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堀田善衛（1918—1998），芥川文學獎得主
突破了狹隘民族主義窠臼的良知
——小論堀田善衛的長篇小說《時間》
文 | 徐靜波（復旦大學）
也許，戰後的文壇誰也沒有料到，以自由主義知識人著稱的、獲得了芥川文學獎不久的堀田善衛竟然埋首數載，在一九五五年推出了第一部（好像也是最後一部）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的長篇小說《時間》。或許是有意，或許是無意，日本評論界對於這部堀田善衛賭上了靈魂和心血撰寫出來的震人心魄的作品，似乎一直沒有給予充分的關注，以至在中國，竟然也有不少研究日本近現代文學的學界人士，甚至都沒有聽聞這部小說的名字。
幸好，日本出版界的良知尚未泯滅，巖波書店在時隔六十年之後，出版了新的單行本，而在中國，我們很欣慰地看到秦剛教授翻譯的中譯本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付梓出版了。
堀田善衛1954年完成的《時間》，是日本作家發表的第一部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本書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出生於富山縣一家船行世家的堀田，原本可謂與中國無緣。他少年時寄宿在一個美國牧師家裡，由此學會了英文和鋼琴彈奏，在慶應大學求學期間，很快地從法學部轉入了文學部法國文學科，“換了專業後，我就完全成了一個西歐派，學習象徵主義的詩作等。因此，與中國完全沒有關係。”（武田泰淳•堀田善衛《対話 私はもう中國を語らない》，東京朝日新聞社1973年，第33頁）對已經持續了多年的紛擾不息的戰爭，他也一直置若罔聞，試圖將自關閉在文學的象牙塔中。
一九四五年三月，為了躲避國內日益頻繁的美軍空襲，他通過熟人搭上了飛往上海的海軍飛機。
在上海，他才逐漸醒悟到了日軍在海外進行的是怎樣的一場戰爭，被佔領國的人民對於侵略軍是何等的恐懼和仇恨。
一日他在上海西區的街頭行走，看見街對面有一個披著婚紗的中國新娘在家人和親友的簇擁下從公寓內走出，突然從街角處走來三個佩戴臂章的日本兵，其中一個無禮地擠到新娘面前，伸手抓摸她的身體，周邊人一下子都嚇呆了，堀田見此迅即衝過馬路，死勁將日本兵拖開，結果被日本兵兇狠地踢倒在地，“在被打倒在地遭到一陣猛踢之後，我終於慢慢地慢慢地明白了，‘皇軍’的一部分，在現實中，在這邊的中國，到底做了什麼。”周邊的中國人急切地將他扶了起來。
“戰爭時期，我自己把自己封閉起來，不願意面對時局的變化，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藝術至上主義者。我的這一框架由此被打破了。……對於日本的侵略主義、帝國主義，我此前並無政治方面的、經濟方面的、或是政治史、經濟史方面的理論上的認識。我所理解的東西，都是來自於諸如上述的個人的經驗。”（堀田善衛《上海にて》，東京集英社，2008年，第113~115頁）
戰後，堀田一時不願意回國，留在上海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對日文化工作委員會服務，直至一九四七年一月返回日本。
自上海回國以後，此前所積累的文學和哲學素養，與他在上海期間的跌宕起伏的生活及種種觀察、思考（當然也不可忽視他此前的人生閱歷）交疊融合在一起，釀成了他蓬勃的文學創作的能量，自一九四七年起，以小說為主體的各種文學作品接連不斷地發表在各種雜誌上，而後又匯成集子出版，尤其是一九五二年芥川獎的獲得，奠定了他作為“戰後派”代表作家的重要地位。
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他至一九五五年止發表的一百多萬字的作品中，幾乎有一半與中國有關，這足以說明中國在他心路歷程中的分量。這些作品的寫作，事實上是一種思想的整理、或者說對中日關係認識的整理和表述，堀田覺得對中日問題的思考已經是自己內心精神活動的一部分了，因此他時時會有一種壓迫、壓抑般的痛苦，“事實上，我數度將（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問題作為自己問題的一部分來寫作，是想對此做一個了結。……以拙作而言，《斷層》《歷史》《時間》等，寫這些作品時，我都在試圖以此做一個了結。我內心在想，揹負著如此沉重繁雜的歷史因襲，我實在有些苦不堪言，無論費時多久，我恐怕都無法完成能達到自己期待的工作。”（《上海にて》，第10~11頁）
其中最為值得重視的是他的長篇小說《時間》。
《時間》自一九五三年十一月開始，分別以“時間”等六個獨立的篇目先後刊載於《世界》、《文學界》和《改造》三家在日本卓有影響的雜誌上，一九五五年四月由新潮社出版了單行本。在單行本的書帶上，有這樣幾句“著者的話”：
“思想應該沒有左也沒有右。也無所謂進步和退步。我所追求的是，在當今生存的過程中，能使我們獲得生命靈動的母親一般的思想。這部作品，是我傾注了最大的生命力撰寫出來的。好抑或不好，終於寫完了。”
與堀田所撰寫的其他有關中國的作品相比較，這部長篇有如下三個相異點：
第一，整個作品是以一個名曰陳英諦的中國人的口吻敘述的，作者試圖假借一箇中國人的視角來展現作者對於日本和中國、歷史和世界的理解，這在堀田所有的作品中是絕無僅有的；
第二，作品採取的是日記體，換言之，整部作品就是由陳英諦的日記構成的，由於日記的體裁特點，作品中充滿了大段的內心獨白和思辨性的文字；
