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大背叛
科學中的欺詐
[美]霍勒斯·弗裡蘭·賈德森 著 張鐵梅 徐國強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8-06
ISBN: 9787108062833 定價：45.00元
內容簡介
在中國現代語彙中，“科學”幾乎等同於“正確”；然而在金錢與權力對科學干預越來越深的今天，欺詐事件的頻發使人們不得不對“科學具有無私利性”的說辭進行深刻的反思。分子生物學史專家賈德森長期致力於科學欺詐問題的研究，清晰地回顧科學不端行為的經典事件和近年案例，並試圖找出每件事情的真相。本書從當代文化之中深掘科學欺詐的背景，併為我們將來如何與科學欺詐展開鬥爭提出了令人興奮的構想。
霍勒斯·弗裡蘭·賈德森（Horace Freeland Judson），喬治·華盛頓大學近期科學史研究中心創建人、前主任，1987年麥克阿瑟獎得主，著有里程碑式的著作《創世紀的第八天：20世紀分子生物學革命》。他在《紐約客》《哈珀斯週刊》《自然》《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柳葉刀》《細胞》《基因》《美國醫學會會刊》等雜誌發表大量文章，並且是《時代》週刊的長期通訊作者。
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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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引言
第一章 欺詐的文化
第二章 何謂欺詐：學術欺詐的類型
第三章 共犯的模式：近年來的案例
第四章 難以定量，難以定性：科學欺詐的發生率及其定義之爭
第五章 巴爾的摩事件
第六章 同行評議問題
第七章 作者身份、所有權：榮譽、剽竊及知識產權問題
第八章 互聯網公開出版的興起
第九章 從實驗室到法庭：追究不端行為時的體制問題
結 語 向穩定狀態轉變以及科學的終結
註釋及文獻來源
譯後記
引 言
科學在新世紀之初早已成為重要事業，這裡談的便是欺詐和不端行為投射其上的結果。
讓我們考慮缺陷在科學研究中所起的作用。
17世紀初，英國解剖學家威廉·哈維（William Harvey）在最初嘗試分析心臟跳動和血液流動時，在一些有相關缺陷的動物或人身上得到了重要的觀察結果。健康正常的哺乳動物存活時，心臟四個房室的搏動順序以及心跳與脈搏之間的關係，因為太快、太連續、太細微、太模糊，而無法通過觸摸或體外聽音來分辨，甚至活體解剖一隻動物的胸腔時也無從觀察，比如案子上屠宰的豬狗或者圍捕中獵殺的鹿。但哈維觀察了瀕死動物的心跳過程。他的拉丁文記錄寫道：“心跳逐漸變緩變少，間歇變長，由此更易於觀察和揭示心跳運動的真正過程。”這樣，他清楚觀察到心跳時房室搏動的順序。兩個心耳（auricle，現稱心房）首先開始收縮，然後兩個心室再收縮。他指出，我們從胸壁外所感知的心跳並不像當時所公認的那樣，是由於心臟擴張自身的填充運動所致，正如吸進空氣的風箱一樣；而是由心臟肌肉緊縮，排出血液的運動所致，心臟就是一個血泵。哈維是查理一世的私人醫生。一幅著名畫作表現的就是哈維向他的這位皇家保護人及患者解說心臟跳動的過程。哈維還觀察了那些處於胚胎階段的動物的心臟，例如在雞蛋內剛成形的小雞心臟。他最極端的觀察是一位患者長在頸部右下方的一個有搏動感的巨大腫塊。哈維認為，這是鎖骨下動脈壁膨出造成的動脈瘤。鎖骨下動脈供應右臂血流，它下行連接腋動脈，並最終形成迴路。記錄寫道：“當心髒每跳動一次時，腫塊接受了動脈血流就明顯擴張一下。”