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新潮》同時段推出,1919年成爲了北大的「雜誌年」

兩種內容豐富、校印精審的大型學生雜誌集中在1919年1月初推出,仍然讓1月6日返校開學的北京大學師生眼前為之一亮。再加上1月底又冒出一個《國故》月刊,這下子北大熱鬧了,1919年成為了北京大學的“雜誌年”。

不同的思潮在北京大學學生中交流、激盪、撞擊,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派別,學生自己創建的刊物和它們背後的社團,正是“張皇其學說”的手段。《新潮》、《國民》和《國故》分別代表三種影響較大的思想取向,如馮友蘭所說:

學生們還辦了三個大型刊物,代表左、中、右三派。左派的刊物叫《新潮》,中派的刊物叫《國民》,右派的刊物叫《國故》。這些刊物都是學生自己寫稿、自己編輯、自己籌款印刷、自己發行,面向全國,影響全國。[1]

這種“左、中、右”的絕對劃分不太妥當,但大致反映出三份刊物不同的傾向,同時他也提到了這些刊物由學生獨立運作的特徵,以及對全國的影響。[2]

《國民》被認為是學生救國會的機關刊物。學生救國會是一個全國性學生組織。但是它的負責人中如許德珩、易克嶷、高尚德等人都在北大。1918年5月,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為了抗議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遭到日本警察的鎮壓,中國學生決定罷課,兩個星期後,因為罷課沒有效力,於是決定全體回國。當時回國的留學生達1000多人,他們派李達、王鶴鳴等代表與北大等校的學生取得聯絡,於1918年5月21日發起京津地區的大專學校2000多人向總統府請願。這次請願“十分溫和”,也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回應。但請願的結果是一部分激進的學生不滿於“北京學生死氣沉沉”,決定成立一個團體,出版一種刊物。團體是“學生救國會”(最初叫“學生愛國會”),刊物是《國民》雜誌。

《國民》、《新潮》同時段推出,1919年成為了北大的“雜誌年”

《國民》雜誌社的籌備工作早在1918年暑假許德珩和易克嶷作為學生救國會代表南下聯絡時就開始了。學生救國會要出版一個刊物的想法甚至得到了孫中山的讚許。[3]這說明《國民》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純粹的學生刊物,和外界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國民雜誌社本來訂於1918年10月13日舉行成立大會,但因為借用的北大法科禮堂“有特別事故發生”,成立大會延期到10月20日在歐美同學會舉行。

國民雜誌社的成立啟事發表在12月19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上,啟事聲明該社同人“感於世界潮流變遷之劇,國民智識不足以資為因應”,故而要“本研究之所得貢獻國民”。其“四大主旨”是:(一)增進國民人格;(二)灌輸國民常識;(三)研究學術;(四)提倡國貨。這些主旨的意圖是要打通學校和社會的界限,使學生平日所學可以為社會服務,可以看做是以學生身份參與國民教育和社會輿論的一種嘗試。

《國民》雜誌社的社員前後共189人,分為評議部和幹事部兩部分,幹事部又分總務股、編輯股、調查股、會計股,每股設主任一名,幹事若干名,評議部設議長一名,並設特別編輯員和京外經理員若干。[4]五四運動以後,雜誌社對機構進行了簡化,只分經理部和編輯部,“經理部設主任幹事一人,綜理本社對內對外一切事項,設幹事五人,分管印刷、發行、文書、庶務、會計諸事務”;“編輯部設編輯員五人,主持編纂雜誌及其他重要文字事務,編輯主任由編輯員輪流擔任”。入社條件是“凡學界青年贊成本社宗旨者,經本社社員五人以上之介紹,得為本社社員”。

新潮社的成立也是在1918年秋季,10月13日、19日開了兩次預備會,選定職員,四處徵集稿件,11月19日正式成立。12月3日,“新潮社”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北京大學日刊》上。“成立啟事”宣稱:這是一個“同人集合同趣”組成的社團,主旨是“專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批評中國現代學術上、社會上各問題為職司”,這正是這些發起者日常談天的主要內容,看來他們是要把“群言堂”和“飽無堂”擴大到全校和社會上去。

