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琴家郎朗的老師——著名音樂教育家朱雅芬教授家中的電話總是響個不停。原來，許多家長希望孩子拜朱教授為師，成為下一個“郎朗”。
與中國改革開放同步的學琴熱，讓越來越多的孩子加入到“琴童”行列。面對兒童綜合素質的普遍提高，朱雅芬感到由衷的高興，但同時也對家長日益增長的“功利心”為孩子擔憂。
樂器教育＝萬能教育？
30多年的小提琴熱、鋼琴熱席捲中國大地，特別是隨著郎朗、李雲迪等一批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傑出鋼琴家的不斷湧現，為“高燒不退”的“學琴熱”又加了“一把火”。
“在不少家長看來，沒有一項學習活動可以如此一舉多得，樂器簡直就成了有百利而無一害的萬能教育機。”朱雅芬說，有的家長為滿足自己盲從、攀比的心理，不惜重金甚至用高壓手段強迫孩子學琴，極大地忽略了孩子的興趣和自由選擇。
在歐美國家，鋼琴的教學理念是“順其自然”，孩子一旦入門，想象力、理解力突飛猛進，再苦再累也願意付出，因為是“真正的喜歡”。
反觀我國，鋼琴教育的最大特點是家長激情高、投入大、奉獻多，而孩子興趣不大。
“有的家長讓孩子學琴的理由竟是‘文化課不好，學學鋼琴算了’。”朱雅芬說，只有具備深厚的文化修養和文化基礎，才能理解古典音樂的背景、風格與內涵。“文化課不好，鋼琴能學好才怪！”
“我當年之所以收下郎朗，首要因素是他對音樂有天賦。”朱雅芬回憶說，“第一次見他時，我就發現了郎朗對音樂的熱情和興趣，他有極強的表現欲，對音樂有與生俱來的敏感，對旋律和節奏有極強的領悟力。”
朱雅芬坦言：有些孩子並不適合學琴，因為對音樂沒興趣，特別面對日益繁重的課業壓力，再從事自己不喜歡的事，不僅不能釋放孩子的緊張情緒，反而會增加壓力，得到學習和“愛好”的雙重打擊。
“考級風”像“炒房運動”
原本旨在增強孩子榮譽感、激發音樂興趣的考級制度，變得愈發功利。
朱雅芬認為，為在升學中得到一些好處，很多家長把考級當作升學的捷徑。考級隊伍愈發龐大，“考級風”像“炒房運動”一樣愈演愈烈。
“為了考級成功，有的家長讓孩子一年專攻幾支曲子（每一級考試只考約４首曲子），證書一到手，琴就不彈了；有的讓孩子放棄文化課；還有的盲目效仿郎朗爸爸，把孩子弄到北京租房陪練。”
朱雅芬說，“這種拔苗助長式的應試學琴，只會讓孩子興趣全無。”
“有時候，西方人看我們拉小提琴、彈鋼琴就像我們看他們拉二胡。”朱雅芬說。
從技巧上講，亞洲人的基本功非常紮實，但面對當前的考級熱，很多孩子只關注炫技，而忽視了作品內涵，有些考生甚至不知道自己所演奏曲目的作者和創作背景。
據瞭解，不少業餘小選手在考級中選擇遠遠超越他們年齡理解能力的高難度曲目，讓評委們非常意外。
朱雅芬說：“這就好比小孩穿了大人鞋，感覺非常怪。”
據不完全統計，全國音樂考級機構約170家，其中既有少年宮、文化館、藝術表演團體等文化部門，也有藝術院校等教育部門。
“為迎合家長的功利心態，考級機構愈發氾濫，水平參差不齊，出現了奪考生的惡性競爭現象。”朱雅芬舉例說，“比如你考６級沒通過，一些考點為收取費用就降低標準，給你５級證書。這不僅使那些真正的考生對學習音樂失去了興趣，而且讓嚴肅的考級喪失了權威。
讓學琴不再功利
郎朗說：“音樂是高級的語言交流，彈奏樂曲其實就是一個探索、尋找人生的過程。練琴都會有煩躁的時候。而朱雅芬老師不僅教我鋼琴技巧，更鼓勵、激發我的興趣，及時排解我的厭彈情緒。”
有一次，郎朗準備參加某大型鋼琴比賽，賽前因為緊張或厭彈，演奏的句法、聲音很離譜，受到朱雅芬的批評，眼淚“譁”地就下來了。
朱雅芬回憶道：“他那麼努力，覺得很委屈。我便用鼓勵的語氣指出不足，一點點讓他看到希望、樹立信心。最終他在500多名參賽選手中脫穎而出奪冠。”
這個故事告訴家長和老師，孩子學琴時不能打罵，學琴的目的不只是多一種能力，更是培養他們對音樂的熱愛，使他們感受到自己的價值。
“一學琴就得成為郎朗、李雲迪的想法可以理解，但不太現實。抱著功利的學琴心態，不可能培養出下一個郎朗。”朱雅芬說。
“家長們不要忘記，能彈一首好鋼琴的律師、醫生、經濟學家甚至國家領導人大有人在。家長的心態一定要長遠、開闊，學哪種樂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讓孩子懂得生活、熱愛生活，不管未來從事哪個專業，音樂會讓他們終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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