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於人生的第一次往往都有深刻的記憶，而人的一生中又往往有很多方面的第一次。有的第一次很重要，可能會改變人生，可能會是人生的轉折，總之，會有很多各種不同的可能。
1978年9月8日，南京藝術學院在文革結束之後經過高考而錄取的第一屆大學生入學。
高中畢業證書上的南京長江大橋。
那一天，我離開了家鄉揚中，離開了工作三年多的電子儀器廠。這次離開應該是風光的，但不是想象的。家裡很平靜，幾乎是平靜如水。父母的期待和憧憬都在他們的眼神裡；而那位抗戰時期同時當過國民黨和共產黨鄉長的爺爺，什麼也沒說，沒有任何囑咐和絮叨。他認為陳家祖上也是教書的，家裡也都是識字的，所以，上大學是應該的。難以想象的是，當時陳家一門宗親歷史上出了第一個大學生，也沒有現在的大操大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辭行。
我大哥幫我拿著鋪蓋行李，過了江，在鎮江坐火車來到了南京；下了火車站再乘公交到了鼓樓，從鼓樓轉11路就到了終點站草場門，再步行差不多一站地才到校園所在的黃瓜園。這是我第三次來南京。第一次是中學的時候，在鎮江工作的舅舅帶我到南京看長江大橋，那是非常激動的記憶，充滿了自豪，終於看到了舉世矚目的長江大橋，而在家的兄弟四人中只有我看到了長江大橋。那年頭來一次南京並非易事。
我辦理了各種入學手續，到了中午的時候才招呼大哥。他住在學校的招待所裡。
午飯的時候，大哥神秘的告訴我，他和一位南藝的教授住一個房間。我感到很奇怪，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飯後從飯堂就到了招待所，果真是兩個人一個房間，真的是有一位上了年紀的教授。他自我介紹姓“溫”。溫先生操著他的家鄉話娓娓道來。溫先生善談，但我當時不太聽得懂他的講話。可是，他非常專注的儘可能用普通話來發音。溫先生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不太像教授，沒有教授的那個派，加上他生理上的問題，頭有點歪，眼睛也不是太好，所以，好像與教授的感覺相距甚遠。但是，它平和、熱情；沒有架子，不端；感覺到很正。當然，那時候有關他的其它一概不知，更沒有聽說過“溫肇桐”的大名。
此前，我沒見過任何教授，在鎮江考試的時候見過兩位監考老師也不知道是不是教授。但教授在我的心中有一個固定的形象，而他們連接的是被批了10年的“臭老九”，實際上，怎麼個“臭”法，我也不清楚。見到溫先生後，感覺到教授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很普通，沒有聞到什麼“臭”味。就這樣，認識南藝的教授和老師就從溫先生開始了。
溫肇桐教授，江蘇常熟人，很久之前他在到上海美專教書之前只是常熟虞山鎮石梅小學的圖畫老師，但是，他非常刻苦，腦子也很靈光。他在教小學圖畫課的時候寫了一本《小學美術教育法》的書。說是書，可是隻有幾十頁，幾千字而已，那書好像比32開還小，現在看來幾乎是不值得一提。溫先生寄了一本給時任上海美專的劉海粟校長。劉校長看後，大加讚賞，認為開天闢地，居然還有人研究小學美術教育法。在那個時候，確實是聞所未聞。因此，劉校長決定聘溫先生任上海美專教授。話說得很清楚，私立學校，薪水很低。溫先生看重的是教授的頭銜，還有就是能夠去大上海這一未來的發展前景，於是接受了邀請，從此離開常熟到了上海。溫先生一出道就當上了教授，既沒有考外語，有沒有考計算機，更沒有經過雞一嘴鴨一嘴的評。日後他與劉校長建立長久友誼的基礎，也因此而吃了瓜嘮。
“1950年，我的導師溫肇桐教授出版了《新中國的新美術》，50年後，2000年，我出版了《新中國美術圖史1949-1966》。”
因為一本書而啟用小縣城裡的小學美術老師任上海美專的教授，可以看出劉校長的知人善任和不拘一格，也可以看出上海美專當年的辦學思想和教育理念已經是一個開放的格局，除了技法的訓練，還關注到審美教育的問題。1952年院系調整，溫先生又隨劉校長到了無錫的華東藝專，接著又到了南京，一路跟著。其間發生的重大事件是，1957年，為了支援西北地區的藝術教育，有關部門決定將華東藝專整體遷往西安，先期已將院藏的古代和近現代書畫、石膏像等運到了西安，基本上是木已成舟。可是，劉校長帶頭反對，溫先生積極響應。結果劉校長為此被打成“右派”，而溫先生等幾位跟隨劉校長反對遷校西安的教授也受到牽連，都被打成了“右派”，這樣，他們之間的關係就親上加親，溫先生成了劉校長的嫡系。
溫肇桐老師曾經想做一名畫家，這是他的作品。
溫先生成了“右派”之後，就離開了教學崗位，到圖書館裡做圖書管理員。這對他來說，也不是壞事，可以說是因禍得福。從此，他有更多的時間看書、查資料、做研究。所以，成果累累，涉及到中國古代畫論、畫史的個案研究，尤其是對常熟籍的元代畫家黃公望，以及四王吳惲，更加專注。他是真正的苦學派。不抽菸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不看電影，沒有任何娛樂和享受。1978年9月8日第一次見到他，是學校落實政策，把他從常熟召回南京，臨時安排在學校招待所居住。而當時學校居然沒有給他一人一個房間，他也沒有任何抱怨。我看他和我大哥住一起挺開心的。後來，他在校內的中樓一樓有了一間宿舍。
溫先生有兩個女兒。師母一直在常熟，好像沒有工作。他有個習慣，只要是南藝的，不管是老師和學生，到了常熟都要請吃一頓飯。我當年作為學生受到此待遇。
溫先生一學期在學校待的時間不長，很多時候都在常熟家裡。好像他很少去其他地方。在常熟的時候，他每天都步行到郵局，在郵局門口的報欄前看報，風雨無阻。他的身體很好，連感冒都少有。
誰都想不到，溫先生在南京生活了幾十年卻沒有去過中山陵，南京人沒去過中山陵的好像也沒聽說過。所以，我曾經多次對溫先生說，陪他去一次中山陵。他總是說“不急”“再找時間”。就這樣，因為他的不斷推脫而成了我永遠的遺憾。
應該說，我的美術史論之路以及在美術史論研究方面的成長，與溫先生有著極其重要的關係：指引、輔導、培養、栽培，惠及一生，影響至今。其中的“苦學”是最受用的。
1982年，我成了溫先生一生中的第一位研究生。不過，他只是我的研究生導師之一，排名第二，前後還有劉汝醴教授、林樹中副教授。
1988年，我在人民美術出版社工作期間，於11月在中國美術館畫廊舉辦了平生第一個個人畫展。我的導師溫肇桐先生和師母專門為我發來賀信。最近在溫老捐贈常熟美術館的資料中發現了賀信原件，及展覽摺頁。感嘆時間過去了27年，感恩導師的鼓勵。
2015年9月26日，文化部2015年全國美術館館藏精品展出季“溫文肇始——常熟美術館藏溫肇桐文獻資料研究展”學術研討會在常熟美術館舉行。
"南京藝術學院1978級同學作品展"明天上午11點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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