（他後來又補了一句：患者死後的屍檢證實了這一觀察。）因此，脈搏取決於心跳，但與心跳不同，脈搏是由被動的擴張所致。這些異常現象的觀察為哈維理解血液運動的正常生理學打開了方便之門，併成為哈維解釋血液循環的基本論據。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在19世紀，醫生們遇到了甲狀腺腫大、呆小症、身體發育障礙（以上多為甲缺的表現），還有些患者心跳很快，眼球突出以致眼皮都合不上（這是甲亢的表現），還遇到了侏儒症（生長素分泌不足）、巨人症（生長素分泌過多）和肢端肥大症（成人生長素分泌過多，患者的手腳及面部骨骼畸形增大），這些都使人們開始逐漸理解甲狀腺和腦垂體的作用。臨床上對於這些功能障礙的研究導致了內分泌學的誕生。同樣，神經生物學家對腦功能的大多數了解也來自於近一個世紀對腦功能障礙的研究。利用既往正常的人在遭遇意外事件、中風、槍擊或手術事故後造成的腦損傷狀態，我們可以分析知覺、思維、語言和情感的神經學基礎。
從20世紀初至今，遺傳學將其學科基礎建立在基因突變所產生的特徵遺傳給後代的方式之上。其中大部分突變特徵都表現為遺傳缺陷：例如果蠅的眼睛缺少色素；血友病患者身上的凝血機制缺少某種成分；鐮狀細胞貧血症患者的血紅蛋白分子序列上有一個鹼基單位發生了突變等。在現代分子生物學的大多數技術發明前，果蠅、老鼠和人的基因圖譜並不是真正的基因圖譜，而幾乎全部是基因缺陷圖譜。一位主流醫學遺傳學家曾宣稱：這種圖譜其實就是“對基因組的病理解剖”。
癌症是高等生物體的細胞活動進程的紊亂，特別是其生長調控功能的障礙。只有當我們瞭解了這些複雜的、迅速的、相互作用著的細胞生長過程，以及那些令人困惑的、難以揭示的調控過程後，癌症之謎才可能被破解。20世紀70年代，分子生物學家建立了一整套新技術，正常細胞的發育與分化似乎得到了最終解釋，這使得理查德·尼克松總統開始向癌症宣戰。那時的生物學家常常抱怨在純基礎研究項目需要資助時，基金卻被用於有特定目標的研究項目。但他們很快就學會了申請癌症研究基金來做基礎研究的課題。這樣做無可非議，因為癌症源自於細胞正常生長過程中的差錯，對它進行研究同樣會提供這些過程的信息。
當然，在物理學領域，缺陷很少能為了解常見現象的發生過程提供線索。但地震可以告訴我們地球的內部構造；天文學家在太空尋找新的超新星爆發，並考察了1994年6月彗星碎片對木星的撞擊，這次撞擊將對很多行星的外層產生巨大的擾動。行星科學家為此著迷不已，全世界的報刊也一連幾周都在用頭版報道此事。
當然，生物學研究中近來最顯著的缺陷研究案例就是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徵（AIDS，即艾滋病）。免疫系統錯綜複雜的程度僅次於神經系統，它很難被科學家瞭解。該症的病理是，人類免疫缺陷病毒入侵了某些細胞，而這些細胞正好控制著免疫系統發揮作用的必經通路的樞紐。我們再一次看到，正如解決癌症要研究細胞生物學一樣，攻克艾滋病也需要對免疫系統進行基礎性的綜合研究。此時，缺陷為這種研究打開了窗口。
總體來說，在科學研究中，缺陷的存在為人們理解被其擾亂的進程提供了途徑，否則這些進程會顯得過於龐大，過於複雜，變化過快，不可實施（即有意識地加以干預是不可行的，或是不道德的）。而缺陷的存在擾亂了這些進程，為我們提供了機會。現在回過頭來看，上述幾種特徵所描述的正是科學事業在20世紀後半葉的發展情況。然而，科學欺詐和一些相關的不端行為無疑也是科學發展過程中的缺陷。因此我撰寫本書的預設命題就是，仔細剖析科學欺詐和不端行為的本質，將會有助於我們在此新千年之初，揭開科學研究和科學家工作的“心血管運動之謎”。
