北方歷次對建業的攻擊，絕大部分都是由這裡渡江。
因此曹魏控制了合肥，就可以從水路、陸路等幾處前進到長江北岸，如同扼住了吳國的咽喉，使其江防非常吃力，喘不過氣來。孫權鍥而不捨地攻合肥，從防禦角度看，是要拔除這顆釘子，將防線向北推進，使長江防線不至於暴露在敵人的直接打下。
而且由於合肥處於溝通長江淮河兩大水系的要衝，孫權佔領合肥後，可發揮水軍優勢，由合肥沿淝水入淮河，攻擊曹魏揚州腹地，而不必擔心後路被敵人騎兵抄擊，補給被切斷。
合肥對於孫吳來說，不論是防禦還是進攻都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孫權執著地攻擊合肥，說明孫權同學不是鑽牛角尖，是有現實的戰略的考慮的。
其實江淮之間的行軍路線不止合肥這一路，北方南下，走陸路則有合肥之東的盱眙——塗中——瓜步的陸上行軍路線，晉滅吳之戰，其東路司馬伷軍走的就是這條路線。走水路則有更東的淮陽——中瀆水——廣陵的水上行軍路線，這條路線是春秋時吳王夫差為北上中原與齊、晉爭霸而開鑿的人工運河，稱為邗溝，是後來京杭大運河江淮段的前身；曹丕在224年、225年兩次伐吳，就是順這條路線將其淮河舟師駛入長江。這三條路線分別對應著長江上的三個渡口：歷陽(採石)、瓜步(建業)、廣陵(京口)。（注：前者是江北渡口，後者是與其對應的江南渡口）雖然這三條路線均能抵達長江，但由於長江下游江面寬闊，瓜步、廣陵兩個渡口渡江困難，因此對孫吳威脅不大；何況邗溝是人工開鑿的運河(中間連接了若干個小湖泊)，三國時由於年久失修，船隻通行困難——曹丕回軍時由於水淺，不得不把舟師留下，自己從陸路返回洛陽(見《三國志·蔣濟傳》)。宋人陸游曾說：古來江南有事，從採石渡者十之九，從京口渡者十之一，蓋以江面狹於瓜州也。直到唐代以後，由於下游的泥沙淤積，廣陵(京口)江面變得狹窄，才成為渡江的主要路線。因此在當時可以選擇的三條南下路線中，合肥一路是威脅最大的。
同樣孫權伐魏要北上，在可以選擇的三條路線中，合肥一路也是最穩妥的。因為走塗中——盱眙的陸路，後續補給非常不便，且擔心敵人騎兵的包抄，在江淮平原上曹魏的騎兵優勢最容易發揮。走邗溝的水路，由於水淺，行軍比較困難。只有走合肥的水路，既能發揮東吳水軍的優勢，又可通過施水、淝水等自然形成的河流直抵淮河。
當然除了江淮平原的上述三條進軍路線之外，孫權北伐還可以走從廬江進攻六安、安豐，經略淮西的路線。但這條路線要穿越大別山脈，行動更加困難，一般很少選擇。
雖然走合肥北伐的路線最為穩妥，但其它兩條路線也不是不能選擇。在一定的戰略形勢下，三條路線互相配合也許會收到比強攻合肥而不下更好的效果。孫權之所以這麼沒有選擇，是因為其“割據自保、趁隙尋釁”的戰略。
在割據自保的戰略下，孫權的打算是先保存實力，割據江東；等待機會，趁隙尋釁而進取；決不出動傾國之兵，以免一旦失敗，大傷元氣；決不和敵人主力決戰，以免損傷實力。因此其數次攻合肥，多是趁曹魏西方戰線有事，主力西調的時機趁虛而入。一旦聽說敵人主力回援，往往不等其主力部隊到來，便先行撤走。每次出兵都是選擇水路能夠到達的地方進攻，很少貿然脫離江河同敵人在陸地上較量。這和諸葛亮每次北伐均出動傾國之兵，務必要和敵人主力決戰的態度完全不同，差別就在於諸葛亮目的在於進取，而孫權的目的在於自保，因此怕傷了老本。這種情況下，走合肥北伐的路線是最符合其“割據自保、趁隙尋釁”戰略的。
譬如208年孫權第一次攻合肥，當時合肥城由曹操所置揚州刺史劉馥和別駕蔣濟駐守。劉馥、蔣濟均非名將，孫權圍城百餘日，城將陷。而曹操主力陷在荊州(剛打完赤壁之戰)，多染疾役，無力派大兵救援，只好派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將領叫張喜的，帶千餘名騎兵往赴。張喜路過汝南時，把汝南的數千防軍也帶上了，就這樣援軍的總數也只有幾千人。結果走到半路，這幾千人也生病了，根本無力解合肥之圍。蔣濟只好拿出詐唬的手段，說有四萬援軍已到附近，並裝模作樣地派人出城接應，還故意讓出城接應的人被孫權俘虜了。孫權聽說敵人援軍已近，不敢交戰，嚇得趕緊把輜重燒燬撤退了(見《三國志·蔣濟傳》)。攻陷合肥的天賜良機就這麼輕易地丟掉了。以後曹操在合肥屯駐重兵，並派名將張遼、樂進、李典等駐守，孫權就再也沒有機會了。
天賜良機被錯過，根源在於其割據自保的戰略，不敢和敵人主力交戰。若換了曹操，當如在鄴城之戰一樣，以一部繼續圍攻，親率主力迎擊，趁敵人援軍遠來疲憊，爭取一戰擊破之，則戰役大局可定。(鄴城之戰：曹操大軍圍鄴，袁尚帶兵來救，曹操親率主力擊破之，鄴城知援軍已敗，軍無鬥志，人心崩潰，遂陷)或如周瑜領導的江陵之戰那樣：當時曹仁守江陵，派兵圍吳將甘寧於夷陵，周瑜留淩統率一部監視江陵，親率大軍解夷陵之圍，破曹軍，然後回軍圍江陵。江陵失去夷陵的犄角之勢，孤城難守，曹仁遂退走。
再如247年，孫權又打算派大軍北征江淮。零陵太守殷禮針對以前數攻合肥而不下的教訓，向孫權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戰略計劃：聯絡蜀國的姜維使其出兵作為西路軍，攻曹魏的隴右諸郡，牽制敵人西線兵力；派諸葛瑾、朱然率大軍從荊州攻襄陽，為中路軍；東路則派陸遜、朱桓率大軍繞合肥不攻而攻壽春，孫權自己率大軍由廣陵出發，沿邗溝水路北上淮陽，攻徐州。如此出動傾國之兵，數路並進，使敵首尾不相救應，一路突破，敵人的防線就有可能全線崩潰。到那時，孫權的所得就不僅僅是合肥了，而是可以全略江淮甚至問鼎中原。但是孫權處於割據自保的考慮沒有采用。
殷禮的戰略雖然宏偉，但風險很大，勝可兼併天下，敗則元氣大傷。孫權本無問鼎中原之志，此時又年老志衰，更不願意冒險了。其實風險和收益是對等的，攻合肥雖然安全，但收益甚微；棄合肥而不攻，數路出擊直搗敵之腹心雖然冒險，但收益極大。孫權若有大志，早就可以這麼做了，也不會等到2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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