《國民》、《新潮》同時段推出,1919年成為了北大的“雜誌年”

新潮社成員合影

新潮社分編輯部和幹事部,編輯部設主任編輯一人,編輯一人,書記一人,幹事部設主任幹事一人,幹事一人,書記一人。新潮社初創時有社員21人,[5]進入門檻相當高:“本校同學投稿三次經本志登載者,得由本社約為社員”;“非本校同學投稿三次經本志登載者,有社員二人以上之介紹,得由本社約為社員”。而且,“凡社員一年以內不投稿,而對於社務又毫無貢獻者,一律默認為自請退社”,由此清退的社員有成平、黃建中、劉敵三人。[6]不過入社規定後來有所放寬,只要接受新思潮又有社員介紹的同學,都可以入社。[7]後來新吸收的社員約40人。

好象是約好了似的,《國民》雜誌聲明一卷一號將在1919年1月10日出版,《新潮》則定於1919年1月1日出版第一期雜誌。雖然因為印刷問題,日期略有愆誤,但此前北京大學還未出現過“學生之自動刊物”,兩種內容豐富、校印精審的大型學生雜誌集中在1919年1月初推出,仍然讓1月6日返校開學的北京大學師生眼前為之一亮。再加上1月底又冒出一個《國故》月刊,這下子北大熱鬧了,1919年成為了北京大學的“雜誌年”。

1月28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上登載了《國故月刊社成立會紀事》,稱“國故月刊社於二十六號(星期日)下午一時在劉申叔先生宅內開成立大會。教員到者六人,同學數十人。”不知道是經費還是稿件問題,這份雜誌的創刊號推到3月20日才出版,但推出之前,因為《公言報》關於北京大學思潮的評述和林琴南、蔡元培的筆戰鬧得滿城風雨,這份以“發揚國故”為號召的北大唯一的舊派雜誌已經名聞校內外。

《國民》、《新潮》同時段推出,1919年成為了北大的“雜誌年”

林琴南

據《國故》月刊第一期介紹,該社的宗旨是“慨然於國學淪夷,欲發起學報,以圖挽救”,創辦的提議起自國文系的學生俞士鎮、薛祥綏、楊湜生、張煊,是他們“首謁教員,次向校長陳述”,才得以成立《國故》月刊社。[8]這份月刊的總編輯為劉師培、黃侃,教員編輯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列名的是陳漢章、朱希祖、馬敘倫、屠孝寔、梁漱溟、康寶忠、陳鍾凡,並聲明“尚擬請編輯數人,俟得同意後再布”,等到3月20日《國故》第一期出版,“特別編輯”中去掉了朱希祖、梁漱溟,增補了吳梅、黃節、林損。學生編輯則《北京大學日刊》列張煊、薛祥綏、俞士鎮等九人,《國故》出版後增補了胡文豹一人。

《國故》月刊幾乎集中了北京大學當時所有研究“國學”的人物,背後據說還有屠敬山、張相文等北京大學附屬的“國史編纂處”的耆老支持,雖然這些總編輯和特別編輯,可能真的只是“被拉來寫文章的作者和作虎皮的大旗”,[9]但止此一端,已經可以看出這些擁護國學的學生,活動能力和號召力都不弱,未必亞於以“新學”、“救國”為號召的《新潮》和《國民》諸君。

《國故》月刊社的成員相對穩定,組織也較簡單,除了總編輯、特別編輯及十名學生編輯外,另設總務主任一人,總務四人,庶務四人,文牘四人。

通觀三家雜誌社的組成,《國民》雜誌社成員較雜,組織架構也多有模仿學生救國會之處,其實一家雜誌社沒必要那麼多股和幹事,實在沒什麼必要,成立評議會更是對編輯和經營無所補益,所以五四運動後有所調整簡化。新潮社側重於思想文化批評,要求社員都有定期定量的“撰述”,創建時成員都是學生,是最純色的學生社團。[10]《國故》月刊社更像一個趣味性組織,成員相對固定,而且不少主要人物如張煊、孟壽椿、陳鍾凡同時也參加了國民雜誌社。

《國民》、《新潮》同時段推出,1919年成為了北大的“雜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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