第三，整部作品所展開的背景或者所表現的中心內容，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軍侵佔中國首都南京城，或者說日軍所製造的南京大屠殺，以及侵佔和屠殺事件所釀製的深刻後果。
當然，我們不能簡單地將此理解為這只是一部描寫南京大屠殺的作品，作者在如實地、真切地描述了南京大屠殺的同時，更多地給人們提供了關於人性、戰爭以及日本與中國乃至世界的思考。
關於這部小說的梗概或內容，限於篇幅，我這裡不能充分展開。我只想引用一段，來說明一個日本作家在做這樣的描述時，他的內心應該有多麼的痛苦和震顫。
一日，陳英諦他們被強行帶到了附近的馬群小學，“學校的後院裡，堆積著屍體，垃圾燃燒時才會發出的惡臭直衝鼻子。堆積著的屍體的眼前的一側，有些完全是赤裸的。這些屍體，身軀部分沒有任何體傷，手腳也健全，只有肩膀部分因痛苦而扭曲著。可是，這些屍體都沒有頭部。”（《時間》，《堀田善衛全集》第三卷，第48頁。本文用的是筆者自己的譯文）原來是自凌晨開始被日軍砍殺的國軍士兵的遺體。有的其實未必是士兵，“附近有一個男子，根本就不是士兵，只是每天用擀麵杖擀麵團，手指上生出了老繭，結果被說成是因訓練使用步槍而長出來的，被刺刀捅死了。”（同前）日軍對被帶到這裡來的人群中的十五六歲到四十歲左右的男子，逐一檢查他們額頭上是否有帶過軍帽的痕跡、手掌上是否有使用槍支的繭子、衣服是否有軍裝的模樣，只要日軍覺得有一丁點的跡象，就立即被拉到小學後門外的小河邊刺殺，無數的屍體滾落倒了河裡。剩下的青壯力，日軍便用刺刀逼迫他們將昨日被殘殺的屍體搬運到河邊投到水裡，現狀慘不忍睹。
“下午四點，日本兵再次把我們男子集中起來，這次是叫我們去收拾學校外倒下的屍體。有小孩，有女人，有頭部被打碎的，有上半身赤裸的，有下半身赤裸的。將這五十來具的屍體集聚起來後，澆上汽油，在田野中焚燒。這裡邊也許還有人沒死。恰好這時風吹了過來，狂風怒號，黑色的濃煙裹挾著屍體的氣味左右亂竄，遮蔽了血紅的夕陽慘淡的光芒。……這天夜裡，城裡各處都有大火。”（第51~52頁）
堀田善衛本人並未經歷過南京大屠殺，他只是在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對南京有過一次短暫的遊歷，出於對這一段在中日近代史上刻骨銘心的歷史的反省和思考，在對大量各種語文（日文、英文、中文、法文等）的歷史文獻的閱讀和準備的基礎上，他“傾注了我最大的生命力”，寫出了這樣一部長篇。其中大量筆觸冷峻而充滿血腥味的細節的描繪，連筆者我也每每難以卒讀，可以推知，作為日本人的堀田，寫作時心頭將要忍受何等的鞭笞和煎熬。
對南京大屠殺的認知，其實已成了日本人歷史認識的一個關鍵詞。對於大屠殺中的死亡人數，日本的主流社會一般都不認可三十萬這一數字，以《日中戰爭史》奠定了自己在史學界地位的秦鬱彥，根據日方的史料撰寫的《南京事件——屠殺的構造》一書中認定被屠殺的犧牲者約為四萬左右，但他覺得這並不改變屠殺的殘暴性，他在該書的《後記》中寫道：
“日本自滿洲事變以來對中國進行了十幾年的侵略，包括南京事件在內對中國國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損害，這是鐵定的歷史事實。儘管如此，中國在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後，對超過百萬以上的日本兵和在中國的僑民不僅沒有施行報復，反而允許他們迴歸祖國。在一九七二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之際，對日本方面原來有準備的戰爭賠償也未要求，對這兩點恩情，如果是知曉當時情形的日本人，是絕不能忘記的。也許是忘卻這段歷史了吧，有人竟然不惜做出篡改原始資料的行為，公然聲稱不存在南京‘大屠殺’，糾纏於中國政府堅持的‘三十萬’‘四十萬’這一具有象徵意義的數字，缺乏良知良心。”（《南京事件》，中央公論社1986年，第244頁）
由於思想背景和專業領域的原因，在戰敗之前日本自由派知識人對於中國並沒有太多的關注，對日本的侵華戰爭也未表現出認真的思考。但日本的戰敗，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契機，促使他們去反省日本在近代的主流意識和主體行為，而中日關係，是日本在近代的歷程中極為重要、也是最為沉重的一個部分。當他們一旦有機緣與中國發生了關係，出於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和獨立理性的知識人的立場，他們對於中國以及近代以來的中日關係，往往會有突破狹隘的民族主義視野的、比較深刻的思考和評判。戰後派代表作家堀田善衛是一個較有代表性的例子。
譯者秦剛教授，長期以來研究日本近代文學，尤其關注近代中日文壇之間的互相關聯，已有非常出色的成果問世，由他來擔當這部作品的翻譯，可謂是最佳人選。這部作品在講述故事的同時，融入了作者自己的不少哲學思考，內容橫跨古今東西，有些詞句的表述，甚至有些晦澀難解，秦剛教授為此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譯本的出版，同時也充分體現了譯者的學養和對於中日兩種文字的出色的駕馭能力。我在這裡，同時向作者和譯者表示深深的敬意。
2017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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