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聊一會兒，夢中有世界。大家好，昨天從影視角度聊完《我不是藥神》，今天我們繼續從“藥”的角度聊，這是你們更關心的話題。
《我不是藥神》對大多數醫藥界人士來說，估計都能聯想起當年轟動一時的“陸勇”案。現實中的陸勇是一名慢粒白細胞患者，給自己買藥也幫助病友代購印度抗癌藥，這些藥品在國內屬於未經許可的假藥，被捕後，在病友的強烈聲援下最終釋放。
故事在博得大家的淚水同時，也讓癌症患者及家庭成為關注焦點。近年來癌症發病率居高不下，醫藥費用令人咋舌，患者及家庭想盡一切辦法籌錢看病，最費錢的一筆支出當屬抗癌藥品。這些抗癌藥品動輒幾千上萬元一盒，一年幾十萬元的買藥費用，一般人家都難以承受。這也是影片男主角之所以被患者稱為藥神的重要原因——藥便宜了，買得起，命也就“續”上了。
很多人一邊看電影一邊擦眼淚，估計還會一邊罵這藥怎麼就那麼貴，謀財害命啊！醫藥界人士聽到這個話，估計多半會搖頭，並感嘆“真是兩難”啊。如果藥價下降，對患者利好，但是對製藥公司來說，沒有利潤就意味著再也沒有動力去研發藥品，將來或將無藥可用；如果藥價不降，醫保來埋單，國家財力有限，降了這個藥，其他疾病群體利益就被“擠出”，究竟給誰埋單好？如何降價、怎麼降、降幅多少，這需要政府、製藥公司、醫保、醫生、患者多方面的博弈。同時，各國對全球創新專利藥的政策差異，也影響著價格高低。
一片不起眼的創新專利藥，背後是一場製藥公司的豪賭。高達數十億美元的研發投入、長達十幾二十年的研發週期、一期接一期不允許失敗的臨床試驗，只為了“賭”其有效、特效，換來20年的專利保護期，實際上等到新藥上市後，基本只剩七八年專利期。業內有一句話概括了這種“豪賭”：“第一片藥生產出來需要花費10億美元。”
那麼，患者就必然要為這麼貴的藥埋單嗎？不一定。
首先，新藥專利期到期後藥價會斷崖式下跌，這時與專利藥生物性、有效性一致但便宜很多的仿製藥，會集中進入市場，價格會在市場競爭下越來越低。
其次，國家還可以立法強制許可仿製。按照約定，各國可以在本國出現公共健康危機的時候，實施藥品強制許可，即使是專利期內的藥品，也可以強制許可仿製。影片中男主角從印度帶回的藥品就是強制許可仿製藥品。按照入世協議，發展中國家對專利保護有10年過渡期，印度利用過渡期發展仿製藥產業，10年過去後，依然想辦法強制許可，以保護仿製藥產業發展。而我國遵照協定，不允許強仿。但是話說回來，印度藥不一定就是便宜的“神藥”，其中也不乏假藥、無效藥，印度製藥工業水平只是發展中國家水平，仿製能力仍有待提高。
第三，藥價也可以談。一方面，藥品的定價，還要看臨床效果，以及惠及的人群，如果效果只是有點用，或是隻惠及很小一部分人群，則需要重新評估其價值，與製藥公司商量價格。一些國家有專門機構，用健康經濟學來衡量藥效，讓藥品費用更物有所值。另一方面，有些國家醫生群體替患者出面與製藥公司協商定價。2016年、2017年，我國已經啟動兩次醫保談判定價，十幾種抗癌靶點藥物通過談判實現大幅降價並進入醫保目錄，一些藥品價格甚至被“腰斬”，大量患者都能吃得起。比如治療非小細胞肺癌的易瑞沙，月均藥費從15000元降至7000元，而曲妥珠單抗（俗稱赫賽汀 ）則由一支2.2萬元，降到7600元。今年，進口抗癌藥品還要實現零關稅。
當然，我國有很多過了專利期的藥品仍然採用原研藥模式來維持原價，這也是一個大家詬病的現象。這與不合理的市場環境、定價模式有關，也與公眾願用進口藥、不愛用國產藥的用藥習慣有關。我國的創新研發能力、仿製能力較弱，難以與這些專利藥形成競爭，公眾用藥習慣則助推了這一“惡果”。這需要從根本上重視、提高創新研發能力，推動良性競爭環境形成，生產出高質量的創新藥品和仿製藥品，才能有市場話語權。
今年4月，國務院出臺《關於改革完善仿製藥供應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見》，提出制定鼓勵仿製的藥品目錄，高質仿製藥進入上市藥品目錄集。並從研發、生產、採購、支付、使用全鏈條，為高質仿製藥替代原研藥鋪平落地路徑。仿製藥是各國控制治療成本、提高患者用藥保障水平的重要手段。上述兩個目錄，被視為中國從製藥大國邁向製藥強國的重要舉措，業界稱“中國仿製藥行業有望迎來春天”。
雖然說，一邊要首創，一邊要高質量仿製，路還很長，但是從國家上述動作、出臺的各類措施中，不難看出國家的決心。國家醫保局的成立，更是讓合理藥費想象有了堅實基礎。
影片簡單直白卻備受關注，正是複雜而糾結的現實給了電影巨大創作空間。看電影不需要多長時間，改變現實卻要全國每個人用無法丈量的長時間來實現。因此，且給國家一些時間，畢竟我們是人口第一大國，發展中國家，還面對著無止境的各類醫療藥品需求。這正是：為生命亮起綠燈，讓吃藥不再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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