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常州三傑”瞿秋白、張太雷、惲代英，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3位重要領導人。“五四”運動大潮剛剛退去，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建立了研究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團體—馬克斯(今譯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是中國最早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在北京俄文專修館學習的瞿秋白，在天津北洋大學學習的張太雷相繼加入研究會，研究會成立1個月後惲代英來到了北京也加入了研究會，這是“常州三傑”的首次聚首。
十月革命後的俄國對於中國人來說既陌生又好奇。1920年10月，瞿秋白接受了《晨報》和《時事新報》的邀請前往蘇俄當記者。他要借赴俄的機會，對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實地考察，研究俄國共產黨，研究共產主義，學習馬克思主義，尋找一個改造中國社會的辦法。瞿秋白在《餓鄉紀程》中寫道：“我總想為大家闢一條光明的路。我願去，我不得不去。我現在掙扎起來了，我往餓鄉去了。”到了俄國後，瞿秋白在1個多月的時間裡先後發回約3萬字的長篇通訊，在《晨報》上連載了27次。他在俄國的兩年約3個月中，寫了4本書、50多篇通訊為主的文章，還與他人合作發了30多條電訊，撥開了國內外反動派所散佈的“重障”，真實地報道了十月革命勝利之後的蘇俄現實、無產階級革命所引起的深刻變化、俄國勞動者以主人翁的姿態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鬥爭和創造性勞動以及革命後的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都在作品中得到了反映，為許多青年人指引了方向，俄國革命成功為中國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1921年5月瞿秋白在張太雷的介紹下加入俄國共產黨，隨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0年初，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來華，張太雷作為英文翻譯，參加了他在北京和上海的活動。在這期間，張太雷接觸到許多共產主義思想，並加入了李大釗成立的共產主義小組，成為中國最早的幾個黨員之一。1921年1月，張太雷受中共早期組織的派遣到俄國伊爾庫茨克共產國際東方局代表中共參加工作，他籌建了中國科，並任中國科書記，從事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聯繫工作，傳達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成為第一個被派赴共產國際的中國共產黨人。1921年6月，張太雷陪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可洛斯基來中國，商議建黨問題。張太雷陪同馬林等人先在北京與李大釗等人，後在上海與李達、李漢俊等人討論，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張太雷參加了會議的籌備工作，為大會籌備組翻譯了《中國共產黨宣言》草案文件。1921年6月，張太雷又赴莫斯科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大會上參加了民族與殖民地問題委員會，提出了《關於殖民地問題致共產國際三大的提綱(草案)》。在發言中介紹了中國革命情況，呼籲共產國際支持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1921年8月，張太雷回國擔任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翻譯，參加了馬林和陳獨秀的會談，達成了中國共產黨參加共產國際併成為其一個支部的協議。張太雷還陪同馬林和陳獨秀討論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為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作了準備。
而差不多同時期的武漢街頭，突然多出了幾個沿街送報的青年人，送報本來沒什麼稀奇，稀奇的是這幾個人身著長衫，一看就是讀書人。送報的就是惲代英和他在利群書社的朋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主要是在北京和上海，對於地處中國腹地的武漢，很難看到這些東西。1920年2月1日惲代英和林育南等創辦了“利群書社”。書社經銷《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和《新青年》《共產黨》等刊物。利群書社與其他書店不同的是，在書店中央放了張條桌，放了很多新書報，讀者可以專門來看書，看了不買也行，看了再買也行，書社每天吸引著許多追求進步的青年和群眾，許多青年就是通過書社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進而成為共產主義者。利群書社成為武漢地區宣傳馬克思主義新思想的重要陣地。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裡告訴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最初是三本書建立起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其中一本是考茨基的《階級爭鬥》，把《階級爭鬥》翻譯成中文的就是惲代英。1921年7月中旬，惲代英召集受利群書社影響的24位進步青年在湖北黃岡聚會，宣佈成立具有共產主義性質的革命團體——共存社，並制訂了其宗旨：“以積極切實的預備，企求階級鬥爭、勞農政治的實現，以達到圓滿的人類共存為目的”。共存社的宗旨明確承認階級鬥爭，擁護無產階級專政，以實現沒有剝削和壓迫的共產主義為最終奮鬥目標，這與中共一大通過的第一個綱領基本精神一致。不久，惲代英便加入了剛剛成立的、寄託了他對真理信仰的中國共產黨。
(作者葛建芬顧海峰單位：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紀委監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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