沒有人知道科學欺詐的發生率到底有多高。那些長期密切地從事此類調研的人寧願相信，這種不端行為在科學研究中廣泛存在。至今也沒有人能找到可靠的方法來加以測量。我們只剩下所謂的“傳聞判據”（anecdata），只能用傳聞做資料來估定事實。
除了科學欺詐的發生率不詳外，如何定義這類事件也存在問題。到底應如何判定這類事件呢?標準定義是捏造、篡改和剽竊，簡稱為FF&P（Fabrication，Falsification and Plagiarism）。捏造是徹底編造數據，生物學家稱其為“空手實驗”（dry labbing）。篡改是對所獲得的數據有意地加以操控，包括只選擇有利於結論的實驗結果，刪減那些似乎不利於結論的數值，將剛超出背景值的讀數表現得十分顯著，將兩次實驗中的最好部分捏合成一次實驗等。經過以上種種處理，反常之魔“The Imp of the Perverse”，這是美國小說家艾倫·坡（Allan Poe）一篇小說的題目，中譯名為《愛唱反調的小鬼》。這裡是指被人為處理後出現不符合統計學規律等現象，從而洩露出動過手腳。——譯者注常得以悄然低語，洩露實情。剽竊並不僅僅是指文字的複製，它是對知識產權的侵犯，剽竊者竊取其他作者的想法、方法和結果，甚至可能是表達方式，並以自己的名義發表。從已曝光的事件看，竊取知識產權的事情在科學中很常見，它導致的衝突對於那些尋求公正的科學家來說往往是毀滅性的。最近，欺詐的標準定義又有了進一步的改進，在偽造、篡改和剽竊之外，新增了一個涵蓋一切的條款，其表述方式之一為：“或者是在提出計劃、執行操作和報告結果時對於常理可接受行為的其他嚴重背離之舉。”
一些人，包括絕大多數律師，認為欺詐的FF&P定義遠不夠嚴謹。但許多科學家卻非常認同它，認為它簡潔易記，十分精煉。許多人反對那個“其他背離”的條款，因為它過於含糊，因而可能是有害的。雖然也有人認為該條款表現了科學研究是一個集體過程的事實，但是官方程序正著手將其從聯邦規章中刪除。不過，學術機構還是有權自主設置一個更為全面的定義。從近年來案例的判決中可以看到，科學不端行為的定義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為模糊。例如，欺詐和馬虎的界限是什麼?必須是有意之舉才能被認定為科學欺詐嗎?
科學不端行為的核心問題是，問責時研究機構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資深科學家和行政管理者一再成為三緘其口的典範，他們總是試圖息事寧人。處理失當和不端行為的共生是一種典型現象，它深植於實驗室與其所在研究機構的集體意識之中。最明顯的處理失當是對於那些敢於告發不端行為的揭發者的處理。當然，在那些處理得當的案例中，人們並沒有聽說揭發者被如何如何。然而在那些公開曝光的案例中，處理失當是家常便飯，甚至可以說毫無例外。在工業界、政府機構、教會以及軍界，我們也可以看到同樣的醜聞，即使那些揭發者的指控被證明是正當的，他們的遭遇也會是不幸的，甚至常常是野蠻而殘酷的，他們的職業生涯被毀，生活從此極大地扭曲。
這樣我們遇到了更具普遍性的基本問題：科學究竟能否自我糾偏，或者在何種程度上可以如此?——特別是當一個號稱為重大發現的成果竟然是有組織的騙局時。科學界究竟能否自治自律，能否免於政府官員和立法機關的詳細審查?——特別是在研究資金來源於政府機關的情況下。需要自我糾偏的機構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那些進行自我管理的機構。其中有一些屬於正式機構，它們包括：科學家受教育與進修的學校組織、擁有年輕學者的各種實驗室、提供資助的政府機關和私人機構；供學者發表文章的雜誌社、各種不同領域的科學家專業學會以及國家科學院。當然，以上羅列可能還不夠詳盡。
