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在醉駕入刑案件中，往往會碰到律師提出“公安機關採取扣留機動車駕駛證、檢驗血液的行為系行政強制措施”，進而會提起行政訴訟的方式去確認該行政行為違法並要求撤銷，從而認定該血樣所作出的檢驗報告不能作為刑事案件中的定案依據。
實踐中有被法院確認違法行為撤銷的，也有法院以“被上訴人在對上訴人提取血液後，已於當日對上訴人進行了刑事立案。如果因此提起行政訴訟的，是不屬於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範圍”為由拒絕受案的如：（點擊鏈接）浙江高級人民法院行政裁定書。
今天給大家分享的是，上海的判例，認為抽血行為是屬於行政強制措施，雖然有抽血過程違反了相關行政法規規定，但仍可以作為刑事定案的依據。
裁判要旨
危險駕駛罪中強制提取血樣行為暫時限制了被提取人的人身自由，且發生在刑事立案之前，屬於行政強制措施。公安機關在提取血樣過程中雖然違反了相關行政法規，但所提取的血樣作為證據使用不會對司法公正產生嚴重影響的，可以作為定案的依據。
案情
2016年1月21日21時許，上海某酒店使用的公共地下停車庫內，被告人夏堅棟飲酒後在車旁一名代駕的指揮下，駕駛小型轎車倒車時尾部撞上處於停止狀態的他人轎車而發生交通事故，整個過程正好被在酒店用餐完畢後至地下停車庫準備取車的被撞轎車車主裘某目擊。裘某在與夏堅棟溝通過程中，察覺夏有飲酒嫌疑，後因糾紛協商未果報警。代駕在雙方糾紛過程中離去。
裁判
上海市徐彙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夏堅棟明知飲酒後不能駕駛機動車，仍在公共地下停車庫等用於公眾通行的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並造成事故，經檢測其血液酒精含量高達2.28毫克/毫升，其行為已構成危險駕駛罪。遂以危險駕駛罪判處被告人夏堅棟拘役一個月，緩刑二個月，並處罰金2000元。
一審判決後，被告人夏堅棟不服，提出上訴。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後於2017年6月7日依法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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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
本案的爭議焦點主要在於危險駕駛罪中提取血樣行為屬於行政強制措施還是刑事偵查行為；公安機關在抽取血樣過程中違反相關行政法規的，所提取的血樣能否作為刑事案件定案的依據。
1.危險駕駛罪中，強制提取血樣行為屬於行政強制措施。
對於危險駕駛罪中強制提取血樣行為屬於行政強制措施還是刑事偵查行為，存在不同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強制提取血樣行為屬於行政強制措施。因為在強制提取血樣時暫時限制了被提取人的人身自由，符合行政強制法第二條關於行政強制措施的定義。
對此，筆者認為強制提取血樣行為屬於行政強制措施。根據刑事訴訟法及《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的規定，公安機關對於報案材料，應當按照管轄範圍，迅速進行審查，認為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時候，應當立案。對於在審查中發現案件事實或者線索不明的，必要時，經辦案部門負責人批准，可以進行初查。初查過程中，公安機關可以依照有關法律和規定採取詢問、查詢、勘驗、鑑定和調取證據材料等不限制被調查對象人身、財產權利的措施。公安機關對已經立案的刑事案件，應當進行偵查，收集、調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罪輕或者罪重的證據材料。
顯然，刑事偵查活動始於刑事案件正式立案，立案前公安機關根據查報的線索進行審查，可以採取不限制被調查對象人身自由及財產權利的初查行為。本案中，公安機關強制提取被告人夏堅棟的血樣是在刑事立案之前，因此並非刑事偵查行為，強制提取血樣因暫時限制了夏堅棟的人身自由，亦不屬於初查行為。此外，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的規定是在刑事立案後的檢查手段，進而本案亦不符合該條規定。
同時，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第一百零五條規定：機動車駕駛人有飲酒、醉酒、服用國家管制的精神藥品或者麻醉藥品嫌疑的，應當接受測試、檢驗。《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處理程序規定》第二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及其交通警察在執法過程中，為檢驗體內酒精、國家管制的精神藥品、麻醉藥品含量依法可以採取行政強制措施。結合在案交警支隊填發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強制措施憑證（格式文本）等書證，也都明確強制檢驗血液屬於行政強制措施。
2.公安機關在抽取血樣過程中雖然違反了相關行政法規，但所提取的血樣不會對司法公正產生嚴重影響的，可以作為定案的依據。
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規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在刑事訴訟中可以作為證據使用。同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六十五條規定：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經法庭查證屬實，且收集程序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也規定：收集物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換言之，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和查辦案件過程中收集的物證，只有在“收集物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三要件同時具備的情況下，上述物證才應當予以排除，不作為刑事證據使用。很明顯，“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是上述三要件中的核心要件。
但在案證據顯示，本案中公安機關在作出抽取血樣行政強制措施的決定時違反了相關行政法規規定，如未開具檢驗血液的行政強制措施憑證（該憑證註明作為現場筆錄使用），未告知被執法對象公安機關採取行政強制措施的理由、依據以及其享有的權利、救濟途徑，存有不當。但是，提取血樣的過程並未違反法律規定，公安人員根據現場情況對夏堅棟採取必要的暫時控制其身體的措施，未侵害其人身權利，對其血樣檢驗結果的真實性、合法性不產生實質性影響。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五條的規定，認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應當綜合考慮收集物證違反法定程序以及所造成後果的嚴重程度等情況。故此，本案通過行政強制措施收集的物證，應認定“不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即本案公安機關強制提取的血樣可以作為定案的依據。（作者單位：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上海市徐彙區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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