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客島按】
解局開始之前，島叔先和大家講一個趣聞。
就在今天，一艘載有上萬噸美國大豆的貨船在黃海上疾馳，上演了一場“奔跑吧大豆”的戲碼。這個戲碼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只要我開得夠快，關稅就追不上我”。
為什麼要“奔跑”？因為時間就是金錢。針對美國今天開始對340億美元中國產品加徵25%的關稅，中方將實施對等報復性單；如果這艘船在中國對美國大豆徵收25%懲罰性關稅生效前靠港清關，就能省下幾千萬人民幣的關稅。船長慌啊。
昨天推文大家也看到了，“中方承諾不打第一槍，但為了捍衛國家核心利益和人民群眾利益，不得不被迫作出必要反擊”——這不，根據海關總署最新表態，中國對美部分進口商品加徵關稅措施已於北京時間6日12:01開始正式實施。看到這個消息，相信船長也淡定了……
貿易戰的第一回合，雙方互徵關稅已經開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為俠客島撰文解讀。他的觀點角度很新穎。
美國貿易代表已經確認，自美國東部時間6日（週五）0點01分開始，對華加徵關稅，我方立刻宣佈實施早已公佈的對等報復清單。這場無可避免的、創造了全球貿易史上涉案貿易額最高紀錄的貿易戰，雙方正式動手了。
美方挑起這場貿易戰，並無經濟邏輯可言。
現在的美國不是處於經濟蕭條，而是處於經濟景氣峰頂，已經實現了充分就業；貿易保護不能，哪怕是暫時增加美國就業總量，只能對美國經濟施加額外的干擾，加大從產業界的供應鏈混亂到宏觀經濟的通貨膨脹的壓力。
山姆大叔一直神神叨叨的美國貿易逆差，歸根結底也不是他們所描述的中國和其它貿易伙伴“不公正貿易行為”所致，而是山姆大叔自己的錯。
繼續維持天文數字的軍費，甚至還要進一步加碼，就是美國推高自身經濟壓力的最大錯誤之一。
軍費
美國軍費，與貿易逆差何干？
很有關係。在宏觀層次上，美國貿易逆差的本質，是其國民儲蓄過低；而美國國民儲蓄過低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美國政府數十年如一日是負儲蓄部門。其中，軍費、社會保障兩大開支過度膨脹且佈局不合理，是其負儲蓄的主要來源。
可以說，軍事開支膨脹失控，堪稱惡化美國財政支出結構的頭號“殺手”，進而使美國貿易收支逆差格局定型、不斷強化。
軍費開支過度膨脹是如何惡化美國國際收支的呢？
平時，在產業和貿易的層次上，過高的軍費開支、過於豐厚的軍事合同利潤，吸引美國產業界把過多的優質資源投向軍工業，民用工業因此相對衰落，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力日益減退。這就使美國不僅被牽制海外市場繼續攻城略地的腳步，也讓本土市場被聚焦民用工業的外企佔據的態勢蔓延。
而一旦爆發較大規模戰爭，陡然湧現的大量軍需訂單，更是要有相當一部分流向外國產業界。如果戰場鄰近國家和地區恰恰有潛在生產能力，也有強烈的抓住機遇謀求發展之心，他們就會拿下很大一部分美軍“特需”訂單，以及美國國民經濟“軍事化”而騰出來的民品生產、供應市場空間。
全球軍費開支排行
回顧歷史，美國在二戰之後參加的歷次大規模戰爭，都對其國際收支產生了相當明顯的影響，也有力地推動了後來被美國視為製造業競爭對手的經濟體的工業和出口增長。
比如，朝鮮戰爭爆發之前的1948、1949年，美國貨物貿易順差分別為45.72億美元和45.07億美元；朝鮮戰爭爆發的1950年，美國貨物貿易順差急劇萎縮至3.62億美元；停戰翌年，順差便回升至17.14億美元。
可以看出，這幾年美國貿易順差的漲跌，和戰爭爆發和結束後的時間點精確相吻。也正是朝鮮戰爭帶來的“特需景氣”，一舉把日本拉出了戰後蕭條的泥坑。
再比如，1964年，美國炮製“北部灣事件”，製造了全面、大規模直接參與越南戰爭的藉口。1965年越戰爆發，當年美國的貨物貿易順差，便從上年的53.84億美元，大幅度下降至35.11億美元。
也是從美軍宣佈停戰的1968年開始，二戰後美國貨物貿易收支順差的常態，開始轉折為逆差。1968、1969連續兩年，美國貨物貿易分別逆差12.87億美元、9.80億美元；到1973年簽署《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時，美國貨物貿易收支逆差格局已經定型，僅1975年一年短暫實現過順差，其餘所有年份均為逆差。
也正是越戰期間，實施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的“東亞四小龍”實現了經濟騰飛，在工業化進程中徹底脫胎換骨。
