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爆料娛樂圈的“陰陽合同”之後，在公眾討伐馮小剛和范冰冰的同時，對崔永元這個人的爭議也不斷白熱化。
對崔永元的態度逐漸裂變為三種：第一種是反對，持該態度的人認為，崔永元之前對待轉基因的態度、靠紅色電影治癒抑鬱症、以及認為崔永元此舉背後是有某種力量的支持，因此他不值得被歌頌；第二種是支持，將崔永元、柴靜、袁立等並列，認為他們是公眾人物中的一股清流，代表著正義與敢言，但同時也指出，支持崔永元並不意味著贊同他全部的觀點和觀念，而是追求、捍衛一種現代自由民主社會最可寶貴的東西：名譽權、批評權、人格尊嚴；第三種，則是將崔永元奉為中國的脊樑。
對於這三種聲音，各有不少擁躉者，甚至不同觀點的支持者間掀起罵戰。事件的起因是因為崔永元爆料演藝圈的“陰陽合同”以及認為作家劉震雲有辱知識分子的人格，而隨著事情的發展，一方面國家稅務部門也開始介入影視圈的納稅問題；另一方面則是如上所述對崔永元其人的爭議。
與由此掀起的“陰陽合同”、娛樂圈的種種潛規則的聲討相比，圍繞崔永元的爭議，這一現象引發的問題能夠引起如此深刻的關注，背後映射的問題同樣不容忽視。
可以看到，在反對崔永元的聲音中，他們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崔永元是公眾人物，對他的道德理應高於對普通人的要求，他“公器私用”洩私憤，不是君子所為；並認為攻擊范冰冰與劉震雲的女兒、徐帆等行為是比較齷齪的，已經超出他討伐劉震雲、馮小剛等同態對抗的範疇。崔永元指責范冰冰馮小剛等，已經上升到正義對邪惡的程度，上升到理性主義對醜惡勢力的程度，這已經是公共事件，所以應當以公理論之。在這個意義上講，在反對聲音中，認為公器私用是不對的，不配做“國家的脊樑”。
而崔永元在接受專訪時曾坦然承認，自己就是為了保護妻女，就是為了自己的目的，從來沒想過做什麼”國家的脊樑“，不要把他架到這樣的高度。
關於崔永元其人其事的各種分析文章，也不斷出現在互聯網。客觀地講，對他的各種解讀以及由此引發的潮水般爭論，這個應該更引起關注。公眾寄予了這樣一個人物太多的期待，把他按照理想人物的模板去設定，用道德的極高標去做出要求，容不得瑕疵，甚至是聖人的標準。這大致是對現實失望的投射，而他承受不起這麼多被假定的理想主義的光環。
社會各個領域的專業道德普遍出現顛覆性破壞，可以說，這種“怪象”，也是社會出現全方位的底線危機所致。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崔永元和柴靜等的堅持，才更可貴，才是這個慾望無限膨脹的社會中，最稀缺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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