最經常實施與最貼近現實的舉措是同行評議與稿件審查，這是科學家用來評價彼此工作的特殊機制。嚴格意義上的同行評議是指這樣一種制度：被指定的匿名小組在其工作領域內評議申請基金資助的項目的質量，並盡力將有意義的申請按其價值大小分等排序。這是對被提議的工作進行前瞻性的評價，而對工作進行回顧性的評價的方式則是對提交雜誌的稿件進行審查，這幾乎同樣是匿名的。科學家由此得以在事前和事後評價彼此的工作。至少在原則上，同行評議和稿件審查應該算是最無私和最純粹的自我管理。這套制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起來的，至今已經實施了幾十年。對於絕大多數科學家來說，如果沒有這套制度，科學研究似乎是無法想象的。
然而半個世紀之後，同行評議和稿件審查步入了窮途末路。它們變得令人沮喪，常常失效，並且在某些方面是腐敗的，受到了政治的玷汙，充斥著剽竊的誘惑。由於雜誌數量和論文數量的不斷激增，以及科學家之間日益激烈的競爭態勢，稿件審查還面臨著其他特殊的問題。直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由於電子出版物的出現，事情才有了健康發展的轉機。電子出版物以多種形式迅速發展，它的作用已經顯現並且被證明是“革命性的”，雖然這一形容詞已經頗有濫用之嫌，但在此處還是恰當的。
其他一些社會結構似乎不太正式。然而它們可能會因此而更具效力，它們在各個方面，包括最正式的場合，主導著科學家的生活與交流。這其中包括由評價意見構成的口碑網絡，科學家可以通過它對自己領域內的其他成員發表看法，構成信任和尊重的等級，當然也包括不信任的等級。這些社會結構大多是圍繞著科學門第構成的。
科學也有門第，知道你來自何人門下，就等於告訴別人你的專長，大致的學術水平，以及你對待工作、合作、競爭、科學誠信的總體態度。科學門第在關鍵時刻所發揮的力量是明顯的。最重要的是，師承所樹立的日常工作習慣和無聲的榜樣總是比規則更牢固。通過師承，年輕的學者被引入科學之門。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托馬斯·亨特·摩根（Thomas Hunt Morgan）、歐內斯特·盧瑟福（Ernest Rutherford）、馬克斯·德爾布呂克（Max Delbrück）、勞倫斯·布喇格（Lawrence Bragg）、萊納斯·鮑林（Linus Pauling）、阿瑟·科恩伯格（Arthur Kornberg）、安德烈·勒沃夫（Andre Lwoff）：這些人都是大師的弟子。但是近年來，隨著科學的發展和專業的細分，門第的力量在式微，導師的作用也在弱化。
此外，還存在著更深層的問題。在對於不端行為的激烈辯論中，在對抗性的訴訟程序中，科學、科學界和科學家個人的利益能否用我們通常所說的個人有罪或無辜的標準來界定?對於那些在英美法律傳統中長大的人來說，使用變通的標準幾乎是難以想象的。我們甚至不知道如何指稱這種變通。但在其他法律文化中，變通的方式確實更多地被採用，這樣的方式可能更適合科學的需要。在過去的15年間，美國民法在某些領域——事實上，正是那些涉及複雜科學技術問題的案例——也發生了令人振奮的變化。
最深層的問題在於，科學這種呈幾何級數增長的局面必定會終結。這是馬爾薩斯學說應用於我們迄今所知的最偉大的機構與最偉大的智力兼精神事業的結果。在未來數十年中，科學在各個方面所受的制約、威脅和破壞將使科學持續地向穩定狀態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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