近一些的案例也有。
2001年10月，美軍出兵阿富汗（至今仍有可觀兵力）；2003年3月，出兵伊拉克，2011年撤軍。也正是在這兩場戰爭期間，美國貨物貿易逆差規模接連上了幾個臺階：
阿富汗戰爭爆發翌年（2002年），美國年度貨物貿易逆差首次突破5000億美元大關，達到5071億美元，比上一年猛增571億美元；
伊拉克戰爭爆發翌年（2004年），美國年度貨物貿易逆差從上年的5783億美元猛增至7108億美元，首次突破7000億美元大關；
2005年，美國年度貨物貿易逆差首次突破8000億美元大關，達到8316億美元。
……
大炮一響黃金萬兩，這兩場戰爭帶給美國的，幾乎是一年1000億美元逆差的節奏。
可以肯定，如果美國不徹底反省過度捲入海外政治軍事事務的失誤，不大幅度削減已經過度膨脹的天文數字軍費，要想有效壓縮貿易逆差，沒可能。
問題
美國精英階層中，不是沒有人意識到這個問題。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或許是因為對美國損耗巨大的朝鮮戰爭，昔日的二戰歐洲盟軍總司令、憑藉“結束朝鮮戰爭”承諾而入主白宮的
艾森豪威爾總統就意識到了當時剛初步成型的“軍工複合體”對國家的潛在危害。在1961年的告別演說中，艾森豪威爾總統滿懷憂慮地告誡——
“我們已被迫創建一個規模宏大的永久性的軍事工業，350萬男女服務於國防機構，我們每年在軍事安全上的開支超過了美國所有公司的純收入。我們必須警惕“軍工複合體”有意無意所形成的不正當的影響力，而且這不當的權力配置的災難可能會持續下去。”
艾森豪威爾
特朗普對此也一清二楚。
從競選期間起，特朗普就高舉“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這面兩次世界大戰間孤立主義運動的旗號，不斷抨擊其前任們輕舉妄動、沒有必要地干預外部事務、捲入在國外的大規模軍事衝突，耗竭了美國資源。競選時，特朗普力主集中資源聚焦國內經濟建設，固本培元。
比如，2016年4月27日，在第一場面對共和黨精英系統陳述其外交政策理念的演講中，他是這樣說的——
“這些外交政策災難接踵而至……這一切都始於一個危險的想法：我們可以讓那些沒有經驗或者沒有興趣成為西方民主國家的國家成為西方民主國家”；
“與其他總統候選人不一樣的是，戰爭和入侵將不會是我的首個本能。沒有外交手段就沒有外交政策。一個超級大國明白小心謹慎和剋制才是力量的真正標記”；
“儘管從未在政府任職，我曾完全反對伊拉克戰爭，我對非常自豪，我多年前就一直在講，伊拉克戰爭將會使中東地區出現亂局，不幸的是，我是正確的。”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發佈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也定義了四項至關重要的美國國家利益——
保護美國人民、國土安全和美國的生活方式；促進美國的繁榮，首次提出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用軍事力量維護和平；戰略是為了推進美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但首先要在國內創造財富和保障權益。
應該說，上述所有這些主張，都體現了他減少在海外軍事幹預中耗竭美國資源的理念，倘若能夠切實全面落實，必定有助於削減美國貿易逆差。問題是，特朗普同時又主張大規模更新美軍裝備，提高軍費開支——這就不能不抵銷他上述理念主張的效果了。
2018年，全球國防費用將增長3.3%，達到1.67萬億美元的冷戰後最高峰。在這樣的增長中，美國一家軍費開支就獨佔40%之多！但2017年，美國的實際GDP僅佔全球15.40%。
這樣的格局，無論特朗普如何逼迫盟國提高防務開支貢獻，能夠持久嗎？有如此巨大的、消耗性的防務開支，對美國國民儲蓄、進而對其貿易收支的影響可想而知。
換言之，想通過貿易戰降低貿易逆差，特朗普總統找錯了靶向；不如先看看自己的軍費能不能削減再說。否則，緣木求魚。
文/梅新育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注：除特別註明來源者外，本文國際貿易數據均引自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庫）
閱讀更多 俠客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