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1890年-1966年），湖南零陵人，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哲學家。先父呂振羽（1900年-1980年），湖南邵陽人，是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奠基人之一。如果從1924年二人初識算起，他們之間有著長達四十餘年的深厚師生之誼。
經夏明翰介紹，呂振羽到湖南法政學校旁聽李達“新社會學”課，受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啟蒙教育
1922年11月，李達應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毛澤東函邀，到長沙擔任湖南自修大學校長，毛澤東任校董。該校集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之長，學習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討論為主，研究馬克思主義、探討中國革命問題，培養具有革新意識的優秀人才。1923年11月該校被軍閥趙恆惕封閉，李達改去湖南法政專門學校（後改為湖南大學法科）任學監兼教授，講授社會學。
1921年，呂振羽考取長沙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電機工程系（1926年2月改為湖南大學工科）。1923年下半學期，湖南工專掀起反對學閥、校長賓步程的學生運動（遊行、貼標語、請願、罷課等）。呂振羽積極投入進去，被推選為大學“驅賓大會”副主席。在驅賓運動中，呂振羽與湖南學聯秘書長夏明翰相識。1924年上學期驅賓運動結束後（賓被迫離校），經夏明翰介紹，從下學期開始，呂振羽每週到湖南法政學校旁聽李達“新社會學”課（1926年《現代社會學》首次出版），從此與李達相識，建立師生之誼，受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啟蒙教育。後來他回顧這一段歷史時說：“李達老師是我國有系統地傳播唯物史觀的第一人，他的《現代社會學》一書（就是我聽他課的講義）是中國人自己寫的最早的一部聯繫中國革命實際系統論述唯物史觀的專著。這部著作在當時影響之大，凡是親身經歷過那些歲月的老同志一定都不會忘卻的。”
在中國大學期間，李達、呂振羽等被稱為“紅色教授”
1928年後，呂振羽自上海來到北平，先後主編過刊物、辦過進步社團及在大學兼課，出版過《中國外交問題》《世界之資本主義經濟》《中日問題批判》等專著及不少政治、經濟論文。1932年秋，李達自廣東來到北平，任北平大學法學院教授，講授社會學、社會進化史等課，以後又任中國大學經濟系主任。師生在北平重逢，兩人過從甚密。李達對呂振羽諄諄教誨，對他一生的學術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1933年春，李達推薦呂振羽到中國大學國學系任教（初為講師，同年秋升為教授），講授中國經濟史、計劃經濟學、社會科學概論等課程。其時在歷史哲學戰線正開展有關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社會史問題的大論戰，既涉及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階段理論，也影響到對當時國情的認識。呂振羽毅然決定把研究的重點轉向到上述論戰中去。李達對此給予悉心指導和大力支持。他說：“你搞歷史很好。歷史很重要，是一切科學的基礎，是社會科學的中心一環。”“研究中國歷史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方法論，要生動地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切不可誤入實用主義或機械論的歧途；二是史料，要儘可能充分地蒐集史料，鑑別真偽，切不可歪曲歷史的真相。”在李達激勵下，呂振羽除教學、培養學生之外，幾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社會史論戰中，相繼有不少論文發表。
在中國大學期間，李達、黃松齡、呂振羽等被進步師生和報刊稱為“紅色教授”。1937年七七事變前後，因時局原因，李達、呂振羽這對師生再度分手，相繼離開北平南下。回顧在北平的這段時間，儘管面臨白色恐怖的險惡環境，但他們共同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信仰和實踐，彼此結下了深厚的情誼，這也是他們學術事業發展的一段黃金時期。
每當看到李老生前的親書信函，呂振羽總是熱淚盈眶，感嘆李老對他的培養，也因自己身體欠佳不能為李老寫傳而深深抱憾
1963年1月初，呂振羽因所謂“歷史問題”突遭隔離審查，被關在京城一四合院內接受調查。組織上通知說，對外要嚴格保密，如有人問起呂振羽情況只說是在外休養。因此李老以後幾次來京開會，母親只能如此告知。我也聽李達夫人石老說過，李老始終不相信呂振羽有問題。1967年1月，呂振羽因受劉少奇冤案株連，被投入秦城監獄。而李老已於1966年8月在“文革”中受迫害含冤去世。
（作者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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